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少数民族生态观研究综述

一、云南生物多样性特点研究 什么是生物多样性?云南省林业厅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办公室、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编<云南省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技术规定>对多样性的解释为:从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多样性方面说明物种丰富度,种群数量和群落类型等属性,以及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的一定生态序列.     

中国的生物多样性及其存在的问题

地球经过近40亿年的进化,生存着几千万种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在内的生物。家养的、野生的各种形形色色的物种构成了物种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就是指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的所有生物和它们所拥有的基因,以及由它们及其环境构成的生态系统,形成的千姿百态的生物世界。生物多样性又包括三个层次,即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多样性。 一、我国生物多样性现状     

甘肃退耕还林还草中的生物多样性和生物入侵问题

本文论述退耕还林还草问题时 ,结合甘肃植被生境和物种多样性的具体特点 ,及多样性退化濒危丧失的情况 ,提出以下意见因地制宜恢复和重建林草植被 ;按生境种植适宜的树和草 ;突出三大流域和六大植物区域的重点林草 ;培育、引进和筛选丰产和高 WU E相结合的植被 ;防止生物入侵 ;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     

反思物种灭绝与生物多样性

文章对物种灭绝的原因和不可抗拒性,以及生物多样性的含义和意义等进行了阐述,从物种灭绝的不可抗拒性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必要性两个角度,辩证地看待并思考了当今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     

论我国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的法律对策

外来物种入侵被认为是世界范围内对生物多样性的一个巨大成胁,是一个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已经对我国造成了重大损害,严重威胁着我国的生态安全.我们应当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启动包括加强立法、促进合作、加大投入以及实施环境教育等多种举措在内的综合治理机制,不断提高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的能力和意识,逐步完善我国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的法律制度.     

生物安全及其评价

广义的生物安全应包括人类健康、农业和环境生物(生物多样性)安全三个方面,而狭义的生物安全则主要包括转基因生物安全和生物入侵引起的生物安全两个方面。文章分别从转基因生物技术和外来生物入侵两个方面探讨了生物安全问题,并就两者的安全性进行了评价。     

紫金山风景林外来入侵物种潜在适生性评价

减少外来生物入侵造成危害的重要手段是阻止可能造成入侵的物种进入适合其生存的地区.以南京紫金山为研究对象,以3个W EB数据库为主要信息源,通过农业气候相似矩从国内外9种林业入侵物种中筛选出研究区域松材线虫、日本松干蚧、美国白蛾3种潜在的外来入侵生物,并在此基础上收集研究地区数字高程模型、高分辨率卫星遥感数据Q u ickB ird,以地理信息系统软件A rcG is 9.0为空间分析平台,确定影响潜在入侵物种空间分布的主导生物地理因子并数字化为不同的图层,通过图层叠加生成外来入侵物种潜在适生性评价图,从而为具有很高历史文化保护价值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厚基础 宽口径 重能力 求创新

冯玉龙(1964-),男,汉族,博士,沈阳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生物科学技术学院院长,基础植物科学实验教学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植物生理与分子生物学学会理事,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生物入侵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农业部外来入侵生物预防与控制研究中心专家组成员,云南省生态学会常务理事,云南省植物学会理事,《植物分类与资源学报》副主编,《杂草科学》《生物多样性》《植物生理学报》《植物科学学报》《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生物安全学报)《Ecological Processes》等期刊编委。2008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9年获中国科学院王宽诚西部学者突出贡献奖,并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1 1年获中国科学     

谈谈生物多样性

1生物多样性的内涵 生物多样性总的含义是指生物及其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包括所有不同种类的动物、植物、微生物和它们所拥有的基因，以及它们与生存环境形成的复杂的生态系统．通常认为它可分为三个不同层次：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     

外来有害生物传入类型细分及其法律规制

外来有害生物对生态环境、人类健康、经济发展以及文化多样性等构成严重威胁,近年来人们采取了包括法律工具在内的各种措施加以应对。然而,由于未能对生物入侵的传入类型进行深入研究,因而目前的有关法律措施处于不到位、相互重叠以及软弱无力的状态。传统上,生物入侵现象分为两大类,即自然入侵和人为入侵,后者又分为有意入侵和无意入侵两类。本文对有意入侵和无意入侵进一步细分,将前者分为主观无恶性和主观恶性两类,后者分为原因行为本身不违法和原因行为本身违法两类,在此基础上,对相关法律规制的现状进行探讨并提出改进建议。     

战略环境评价中社会经济发展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评价

从战略环境影响评价角度,提出了社会经济发展对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的思路、原则、内容与层次结构,并应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各层次对控制目标的权重。以＂滇中调水＂工程为例,选取了其影响区域内具有代表性的3个区域点,对社会经济发展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评价结果显示所建的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指标体系能反映规划项目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变动对区域内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布朗族脱贫致富的思考——以勐海县布朗山乡为例

布朗族是云南省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帮助布朗族群众脱贫致富,但贫困状况至今仍未得到彻底解决。究其原因主要是教育滞后、劳动者素质偏低、思想观念陈旧、基础设施落后、产业结构单一、财政自给率低、生态环境日益遭到破坏等。对此,必须有针对性地采取特殊政策和措施予以扶持。     

加拿大一枝黄花在安徽省的入侵现状、机理及对策

入侵生物加拿大一枝黄花近几年在安徽省迅速扩散蔓延,如果不加以控制,加拿大一枝黄花极易形成单一群落,严重破坏生物多样性。本文从加拿大一枝黄花在安徽省的入侵现状出发,着重探讨7其形成机制和防治对策。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以云南淡水湖泊的治理为例

加快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抉择,也是中国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必须认识到,由于生态文明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建构进程,同时,也由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极为艰巨。本文从具体分析云南九大淡水湖泊的污染与治理进程入手,揭示了我国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和困难,在此基础上探索化解矛盾的对策与路径。     

云南加强与东盟国家开展机电力产业合作研究

云南拥有极其丰富的水电资源,开发电力是推动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产业。东盟是中国的重要邻邦,云南加强与东盟国家开展电力产业合作,有利于促进云南与东盟的共同发展,达到双方互利共赢的目的。     

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云南跨界民族问题

冷战结束后,云南边境地区的安全因素发生了重大变化,安全威胁由防御邻国向我国侵犯等传统安全要素逐渐转向防止各种跨国犯罪和贩毒走私为特征的非传统安全,跨界民族问题成为引发云南边疆地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给边疆安全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从云南跨界民族问题与非传统安全关系入手,分析由云南跨界民族所产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提出解决云南跨界民族问题的一些设想,是十分必要的。     

云南开（远）蒙（自）垦殖的背景、历程及历史意义

历史上,开蒙区是云南南部最大的坝区（湿地）,区域主要涉及现在红河州蒙自、开远等5个乡（镇）,面积634 km2,其中湿地面积300多km2。发生在20世纪30—40年代的＂开蒙垦殖＂是云南乃至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开蒙垦殖＂始于1935年,前后持续近13年,使湿地变成了良田。垦区的建设与发展不仅对当时政治、社会和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对后来的经济发展与生态变迁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由于事件至今已过70余年,受时代交替和传统意识的影响,其全貌至今尚混沌不明。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实物收集和人物探访,对有关史料进行了系统查阅和研究,对这段重要的历史过程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了解,并对现存的发展问题进行了剖析,旨在为开蒙乃至云南的科学发展提供一定的史料依据。     

杭州城市森林构建探讨

该文以杭州城市森林建设的必要性为出发点,提出了生态功能优先、追求景观自然协调、注重生物多样性、体现整体性和系统性、强调地方植被和人文特色等城市森林建设原则。在城市森林建设中应选择和应用好地带性乡土树种,模拟地带性植物群落特征,构建适宜的复层群落,恢复和重建城市湿地系统,增加城市生物多样性,发展具有文化内涵的杭州城市森林。     

云南民族团结和谐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国家历来重视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从政策、经费等方面给予支持和关心.云南省委、省政府制定了促进民族团结、改善民生、民族繁荣的一系列特殊政策和措施,在边境和人口较少地区总结推广"一族一策"、"一山一策"、"一族几策"的成功经验,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坚持"团结、教育、疏导、化解"的方针,严格区分和较好处理了不同性质的矛盾,协调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坚持用制度和法律法规极大程度地保障各民族平等权益的实现;大力培养、选拔和任用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促进民族干部队伍素质的提升;坚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民族地区主要经济指标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民族文化事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巩固和发展了民族团结,维护了边疆稳定,在云南形成了多民族和睦相处、"谁也离不开谁"的民族大家庭.     

生态文明语境下生物多样性法治的完善策略

生物多样性是一国社会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之一。中国现有的生物多样性法律体系存在“主流化”规范缺失、对生物安全保障回应不足等问题。在生态文明的语境下,应基于生态发展观、生态协同观和生态合作观,实现多元价值协调,遵循整体主义的生物多样性法治路径,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为此,应充分利用环境法法典化的契机,推进生物多样性法律体系化;以风险预防为原则,健全和完善关键制度;健全协调机制,完善生物多样性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