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家族企业、关系网络与代际传递

在家族企业中,作为一个持续过程的代际传递,既有有形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的传递,也有无形的关系网络的传递。无形的关系网络这种作为家族企业的一项重要资源,在其传递过程中,一方面创业者将关系网络这种社会资本渐进地传递给下一代继任者;另一方面则是继任者将自己的关系网络与创业者关系网络不断地整合。而这种关系网络传递的顺利与否,与企业的绩效密切相关。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关系网络异化研究

家族企业即使顺利完成所有权和控制权的代际传承,网络关系异化问题仍有可能导致其无法达到预期目的。关系网络的社会性、不可复制性和重构性是导致关系异化的诱因;网络密度、网络中心度和网络关系强度对关系异化产生影响。据此,提出了关系网络结构与代际传承关系网络异化概念模型,为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双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代际传递与代际反哺

正向代际传递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社会化传承的主要方式之一,而代际反哺则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新理路。正向代际传递通过榜样学习、交流相通和满足基本心理需求影响子代的文化认同与共同体认同;代际反哺是子代对亲代的反向影响,亲代通过对子代能动性感知、信息评估以及亲子关系目标赋能过程进行意义建构,形成逆向反哺助推。正向代际传递和代际反哺同样具有时期差异和效应差异,双向传递路径相辅相成、动态传递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代际传递双向路径。由此,进一步研究应基于共享文化符号,关注有效提升代际反哺效应的策略,确保自下而上精准化铸牢共同体认同感,并通过动态纵向追踪构建双向代际传递的良性回路。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二代继承人异质性与ESG绩效

党的二十大强调经济发展方向要由速度、规模向质量、效益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我国家族企业正面临着跨代延续的关键时期。基于2012-2021年我国沪深两市家族企业数据,对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与ESG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与ESG绩效正相关,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会促进企业ESG绩效;家族企业二代继承人异质性对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与ESG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当二代继承人具备绿色经历、海外背景和政治身份时,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对ESG绩效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从家族企业代际接力的研究视角切入,探索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和ESG绩效之间的关系,对丰富家族企业行为决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创新——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研究

我国家族企业陆续进入代际传承高峰,在国家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背景下,应对传承和创新的双重考验已成为当前家族企业发展的重要议题。受社会情感财富影响,处于代际传承中的家族企业往往表现出较低的企业创新水平,这对家族企业的发展构成了阻碍,而风险承担水平在此间起到了中介机制的作用。进一步的调节效应分析表明,社会责任承担弱化了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也弱化了风险承担水平在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创新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家族涉入强化了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也强化了风险承担水平在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创新关系中的中介效应。     

家族企业权力传承的规划设计研究

家族企业权力传承既是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由上一代传递给下一代的过程,同时也是家族财产、声誉和社会地位的传递,关系到家族企业的持续发展乃至生死存亡。在“予承父业”的主流模式下,家族企业谘须对权力传承所涉及的继任者选择、继任者培养、权力交接的最优时机设计以及老一代家族企业主的退出等问题进行科学的规划设计。为推动传承规划的顺利执行,家族企业还应在确保传承规划设计的正式性和规范性的基础上,建立有利于权力传承的协调机制,密切关注各利益相关者的反应并充分考虑到家族精神和企业文化的传承的重要意义。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研究

选择和培养好家族企业后继者,是家族企业长远发展的关键。本文分析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层次和意义,从家族成员、非家族成员和职业经理人三方面分析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授予对象,并做出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方式与企业绩效、选拔维度、企业发展阶段三个方面的关联分析。     

企业家社会资本与家族企业跨代创新——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研究

本文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探讨了企业家社会资本对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创新的情境效应及其作用机制。以江苏、广东等地354份家族企业为样本，研究结果显示：以约束型社会情感财富为主导的代际传承抑制了家族企业创新；企业家社会资本可以削弱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创新的负向影响；对处于代际传承中的家族企业而言，创新意愿在企业家社会资本和家族企业创新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为探索社会资本理论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融合提供了新思路，在回应当前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创新关系理论研究悖论的同时，有助于家族企业提高代际传承中的创新水平。在实现个体企业“基业长青”的同时，服务于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有效实施。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人培养问题研究——基于顺德民营家族企业的调查

长期以来,代际传承问题一直是世界家族企业研究领域的首要问题。而随着开创了经济奇迹的第一代创业者逐渐老去,中国家族企业也即将迎来以代际传承为主的传承浪潮。在此背景下,文章以佛山市顺德区200家民营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从顺德民营家族企业传承的现状、代际传承人的拟定和培养等方面进行实证研究,探讨家族代际传承人的培养问题,从代际传承人的学校教育、能力培养、后续教育及圈子建立等方面提出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建议。     

越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权威的散失与重构

目前,越商家族企业进入代际交替时期.对家族企业传承的实践观察和学术研究都表明,换代引起的权威散失是传承失败的重要原因,要实现成功传承,就必须完成继任者权威的有效重构.在对家族企业的权威体系做出理论刻画的基础上,分析了代际传承中权威散失的原因,而后基于越商家族企业样本对越商重构继任者权威的方法进行了系统分析,最后给出越商家族企业重构继任者权威的策略建议.     

遗产税:我国家族企业调整产权模式的推动力

按照国际惯例,政府征收遗产税主要针对高收入群体。目前,家族企业主是我国最富有的群体之一,在我国家族企业现有的继承管理特征条件下,开征遗产税会导致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时大量的财产外流,维护家族财产的企图会推动家族企业调整现有的财产集中在一人名下的产权模式,成立家庭财产委托机构,以家族合伙产权模式达到延期缴税保持财产的目的。     

产权视角下家族企业融资模式研究

从产权角度出发,研究家族企业融资结构问题。以家族产权、财务资本产权和人力资本产权为基础构建家族企业产权治理的动态模式,分析家族企业产权治理模式的演进,那么初创期宜采取家族产权主导治理模式;成长期宜采取家族产权与(职业经理)人力资本产权协同治理模式;成熟期宜采取家族产权、(外部)财务资本产权、(职业经理)人力资本产权协同治理模式。家族企业融资应该是"家族资本"、"员工资本"、"社会资本"三位一体融资模式。     

家族商号传承与治理制度的演变——-以胡开文墨业“分产不分业”为例

“诸子均分”的继承传统常被认为是造成中国家族企业“富不过三代”的重要原因,但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并不乏长寿家族商号。基于史料,通过从制度层面深入分析延续近两百年、实现家族内部数代传承的胡开文墨业案例,可知“分产不分业”的继承模式是胡氏家族商号实现数代传承的重要原因,这种传承模式是在资本诸子“均分”的前提下,商号的经营实行“不分”,实际上实现了家族商号的“单传”。这种传承模式在明清商人家族中并非个例,其形成有着制度和非制度两方面的因素。“分产不分业”本质上在产权层面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一定程度上的分离,进而促进了合伙制和聘用代理人等有利于传承的制度的形成,这是历史上中国家族企业现代性的体现。     

论家庭信托的历史发展及其当代价值

家庭信托是最早的一种信托形式,是人们运用用益方法处分土地这种家庭财产的产物。在用益制的结构中,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三者之间关联互动,构成土地用益关系的基本要素。在用益制发展的早期,普通法只承认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土地转让行为的法律效力,但受益人与受托人之间的用益关系仍属道德调整的范畴。衡平法兴起之后,才逐渐将受托人与受益人之间的关系界定为法律关系,后又以判例形式确认了“双重用益”的有效性,家庭信托由此产生。基于信托的财产隔离功能,设立家庭信托的家庭财产与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的其他财产相区隔,避免了财产混同和损失。家庭信托早期主要用于家庭财产安排,而在当今社会的价值则体现在家族财富和事业的传承上。土地财产管理是家庭信托的一种原始基础功能,信托机构可将其应用于我国家庭土地财产的管理。     

律令制下唐代妇女的法律地位

受传统的封建"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唐代妇女的法律地位十分低下。在政治方面,她们没有参加国家科举考试的权利和参与对国家管理的权利,甚至连最基本的接受国家学校教育的权利也没有;在经济方面,除寡妻妾外,她们没有土地的分配权,不是国家均田制上受田的民事法律主体,在家庭财产继承方面,其继承权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在婚姻方面,她们不但没有自主决定婚姻的权利,甚至连离婚的自由也没有;在人身权方面,其人身安全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低下,每当遇到天灾人祸时,妇女这一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便首当其冲地遭到摧残。     

家族企业代际承续创新发展研究

家族企业保持长久繁荣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能否成功地选拔和培养接班人。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企业发展的日益规模化、专业化、知识化,那种家族成员继承式的管理运作模式已不再是最佳的选择。在对国内外三种不同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模式的利弊及其路径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试图结合中国的国情从中找出一种适合中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创新模式,以推动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汉代家庭继承制度的社会史考察

汉代家庭的形态无疑与家庭继承制度有很大关系。在诸子均分家产的继承制度下,汉代形成了以个体小家庭为主的社会结构,也存在一定数量的与父母或未成年弟妹"同居"的家庭,已婚兄弟同居及数世同居的大家庭为数极少。争讼与让财是汉代家产继承中两种相对的现象。宗族亲戚和乡里在家产继承事务中起重要作用。在家庭财产继承关系上,公权力的干预让位给了乡里的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说,汉代社会是一个乡里社会。在家庭继承关系上,汉代家庭女性虽具有一定的继承权,但女性的继承权还是受到限制。宗祧继承的观念对汉代家庭继承关系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家庭农场治理的法人化进路与现实选择

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市场主体并未上升至法律概念。其法人化治理模式是当下农地产权明晰、土地流转频率加快背景下发展集约化、现代化家庭农场的适宜选择。家庭农场资产构成种类较为单一,以家庭承包土地或通过入股、转包等方式受让的流转土地为主;农户家庭成员和家庭农场成员是2个独立的概念,家庭成员成为家庭农场成员除了应当具备当地规定的户籍等特定条件外,还应遵循自愿原则;家庭农场以家庭经营为主,但不排斥外来投资。在构筑法人化治理模式时,尤其是在表决权上,宜将家庭农场中家庭成员与非家庭成员的股东权利区别对待;在机构设置上,非家庭成员股东不宜以董事身份参与农场日常经营,但可作为家庭农场监事或由董事会聘为高级管理人员。     

家庭农场：基于村庄内部的适度规模经营实践＊

文章梳理了技术效率派和制度环境派对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的研究,提出回到村庄内部视角看待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的确定。结合松江家庭农场调查经验,指出村庄强大的集体制传统、基于村落成员权的土地福利分配、形式平等与事实平等兼顾的村庄大公平观等与政府、市场共同建构了家庭农场适度规模。对家庭农场的整体性认识和政策制定均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