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军最高统帅部对"霸王"行动的抉择和分歧

诺曼底战役前夕,欧洲盟军最高统帅部就战略空军在"霸王"行动中的任务和作用展开争论,制定并完善了"轰炸战略"决策.关于"铁砧"行动的取舍所进行的争论深受英美两国战略分歧的影响,使最高统帅部未能作出最佳决策.艾森豪维尔对诺曼底战役后的进攻战略虽有规划,但未能进行讨论,从而埋下了未来争论的种子.     

个体主义与世界秩序

关于世界秩序的争论实际上就是关于国内秩序争论的延续,两者说到底涉及的是同一个问题,那就是究竟应该赋予集中决策或分散决策和市场多大的权力?权力通     

集体意向与博弈论

个体之间形成的集体意向引起了集体行动.但仅用个体意向间结成的特定关系来解释集体意向是不够的,还需说明个体在不同选择面前为何愿意调整自己的个体意向去参与集体行动,而不是选择单独行动.通过对个体决策过程的分析,认为集体意向是个体在博弈过程中实现的均衡状态.实现均衡的同时,个体之间也产生了交互知识,并构成了集体意向的内在结构.     

对罗尔斯宣言的一种解读

罗尔斯所致力于的,不是经验地描述既有的制度允许或是不允许哪类行动,不是把任何给定的制度或行动当作现成的正义模型然后再对其他制度和行动予以解释和评价。罗尔斯关注的,是如何为制度正义、行动正义、动机正义乃至人格正义的结构内容和它们之间的结构关系提供合理解释和规范辩护。因此,当罗尔斯在他正义之思的开篇宣言里重点提及制度的正义问题时,他一定不是在漠视行动正义、动机正义或人格正义。相反,当罗尔斯强调正义的首要主题是社会制度时,他一定有更深的理由认为:要首先对关乎社会制度的社会正义进行建构式理解,才能更深地洞悉人的正义(行动的、动机的、人格的正义)。     

社会科学中的还原论与整体论:分歧与互补

在社会科学理论中一直存在着还原论和整体论的分歧.社会还原论认为社会现象的说明必须诉诸于个体及其行动的微观分析,并提出理论还原的目标及纲领.社会整体论则认为社会现象及其理论只有诉诸于制度、文化等整体性因素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各种科学研究和社会解释的实践表明:二者各有合理之处,不可偏废;其分歧可以用“功能结构可以还原,功能意义不可还原”的互补框架予以调和.     

理性行动与自我理论--从微观／宏观问题视角重读科尔曼

理性选择理论试图将经济学范式引入社会理论建构,在借鉴经济学对于个体行动的基本假设基础上,集中讨论微观层面的个体行动如何过渡到宏观层面的系统行为。针对基于经济学假设的理性行动模型的缺陷,科尔曼提出自我理论,通过讨论个体的社会行动决策过程,为解决社会学理论中经典的结构与能动关系,即微观／宏观问题中的宏观到微观过渡问题奠定了基础。科尔曼的自我理论是对社会研究的本体———个体进行理论建构的尝试,这正是当前社会学理论的全新趋势。     

社会资本理论对社会学方法论二元对立的消解

社会资本理论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和解释范式,消解了社会学方法论中的整体和个体、行动和结构、微观和宏观之间的二元对立.它强调关系的首要地位,反对整体论或个体论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先在性,从而超越了整体论和个体论的二元困境;它既承认社会结构的制约性又承认个人行动的能动性,强调结构和行动之间的辩证关系,克服了两者之间的对立状态.社会资本理论把社会资本区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分析层次,强调它们之间的连续性,避免了宏观理论和微观分析的二元关注.     

历史观是历史学的根本问题

历史学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这个问题既是20世纪中外历史学家关于历史学性质争论的核心问题,也是20世纪历史学中关于历史评价方法讨论的重大问题.我们认为,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以下两个论题:第一,历史学要成为科学,需要不需要历史解释?第二,在历史学的解释中,历史观处于什么地位?深入探讨这两个论题的内涵,将会有助于人们对历史学的进一步理解.     

论马克思主义关于制度的一般理论

马克思关于制度分析的理论在逻辑上由两个层次构成:一是关于制度分析的理论前提,分别阐述了关于制度分析的总体解释框架、分析的逻辑起点和分析的核心环节,从而为制度分析提供了一个总体的解释框架和两个不同层次的基本理论支点,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制度研究结构。二是关于制度的一般理论分析,分别阐述了关于制度的产生及其静态结构、制度的动态变迁与演化,以及制度产生与发展的差异性、多样性问题,从而系统地解释了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宏观体系等基本问题,形成了一个关于制度现象的完整的解释体系。这一体系对于具体的制度分析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突破二元对立困境的社会资本理论研究——评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的理论视野

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从理性选择出发,在行动与结构的互动、微观与宏观的连接、个体与整体的同构中,建立了强调差别、选择和建构,突出实践、社会网络和制度场域的具有鲜明观点的社会资本理论,突破了社会学方法论的二元对立困境,为社会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成为一个新的解释范式。     

突破二元对立困境: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

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从理性选择出发,在行动与结构的互动、微观与宏观的连接、个体与整体的同构中,建立了强调差别、选择和建构,突出实践、社会网络和制度场域的具有鲜明观点的社会资本理论,突破了社会学方法论的二元对立困境,为社会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成为一个新的解释范式。     

结构化理论视域下空巢青年孤独现象的形成与调适以安徽省合肥市H小区为例

空巢青年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应运而生的新群体，空巢青年群体的研究对个体精进、社会发展、国家强盛都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以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为基础，构建“个体行动——社会结构——结构二重性”的分析框架，通过个体行动的例行化、区域化与社会结构中资源（配置型资源与权威性资源）的缺失、规则（支配型规则与表意型规则）的缺失以及相互作用解释空巢青年孤独现象的形成逻辑，并在此基础上从磨砺内力增强个体行动能力、借助外力强化社会关联及社会工作介入的相互接力促进个体行动和社会结构的正向互动三个方面尝试性提出调适孤独的建议。     

农业的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学术争论与价值意涵

长期以来,资本主义在农业生产领域所遭遇的障碍问题,尤其是小农经济的存续,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地位遭受质疑。曼和狄金森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通过论述农业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的非一致性问题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辩护。此后围绕农业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这一议题,穆尼等学者与曼和狄金森进行了争论。文章以曼和狄金森的核心文章为切入点,系统梳理了这一争论的学术渊源、核心观点、分析框架及理论基础。回顾这一学术争论过程,围绕经典议题争论背后的新韦伯主义研究范式转向,对中国农业社会学有重大的启发意义。新韦伯主义范式强调从社会文化传统的角度去理解农业,并在具体分析上兼顾马克思宏观的政治经济分析与恰亚诺夫的微观个体行动,对于把握当下中国复杂多样农业转型与社会变迁具有借鉴意义。     

当代中国纠纷解决习惯法研究的知识理路及反思

对共同体内个体的行为期待,以及建立在行为期待基础上的规范期待,是区别于天命秩序、自然秩序而由人借助自己创造的秩序来解决自身秩序问题的一个主体性展示。共同体的接续发展中纠纷的解决建构了秩序,也建构了法,而纠纷的地方性在规范自身的同时,规范本身的地方性亦被构建。不同社群在生活意义的创造和社群团结的拿捏之下基于“稳定行为期待”的目的,创造了种种纠纷解决的默会知识,并通过法之社会创造得以在所在社群场域中行动自我,这构成了不同文化屋檐下人群的常规性交往逻辑及其规范世界、知识世界和意义世界。既有研究在知识理路方面就这些习惯法的制度脸谱、规范构造、结构义理等进行了丰满的展示。应避免从规范到规范的一种干巴巴的理解,明白纠纷背后流动的关系距离、知识话语、行动策略等认知差异及这一差异决定的对规范的选择、遵守、解释和再解释,进而从文化意义的完整性方面去理解不同文化下的人群所嵌套的关于什么是纠纷、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秩序、什么是法,乃至面子、尊严等知识谱系及其象征体系和信仰体系,才能为法的社会有效性寻找一种根基。     

对外话语如何“以言取效”

建设卓有成效的国家对外话语体系需要思考如何"以言取效",即如何运用语言影响其他国家的决策、行为和观念。为此,本文提出"语言权力"的概念,认为国家不仅可以运用物质权力达到战略目标,也可以通过发挥语言权力"以言取效"。语言权力可以通过四种逻辑机制发挥作用,包括后果逻辑、恰当逻辑、修辞逻辑和争论逻辑,分别适用于目的行动、循规行动、戏剧行动和争论行动。而有效发挥语言权力还须满足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说服三诉求——人格诉求、情感诉求和逻辑诉求。本文通过深入探究语言权力的概念和逻辑机制,以期推进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理论研究。     

旅游消费的社会学解释:传统与前沿

随着西方国家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者社会的转型,旅游消费已发展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种基本需要.社会学家关于旅游消费现象的研究提出了旅游消费的本真论、享乐论、日常实践论、文化宰制论和制度激励论等代表性解释.其中,"本真论"和"享乐论"从微观视角解释了旅游者个体的不同体验,"日常实践论"从中观视角解释了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之间动态的互动过程,以及对旅游者的日常生活世界产生的影响;"文化宰制论"与"制度激励论"则从宏观视角解释了旅游消费的社会分层机制和外部激励因素.这些观点对分析转型中国的旅游消费现象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探讨

在社会的权力体系结构中,不仅宪法秩序、利益集团的构成与力量对比以及利益集团的博弈方式和公共决策形式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选择;而且相关行动团体的支持力度、制度资源的约束以及制度需求与供给均衡状况、以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结构因素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因素的状况以及政治企业家个性等方面因素也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     

论个体道德决策之应用

个体道德决策是众多决策活动中的一种特殊的决策活动。它主要是指个人有关道德问题。道德行动的决策,是个体自觉地、主动地选择道德价值目标和道德行为方式的一种个体道德意识活动。 个体道德决策也是一个与道德认识、道德情感以及道德意志等有着内在关系的概念。任何道德决策都是个体基于一定的道德认识作出的某种选择和抉择。离开道德认识这个前提。就不可能有什么个体的道德决策。同样,个体已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情感,道德意志,也时刻作用和影响着个体的道德决策。个体作出何种道德决策,不仅表征着个体的某种爱憎、好恶的态度,而且也标志着个体为了达到某种道德价值目标所具备的自觉能动性。但是,个体道德决策又是不同于道德认识、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的。后者是指品德的心理结构,而个体道德决策总是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是以特定的道德情境中的特定的道德问题为对象,对自己所应持的态度与应取的道德行为方式的选择。由此可见,探讨个体道德决策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特别是对目前举足轻重而又步履维艰的学校德育工作来说,这种研究就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研究个体道德决策问题,不仅能帮助我们进一步发现德育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而且也为我们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论独立董事独立性与我国相关立法的完善

自2001年8月16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后,关于我国建立独立董事制度曾引起激烈争论.实际上,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上市公司已经逐步建立[1],因此讨论的重点不应再是是否应该建立独立董事制度,而是如何完善使之与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相协调,发挥其应有作用.     

知道信念与描述论“笛卡尔假定”的辩护

为了应对解释循环问题，描述论者不得不接受“笛卡尔假定”，认为个体使用名称的能力与其关于名称意义的知识相当。历史因果论者对此提出质疑，但也没有在其理论建构中尽然摆脱“笛卡尔假定”问题。实际上，个体一般拥有关于名称意义的多个有待于确定为真的信念———知道信念，只有在交流的语境下，个体才有可能和必要通过语言诠释确证其某个知道信念为真，从而获得关于该名称的知识。为此，存在一种通过解释个体如何确证其知道信念来为描述论“笛卡尔假定”辩护的可能。根据关于名称意义的形而上学研究，通过对个体如何确证其知道信念的三种相互关联的解释，可以构造一个关于知道信念确证的解释链条，寻求为描述论“笛卡尔假定”辩护的空间。同时，结合名称的指称和解释功能之分和克里普克式直觉的认识作用，有可能以意义契合解释个体对语言诠释兼容性的把握，为进一步消解对“笛卡尔假定”的担忧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