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回流的选择性与非农就业:来自湖北的证据

近年来,随着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农民工回流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利用来自湖北省的农村劳动力调查数据研究农民工的回流原因与返乡非农就业状况。农民工的回流决策不仅要受到其人力资本的影响,也与老人需要赡养、农业负担较重、与家人团聚等家庭因素以及输出地经济的发展程度有关。相对于那些仍然外出的农民工而言,回流农民工往往是负向选择的结果,并没有表现出比从未外出农村劳动力更倾向参与非农就业。因此,农民工回流对输出地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可能并不像大部分研究结果所显示的那么乐观。     

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和回流效应

文章分析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农村外出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经济收入和社会保障的排斥影响他们的回流,同时回流迁移也受到家庭生活、家庭劳动力状况、家庭农业活动和农地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外出劳动力的回流迁移是“被动回流”和“主动回流”相结合的过程、是个体决策和家庭决策的综合过程.文章提出劳动力回流迁移具有“回流效应”,回流带来人力资本的补偿、促进流出地非农经济的发展和带来创业的增长.劳动力回流作为城镇化过程中内生的逆迁移流,构成乡城迁移和劳动力市场平衡的补充机制,与乡城迁移一起促进城镇化和城乡平衡发展.文章提出在城镇化过程中需要支持“迁移效应”和“回流效应”机制共同发挥作用.     

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存在的社会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城就业,长期居住、生活在城市,却无法得到城市社会的认同,致使城市内部出现了农民工与市民的二元社会分化,同时,农民工进城就业也给其家庭、计划生育以及子女教育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将对农民工自身及整个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应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农民工角色认知——从“民工潮”到农民工“回乡创业”

劳动力流动理论揭示了劳动力流动缩小地区差距的机制。城乡差距与农民工问题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理论与发展经验的分异表征劳动力自由流动拉平地区差距命题成立的条件性。农民工身份地位历经政府强制性限制、民间默认、政府认可的制度演进，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角色优势凸显。农民工问题的解决与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同步的。在城乡空间大循环中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城市沉淀。在乡村内部通过农民工回乡创业促就业，共同构成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双循环机制。农民工身份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是农民工问题解决的标志。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民工角色认知——从"民工潮"到农民工"回乡创业"

劳动力流动理论揭示了劳动力流动缩小地区差距的机制,城乡差距与农民工问题之问存在正相关关系,理论与发展经验的分异表征劳动力自由流动拉平地区差距命题成立的条件性.农民工身份地位历经政府强制性限制、民间默认、政府认可的制度演进,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角色优势凸显.农民工问题的解决与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同步的.在城乡空间大循环中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城市沉淀,在乡村内部通过农民工回乡创业促就业,共同构成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双循环机制.农民工身份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是农民工问题解决的标志.     

乡村振兴背景下返乡回流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研究——外出务工经历的潜在影响

在农民工返乡回流常态化趋势之下,关注返乡回流农民工的心理状态,进而激活其人力资本可以为实现乡村振兴增添新动能。研究表明,与农村留守居民相比,返乡回流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偏低,这一现象在老一辈和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中尤为突出。在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可观测的自我选择偏误、递归双变量Probit模型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分析显示,返乡回流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之所以低于农村留守居民与返乡回流农民工收入满意度与社会公平感“双下降”有关。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返乡回流农民工的生活评价标准不会“返乡随乡”,返乡回流农民工也不会因为返回家乡而将幸福自评的参照对象相应调整为农村留守居民,由于外出务工经历而产生的城乡差距感知潜在地影响返乡回流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因此,政策制定者应该从幸福角度创造返乡回流“引力”,提高农民工的回流意愿与他们返乡后的主观幸福感,从而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劳动力市场化对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农民工教育收益率较低并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劳动力市场化指数,本文运用工资方程的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劳动力市场化及其主要维度(户籍管制和部门分割)对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约为3.19%,明显低于城镇职工的教育收益率;劳动力市场化对农民工教育收益率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如果一个城市的劳动力数量配置指数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0.1,则该城市农民工的教育收益率将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30%;户籍管制放松是导致农民工教育收益率提高的主要原因,而部门分割在经过多年的国有经济改革后不再是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农民工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劳动力市场化对其教育收益率的促进作用将愈发显著;与女性和体力工作者相比,劳动力市场化对男性和技术工作者教育收益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随着劳动力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户籍开放度的省间差异大幅缩小,劳动力市场化的省间发展差异不再是导致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省间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政府部门应在大力发展农村地区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同时,积极推进劳动力市场化改革,这将有助于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的显著提升,进而有助于农民工收入水平的显著提升。     

可替代收入渠道、家庭劳动力剩余与农村居民务农务工选择北大核心CSSCI

基于CGSS 2010相关数据的多项Logistic分析,研究发现:农村居民可替代收入渠道缺乏是农村居民选择务农的关键原因;家庭劳动力数量对于农民工选择回流还是继续留在城市务工具有显著性的影响;移民健康效应并不确定;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个体特征和地区差异也是影响农村居民务农务工选择的关键因素。这说明基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家庭分工制约,要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就业岗位必须为农村居民提供一个包括完善社会保障措施在内的、全面的、更具比较优势的可替代收入渠道。     

劳动力回流后的个人发展及影响因素研究述评

迁移劳动力返乡后,利用外出务工期间积累的资本、技术从事自我经营,或者创办实业,发展新的产业,成为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个新现象。国内外学术界关于迁移劳动力回流后个人发展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回流劳动力就业行为和收入能力,分析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劳动力职业转变和创业行为的影响,并考察了迁移劳动力返乡以后,是否会促进技术的改进和新技能的传播。迁移劳动力回流后的就业选择将对回流地的就业结构、就业机会和工资结构等产生怎样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检验。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回流劳动力收入影响及解释CSSCI

在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背景下,数字金融能否助力回流农民工收入增长,发挥数字金融普惠式作用,仍需深入探讨。本文基于数字普惠金融市级层面指数,结合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分析不同就业选择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回流农民工收入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影响回流农民工收入,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提高1%,回流农民工收入增长0.132%。且创业收入高于被雇佣收入。(2)个体和家庭变量、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特征和地理特征均对回流农民收入变化产生影响。数字普惠金融三个维度指数(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及数字化程度)均能显著提升回流农民工收入。其中覆盖广度影响更显著。(3)空间异质性分析显示,我国东部地区、南方地区、华中和西南地区及经济相对发达的一线、新一线及二线等地区回流农民工收入受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更显著。(4)中介检验结果可知,数字金融能通过地方金融资源动员能力、社会网络及回流农民工职业选择等方式,影响回流农民工收入。本文研究可为现阶段数字普惠金融提高回流农民工收入,改善地区创业和就业金融环境提供相关政策支持。     

中国农民工最新生存状况研究——基于765名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分析

调查表明,当前农民工的状况得到有效的改善,特别是工资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拖欠问题有所缓解,政府给农民工提供的服务有所加强,但是农民工收入低、处境困难等基本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尤其是农民工比较强烈的市民化愿望也远远没有实现,所以必须在进一步落实各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的同时,还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加大相关投入,逐步消除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和资金困难,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     

流动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研究——以珠三角城镇地区为例

流动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是农民工融入城镇的难点问题。作者通过对珠三角城镇流动人口的调查发现,珠三角城镇流动农民工随迁子女存在入学年龄大、就读民办学校比例高、转学率高、失学率高、犯罪率高和学习成绩低、升学率低、城镇认同感低等现象。针对现行的高考制度和短缺的教育资源,文章提出了教育公共资源与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合理匹配的模式和机制等对策。     

中国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研究述评

对中国理论界关于农民工的概念。建立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的必要性、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模式等方面的理论观点进行了述评,指出理论界时我国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问题研究的热点和难点是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模式设计,而当前较为可行的做法就是采取纳入型模式。即将农民工纳入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之中,此外,还要尽快制定全国统一的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法律,以保障农民工的养老权益;建立全国统一的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信息平台,以顺利实现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关系转续。     

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局部推进制度设计研究

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将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协调互动发展。在分析影响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各因素的基础上,设计了符合当前我国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局部推进战略的制度模式。该模式建立了自动对农民工分层分类的机制,充分考虑了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未来改革,在保证政府承担有限责任的基础上保护了农民工的权益并平衡了企业利益。     

农民工就业培训调查分析

参加就业培训是农民工顺利实现非农就业的关键,调查显示: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低,主要以初中、高中文化程度为主;政府部门、用人单位和农民工对就业培训的投资力度较弱,大多数农民工只能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现有劳动力就业培训市场不规范,农民工对其表现出极大不信任;就业培训缺乏灵活性和针对性。构建以农民工、用人单位和政府部门为主体,培训机构、培训市场和就业市场相协调的就业促进型培训模式。利用这一模式,提高农民工综合素质,加大就业培训的投资力度,规范劳动力培训市场建设。     

农民工生活质量的现状及成因分析——来自重庆市农民工样本的调查

农民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非工非农"群体,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十分欠缺。在重庆市农民工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其生活质量的现状及特征,揭示农民工生活质量不高的外在原因与内在矛盾,建立与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与改革户籍制度对提升农民工生活质量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农民工非正规就业收入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山东省的调查

农民工非正规就业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为了了解农民工非正规就业收入的影响因素,本文对山东省17地市的农民工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通过对479份有效问卷的Logistic分析,发现务工单位所在行业、单位所有制性质、单位距离、务工者的年龄和性别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务工收入,而农民工的婚姻状况、学历和是否有耕地对其收入无显著影响;调查采用描述性统计的方法进一步探讨了深层原因,进而发现农民工自身竞争力不强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基于此,建议相关部门联合社会各界力量对农民工进行必要的职业技能培训、加快农村工业化建设、搭建和完善农民工求职信息平台,以及给与农民工其他必要的创业帮助以增加农民工收入。     

城市房价、定居意愿与户籍差异——对农民工“流入而留不下”的一个解释

近年来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吸引了大量流动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但是中国城镇化进程存在一个有别于西方国家农业人口迁移过程的现象尚有待解释:为什么有相当比例的农民工流入城市进行工作却不打算长期定居?利用中国地级行政区域宏观房价数据和流动人口动态监测微观数据建立模型,从房价对定居意愿影响的户籍差异角度,解释了大量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却不打算长期定居的原因,实证结果发现:高企的房价抑制了农民工的定居意愿,但是对城-城流动人口并没有明显影响。从生活成本效应、财富效应以及稳定预期效应等三方面影响机制进行了解释:房价上涨引起的生活成本上升会降低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而房价上升会通过财富效应和稳定预期效应增强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对于农民工来说,由于生活成本效应在三种效应中起主导作用,因此房价上涨总体上降低了农民工定居意愿;而房价对城-城流动人口影响不显著的原因,一方面由于房价上涨能够给城-城流动人口带来更高的个人未来发展的稳定预期,另一方面则源于更小的生活成本效应。     

经济波动下农民工就业行为区域差异研究——基于湖北省返乡农民工就业安置现状调查数据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过程中出现的＂两潮两荒＂表明,农民工转移反复性与劳动供求波动交替出现,但尤以农民工就业的脆弱性为突出。当然,由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上存在的差异,对不同社会经济发展背景地区的调查发现,不同区域农民工就业演变情况存在一定差异。为分析劳动力供给波动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本文从劳动力供给角度对不同区域返乡农民工就业现状、决策动因及演变趋势展开调查研究,进而根据不同区域不同背景民工提出适宜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广东省三市的调查

通过对广州、深圳、东莞三市外出务工人员的调查数据,运用理性选择理论,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月收入都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产生了影响;是否在城市购买住房、城市融入感和自我身份认同也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决策;购买城市社会保险显著提高市民化意愿。而务农经历、婚姻状况和是否获得技术等级证书则未对其市民化意愿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