当前我国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

随着现代民主从代议制民主向协商民主、政治民主向行政民主的不断强化和转型,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成为现代民主的基石和核心。转型期我国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特征。传统政治文化、强势政府、参与制度缺失虚置、公民参与能力不足、社会组织发展滞后是制约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影响因素。推进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健康有序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建立健全参与制度、创新公民参与形式以及提升公民参与能力四方面通盘考量与践行,从而使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行、实化于能。     

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与民主发展的标准与尺度。在某种程度上，政治参与已经成为衡量一国政治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通过对当下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现状的分析，阐述了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路径建构。     

胡锦涛的公民政治参与思想

胡锦涛的公民政治参与思想是和马克思主义革命导师以及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政治参与理论一脉相承的。胡锦涛认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要广泛动员人民参加公共事务的管理,公民政治参与要和政治体制改革相适应,要提高公民对公共决策的参与度,发挥民主党派和社会组织在公民政治参与中的作用,要通过发展基层民主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通过发展党内民主保障普通党员的政治参与权。胡锦涛的公民政治参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参与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的集中体现。     

互联网公共论坛:政治参与和协商民主的兴起

协商民主是20世纪晚期在政治学界兴起的一种民主理论.互联网公共论坛作为一种立基于新传播技术之上的参与方式,打破了空间、时间的限制,增加了公民全面的参与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直接沟通的可能性.随着网络在中国的普及,中国公民越来越多地借助互联网来获取政治信息,通过互联网的公共论坛及时、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并且与政府发生互动.互联网公共论坛中的政治参与在"近似地"实践着协商性民主的理想,体现了民主的价值和精神.虽然互联网公共论坛还有待于规范,但这种政治参与方式在推动公民政治参与的广度、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政府决策的优化等方面,无疑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网络政治参与无序化及其对策探究

网络已成为现代社会公民政治参与的一般性媒介。它不仅扩大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深化了民主政治的内涵,而且推动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双向互动,对公民的自我完善与政府的公共决策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如果网络政治参与陷入无序化的局面,则导致将国家边缘化的倾向,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因此,建构理性的政治参与文化,是防止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无序化的根本之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积极推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使我国公民政治参与取得巨大进展:公民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主动性参与明显增多;基层民主快速发展,公民政治参与规模显著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程度逐渐加深,获得了更多的选举、决策、管理、监督等权利;公民政治参与渠道日益增多;公民政治参与的规范化、制度化程度有所提高.     

一种新的对话思考:公众参与政策制定的路径探讨

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作为公民政治参与的一种重要形式,是实现社会政策公平的重要保证,对于民主理论与价值的发展至关重要,传统公共决策系统的弊端和决策者的官僚主义习气以及公众自身因素的影响,导致了我国社会政策制定中公众参与的缺失.因此,本文努力探索有效的参与途径,建立有效的对话机制,消除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障碍问题.     

论政治社会化视野下的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是现在民主政治的核心和民主发展的标准和尺度。一个国家的政治参与程度,反映着这个国家的民主发展水平。政治参与作为公民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媒介和实现方式,对推进政治社会化和实现政治民主化具有关键作用。当前,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已经有了很大发展,继续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发挥其政治社会化功能,对于实现我国政治民主有着重要的意义。为此,不仅要继续完善公民政治参与机制,而且需要改进我国的政治社会化,以推动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发挥政治参与的最大效用。     

公共决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制度建设 ——以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处理发电厂冲突为例

公共决策贯穿政府公共管理过程的始终,公民参与决策的程度关系着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近年来我国公共决策过程中公民参与缺失,导致公共决策的合理性与科学性不足,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引入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处理发电厂冲突事件,分析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     

陕甘宁边区社会治理中的妇女参与及其当代启示

公民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公民参与的规模、程度和有效性成为人们判断一个国家民主水平状况和现代化程度的核心指标之一,而女性地位的特殊历史发展历程使女性公民参与更深刻地体现了现代民主的内涵与本质。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发展成为民主进步的模范农村抗日根据地,这与边区妇女的广泛参与密切相关。妇女参与陕甘宁边区的各项具体工作,不仅推动了边区的各项建设,更为当代妇女参与社会事务提供了借鉴基础,现实意义深远。     

论网络环境下政策制定与公民参与

在网络化时代,网络将成为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重要渠道。网络增强了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为公民参与政策制定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手段,推动了政府与公民的直接互动。在网络环境下,应着重围绕提高政府和公民的网络素质,建立面向社会的现代化的政策信息网络系统,以加强网络参政的法制建设等提高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广度和深度。     

公共政策制定中大众媒体对公民有序参与的影响

扩大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有序参与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必然要求。大众媒体与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有序参与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这种关系是非线性的,既可以制约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也可以促进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大众媒体直接影响着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动机、参与方式以及公民有序参与的范围、质量和效果。     

地方政府推进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实践探索

以公民参与理论为核心的民主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在基层自治组织平台下协商管理社会事务,促进基层政府的开放性和民主化,对于推动地方治理创新和公众参与均有重要意义。通过选取两个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创新的案例,分别分析“民主恳谈”和“议事会”对基层民主治理的启示。应加大政府向社会赋权力度,建构多层次的基层民主参与结构;推进基层民主组织监督平台的发展,赋权公民参与的动力原点;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基层民主治理,发挥其他组织的积极作用,以期实现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程序化和常态化。     

论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代表遴选机制

公众有序政治参与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政府决策领域的公众参与取得一些进展,但不足之处相当突出。公众参与政府决策需要在公众中遴选代表,但是代表遴选程序缺乏公开性与科学性,遴选的代表参与能力较弱、专业性不强,遴选的代表“政府化”倾向严重,代表遴选过程的监督机制不健全。完善公众参与代表的遴选机制,需要拓宽公众参与的信息公开渠道;健全参与代表的遴选制度;建立遴选代表的培养体制,提高遴选代表的参政能力;完善代表遴选的监督机制。只有立足于完善的代表遴选机制基础上的公众参与,才能满足公众的维权需求,提升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我国公民参与的形式与秩序

转型期中国公民参与,不仅包括为了影响公共权力的行为,还包括因受公共权力侵害而捍卫自身权益的活动。参与形式可分为政治领域中的间接参与和直接参与、公共领域的民主参与、公民的自治性参与,这些形式各有其优势同时也凸现出局限性,需要新的形式来补充。因此,应正视现实参与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力求避免制度化环境延展不足而产生的“溢出现象”,尊重公民权利和提升公民参与能力,构建有序的参与环境,培育社会的公共信任,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向前发展。     

选举舆论对基层政府体制改革的影响

村民选举将票决体制带入乡村,使民意在乡村权力的再分配与权力控制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现代传播环境下,村民选举不可能是孤岛式民主,村民选举所产生的民主舆论,必然唤醒更多的中国人对未来政治体制的探索。当前选举舆论在乡村社会得到不断扩散,对基层政府行政产生着重大影响,基层政府在执政理念上更加尊重公共舆论,更加重视让公民参与决策。     

我国行政执法中公民参与的现状及其完善

公民参与行政过程是现代民主行政学公正行政的基本要求和具体体现,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有效途径。我国行政执法中公民参与的现状不容乐观。政府摒弃特权思想,公民提高参与意识,加强相关立法,健全参与机制,完善法律责任和救济措施,是推动行政参与制度发展的有效途径。     

论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道德能力

现代化的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是指公民作为国家的主人,自主决定公共政策的议题、程序,通过国家的力量实现对公民社会的自治,这种参与要求公民具有理性的自我认识能力、基本的正义感能力以及形成合理的善的观念的能力作为前提.公民的这些道德能力的形成的保证是公民拥有参与公共活动的基本财富与公民社会和法治秩序基本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