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全球化:预设、反思与展望

法律全球化的本质属性是法律属性和全球属性,法律趋同论、法律国际化论、法律多元化论在这两个属性上都不完备。国际社会并非统一的法治社会,而是基于自治自律的治理模式的社会。法律全球化并不客观存在,未来能否实现由世界结构的变化决定。经济全球化与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世界政治结构之间的矛盾,要求寻找法律全球化以外的实现全球正义的道路。     

新的全球秩序何以可能

可以把马克思的社会转型理论加以推广 ,用来说明全球化过程。这一理论认为 ,在民族国家范围内 ,市场经济的兴起导致人们的社会关系从直接依赖类型向间接依赖类型的转变 ,并导致能提供统一的法律秩序和采取民主政治形式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把上述社会转型理论推广到全球社会范围内 ,就可以把经济全球化理解为全球市民社会的兴起 ,而这最终将可能导致全球范围内统一的法律秩序和民主政治的建立。当然 ,达到这一点可能需要经历一个非常曲折而漫长的历史时期。     

关于法律和全球化研究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

本文论述了法律和全球化研究中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全球化仅限于经济领域还是也包括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中国如何对待法律移植;中国如何对待国际条约;全球化是否意味着非国家化、去国家化,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关系;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应该如何看待各个国家的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     

法律文化现代化途径略论

法律文化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基本要素 ,是构筑法治社会的前提和基础。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现实孕育的中国当前法律文化本质上仍然属于传统法律文化范畴 ,虽然它在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它在整体上无法创生现代法治 ,许多方面甚至成为现代法治的反向力量。要实现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 ,必须摒弃传统法律文化的阻滞因素 ,理性移植西方法律文化并加以本土化。同时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实现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 ,营造市民社会 ;公平立法 ,严格守法 ,公正司法 ,树立法律信仰 ;强化法制教育和普法宣传工作。     

社会主义法治“信仰”的演进理路与生成逻辑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经历了三次法治目标的飞跃。“法律信仰—法治信仰—社会主义法治信仰”的演进理路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过程中从现代国家建构到普遍法治建设再到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进程中国家经验积累和政治认同的结果。法律信仰体现了现代国家建构中国家规范的核心地位,法治信仰从价值维度、目标维度和实践维度三方面对法律信仰实现了超越,社会主义法治信仰以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理论逻辑、文化传统和文化自觉的历史逻辑以及坚持党的领导的实践逻辑来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社会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和未来期待。     

对土耳其反全球化运动的交叉阅读及其他:政治文化的形成

自1999年西雅图示威以来,在世界范围出现了一股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浪潮。这一运动开始是标榜为“反全球化”,后成为“另类全球化”,并发现其原则在地方和世界范围受到其他抵抗群体越来越多的响应。在土耳其诞生的另类全球化运动就是一例。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土耳其社会运动的国家政治文化及其与土耳其另类全球化的关系,和这种国家文化与产生于世界社会论坛的、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政治文化的关系。我们将考察实验一种全球化社会和政治斗争观念的不同政治文化的互动。以土耳其作为一个模型,我们将分析地方、国家和世界社会论坛所提出的计划之间的联系。通过研究土耳其抗议群体在另类全球化背景中的历史,通过描绘这些群体参与社会论坛的轨迹,我们还将考察这些反抗群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产生的共同效果;随之产生的知识和组织形式的转移,以及与它们的不同政治文化相联系的具体的行动剧目。     

城镇化与城市治理变革:分权化和全球化的视角

城市政治的研究范式中,分别形成了精英论、多元论、成长机器、政治实业家等不同理论范式。这些理论范式有各自的经验支撑。对于处在转型期中国城市而言,市场经济的确立使得城市政治也呈现自己的发展路径,而以上理论范式也在中国城市成长中一定程度的验证,其中城市的财政分权是重要的内部推动力,而国家推进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加速这一过程。对于城市治理发展的外部因素来讲,全球化把全球城市的概念提上了重要研究议程,全球城市治理方式也在中国特大型城市发展经验中得到了展现,从而推动中国城市治理变革的发生。     

浅析传统法治的内涵缺陷与现代法治的理念更新

传统意义上的法治理论强调规则之治，突出国家法律体系的完备和国家司法机制的运行．以及政治国家对市民的统治。现代的法治更注重正式的法律治理，规则之治与非正式的社会调整机制相互协调发展，以及社会民众在法治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立法的影响及其对策

经济全球化既是指一种经济现象,又是指一种文化现象、政治现象,是以经济为先导的生态、政治、文化的全球性整合运动。单纯从经济上看,是指生产资源的配置已经越出民族国家的范围,在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经济全球化发展促进全球交通网络、全球通讯信息网的形成,不同国家经济基于比较优势的相互补充、相互依赖关系更加紧密,全球科技、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更加深入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法律现象全球化。这必将加速国际立法,加速国与国法律的融合。从我国立法情况看,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及时研究立法发展战略,未雨绸缪,…     

法律拜物教批判: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的一种解读模式

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的独特性在于它是"法律拜物教批判",是批判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法治理念及资本主义社会法治实践的法律理论,这是英国分析法学家柯林斯的基本结论,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独特性以及把握它的当代价值具有启发意义。法律拜物教把法治看作为不可质疑的教义或必须信奉的原则,看作为国家的最优结构和终极理想,相信依靠法治,权力得到制约,权利得到保障,社会就会成为公平正义的社会。马克思主义法学不是停留在对法律表面功能的认同上,而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下,从整体社会形态的宏观视角出发,以一种冷峻的眼光审视现代社会流行的法律理论、法律观念及法治实践,为法治进程的未来推进提供了独到的见解。     

中国共产党先进法治文化建设的实践和经验

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先进法治文化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得到良好传承,民族法治文化与国家制定法有机融合,红色法治文化深入人心,现代法治文化不断发展完善。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在当代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保障民族团结和谐稳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地方法治建设,弘扬红色法治精神,传承红色传统法治文化,促进国家法治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公平、正义法律价值追求,是先进法治文化建设的经验。形成在传承中不断发展的先进法治文化场域,发挥好先进法治文化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构建新时代多元化中华法律文化体系是先进法治文化的发展趋势,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法治智慧。     

西法东渐与学术自觉:中国移植外国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自清末修律以来的中国法律和法学的百年发展,始终处在一个不断学习、借鉴、吸收、消化外国法律和外国法治经验的进程之中。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中国移植外国法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法律移植的可实现性、法治建设的"本土资源"以及法律全球化理论等主题方向。原本来自外域的法律已然成为现代中国法不可分离的主体部分,这体现在法律观念、法律体系、法律制度、法律原则、法律概念和术语、法律规则、法律教育、法律职业、立法和司法制度等广阔领域。通过梳理中国法律移植的历史与学术脉络,可以总结出若干重要的研究结论与学术共识,一国法律的现代化既应立足于本国的法治实践和本土资源,又吸收其他国家法律与文化的有益成分,如此兼容并蓄,才能实现法律文明和人类事业的总体发展。     

阿尔特胡修斯国家理论的逻辑探究

阿尔特胡修斯作为人民主权学说以及联邦主义思想的初创者,他对近代西方政治与法律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但其国家理论却没能得到足够的重视。人民主权、契约与联邦主义是阿尔特胡修斯国家理论的三个核心要素,基于对三者逻辑关系的阐述,阿尔特胡修斯修正了博丹的主权理论;他结合“共生关系”理念,为人民主权下的现代国家建立了稳固的政制基础。阿尔特胡修斯的国家理论捍卫了人民的主权,其双重契约建构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法治基础,为现代公法理论框架的建构作出了突出贡献。阿尔特胡修斯是近代人民主权与法治思想的先驱,其国家理论是深入理解现代公法框架的重要资源。     

全球化和政治哲学

在全球化迅猛进展的新时代,作为哲学研究的基本范畴的时间—空间概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政治哲学也面临着全新的问题。这表现在,在全球化时代现代的民族—国家强调的主权、自治观念承受着来自民族内部和外部的多个方面的压力。它的功能也部分地被一些跨国的非政府组织所承担。全球化时代中的公民身份具有了新的文化多重主义的特征。法律的效力和可靠的保护问题需要一种加强了的政治机构,维持世界秩序的一种新的全球管辖机制有待发展。全球化时代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同以往相比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全球化的新时代,政治哲学和政治哲学家要担当起全新的研究任务,而不是在传统的政治模式中滞步不前。     

达尔文主义和现代文化范式的变革

文化的发展可以借助库恩的范式理论得到解释 ,文化范式的变革具有不同于科学范式变革的特点。达尔文进化论是近现代工业革命、早期资本主义精神、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 ,在现代社会各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理论原则逐渐成为现代文化范式 ,取代了中世纪的宗教信仰范式。现代社会的发展蕴涵了现代文化范式的危机。文化范式的产生、反常、危机、变革体现了文化发展的规律。     

现代国家认同与国家权力合法性分析——兼与徐勇教授商榷

现代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建构的意图所在,亦是国家权力合法性不断得以强化的必然产物.本文提出现代国家权力合法性的现实依据来自于主权和三种国家特性(民族文化正当性、政治法律正当性、社会经济正当性).中国的现代性建构进程尤其要注重民族文化正当性的建设和维护,在政治法律正当性和社会经济正当性上也有若干问题需要澄清.     

全球化时代的正义诉求

我们正处在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是发生在人类社会后工业化进程中的一场再次脱域化的运动,它与近代早期资本主义世界化是完全不同的.在近代工业化进程中,人类建立起了民族国家,社会正义的全部思考也都是在民族国家框架下展开的.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框架提出了挑战,意味着民族国家框架的解体.所以,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面临着社会正义重建的任务,需要建立起一种与全球化历史趋势相适应的全球正义.在现阶段,全球正义需要以民族国家既有正义原则中的那些一致性部分为基础去加以建构.同时,全球化所造成的社会异质化的事实也需要得到尊重,因而,承认与包容差异又是全球正义得以建立的基本途径.而且,承认和包容差异本身就构成了全球正义的基本内容.通过承认和包容差异,还能够实现文化融合的目标.全球化将为人类带来这样一种生活空间:那就是由文化多元化与文化融合两个维度构成的共同体生活框架.     

范式转换中的现代法律——以哈贝马斯的程序主义法律范式为切入点

对于法律规范的理解,既可以从法律理论的内部视角出发把法律规范理解为法律体系中的具体内容,也可以从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视角出发把法律规范理解为某种法律文化的产物。这就涉及对法律规范的"前理解",即特定法律规范所在社会中那种默认的社会观念(法律范式)。在对从资产阶级形式法到福利国家实质法范式转变的历史过程考察的基础上,哈贝马斯指证了"程序主义法律范式",试图为现代法律的反思性自我理解找到一条新的出路。     

论哈贝马斯的世界市民社会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市民社会理论是哈贝马斯普遍性政治哲学之创构的焦点。哈贝马斯界定和讲述世界市民社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与他界定和讲述市民社会的方式相重合,但由于涉及不同的语境和问题,这两个概念在外延和内涵上存在诸多殊异。具体地说,在世界市民社会的理论框架中,哈贝马斯主要凸显的是全球化语境下民族国家及其同时链接到的主权、人权等问题,是要求在世界公民的视野中进行全球治理,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全球化削弱民族国家权力从而使民族国家步步走向消亡之论断的一种辩护,这些内容在他之前讲述市民社会时未曾论及。世界市民社会理论即便有一定范围内的经验作为支撑与验证,在涉及民族主权、人权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时,它却经不起精察洞问的考量与推敲,因而必须受到质询。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建设法治国家的启示

一个国家或是民族的法律文化，一般是指这个国家或民族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积淀下来的法律价值观，以及将这种价值观予以社会化的方法。所谓传统法律文化，就是指的那些能够穿越历史时空，超脱于经济基础，至今仍对社会法制产生重大影响的那部分法律文化。本文就是在当前我国“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运用历史的研究方法，试图通过对历史上主流的法律观念和法律文化的解读，寻求对我国法治建设的一点启示。最后，笔者得出结论：还原历史，尊重历史，传统法律文化对我国的现代法制建设仍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