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溪与奇明彦四端七情之辩及其意义

退溪关于理与气,四端七情,心统性情之说的发展和完善,几乎都是通过与奇明彦的"四端七情之辩"实现的,退溪提出的"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的理气互发论的命题,开启了朝鲜性理学心性论的争端."四端七情之辩"是李退溪哲学全面走向成熟并形成自己理论体系的最重要的标志,也是以四端七情之辩为起点,朝鲜的性理学走上了以心性学为中心的具有朝鲜性理学特点的哲学轨道.     

自然人性论的回归与张扬——王弼性情观初论

本体论思维方法是在王弼哲学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学术方法。在《老子注》、《周易注》、《论语释疑》中,王弼有意地运用这一学术方法,来重新思考人类内在自然本性与外在情感的关系,提出了"性其情"学说;进而,他以此为前提,倡言"圣人有情"说;使圣人从神的枷锁中摆脱出来,以活生生的人的姿态展示于世人面前。     

自然与道德的张力：钱穆性情观刍议

在郭店楚简问世之前,钱穆已经发现先秦与后儒性情观的不同,构造了一种以“情感”为中心的性情观。然而,碍于思想体系的融合性,他从历史维度造就的这种性情观往往得不到学界的重视。从哲学视域切入,我们发现,钱穆的性情观呈现为“性中含欲、情”的静态内涵和“由性生欲,由欲转情”的动态关系。在人生界中,性与情其实处于同一个层次。这就消解了其形上、形下的区分,其实是将“性—情”的对立转换成了“情—欲”的对立。在钱穆看来,只有与物相接,才能产生好恶,进而由性生欲,由欲转情,产生道德。性、情被拉入人生界之中,蒙上了一层经验实然的“面纱”,这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超越与现实的间隙。然而,钱穆将性看作出于自然成为性能,将情看作情实和情感,实际上混淆了性、情的自然性和道德性。因此,性善和道德的绝对性就成了问题。自然与道德的张力,同时也呈现出钱穆性情观的局限。     

圣人有情无情之辩的美学意义

魏晋之际,圣人有情无情议论纷纭。王弼以圣人为模本,以感释《咸》建构“情动于中”;以“应感”论情感的激荡;就“无累”论情感的化解;就“体冲和”谈化解的途径,确立了情感的合理存在。由此,嵇康、郭象汲汲于探讨应对情感之法。他们的理论建树催生了魏晋人情的发现,为中国美学最终形成以情志为本奠定了基石。     

“自然之性”与“性命之常”——王弼人性论的二重向度

王弼的人性论具有明显的二重向度。其一为自然之性,代表事物自己而然的固有状态和属性;其二为性命之常,代表事物的本真状态和理想境界。通过自然之性,王弼阐发了合理的政治方式——无为和因循;藉由性命之常,王弼确立了生命活动的意义和目的——复命。这样的二重向度的结构对中国哲学中人性论的发展影响深远。     

朱熹与王夫之的性情论之比较

朱熹主张“恻隐是情”、“四端皆情” ,强调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的互动。王夫之则严格区分“四端”、“七情” ,批评朱子“以性为情、以情知性” ,混淆了性与情、道心与人心的界限 ,认定已发的道德情感仍然是“性”而不是“情”。王夫之对于“情”的警惕防范 ,超过了朱子。两人均认同情才本于性。但朱子的思考重点是“心”“性”“情”一体三分 ;王夫之的思考重点则是以“性”(道德理性 )为轴心 ,从“性”“气”二本出发来说明“情”“才”的善与不善 ,力图通过“正情”“尽才”“功效”以“尽性”     

朱子与船山体用视域下的“四端”“七情”之分判

四端七情是宋明理学家们所讨论的核心问题,朱子和船山尤甚。但是朱子与船山对四端之内涵的认定存在根本的差异:朱子根据已发未发的性情体用之别将四端视为情,船山则从有无自质的立场视四端为性。这种从情或性来定义四端是对孟子之四端两个面向各自的发展。对于七情,朱子和船山初看都将二者视为情,但是朱子之七情是有善有恶的,船山之七情是中性的——可善可恶,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因之,朱子和船山对待七情的态度分别是"制"和"导"。"制"所强调的是对情进行内敛的工夫,而"导"则注重发挥情的积极效用,同时也严防情的消极影响。     

孟庄性情论之比较研究

战国时代的两位哲学家孟子与庄子虽然学术各有建树,并都好言善辩,但却两不相知。作为同时代背景下的哲人,许多思想都是互通相合的,特别是对于人的性情这样共通性极强的论题,更是具有很高的比较价值。本文就孟子的“善”与庄子的“自然”;孟子的“圣人”与庄子的“真人”;孟子的“养”与庄子的“静”以及两者对情的态度作了尝试性的分析比较。     

性情交涉中的孔子情感论

在《论语》一书中,孔子罕言“性”,但这并不表明孔子不重视人性。事实上,孔子的思想对后世人性论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春秋时代,论性者往往“以情释性”,而此情又是“喜怒哀悲”的自然之情。孔子则推崇“仁”。“仁”是一种道德情感,但又来源于血缘亲情的自然情感,因而具有沟通天人,连接天命与自然人性的特点,更具伦理价值。本文分析了孔子之“仁”的内涵,揭示出“诚”的情感是“仁”之本体,“仁”是在“诚”基础上的美善合一。同时说明,孔子重视情感教育,以体现于“诗”、“礼”、“乐”中的中正平和、真诚恻怛的感情来涵养塑造美好人性,起到化性成善的作用,并进而向“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的理想境界与和谐社会不断进步。     

理气之会转向理气之合——从朱子到船山的心统性情说

王船山心统性情说,发引心的人心道心两重性及其相互的关联,构建以两者相互作用来呈现性情的理论。他用“性体心用”的架构来阐述性的显明方式。虽然胡五峰以及朱子旧说都采用性体心用的思想结构,甚至朱子悟得新说之后,还曾在《知言疑义》里专门对胡五峰的性体心用进行过批判,然而船山“性体心用”,与胡五峰、朱子旧说不同,船山“性体心用”并非是已发之际对心的省察、存养,船山的“性体心用”充分伸张心思的面向,性在心之思的作用下以思之原则显现,该理路展现出“用中备体”的思想。     

康德哲学中的道德与宗教之辩

对于康德哲学中道德和宗教的关系,学界一直存在着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康德对道德必然导向宗教的论述,破坏了道德法则的自主性和纯粹性,也与他的道德不需要宗教的命题相冲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康德把宗教奠基在道德之上,是在以道德解构宗教,最终的结果使宗教成为了道德的附录,从而损害了宗教的自主性。然而,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对康德来说,道德和宗教既各自独立,又互相需要,康德的目标是实现二者的共契而非冲突。     

自然与人为的智者之辩

自然与人为的对立是贯穿西方哲学史的基本问题之一,其理论源头可追溯到古希腊的智者。自然与人为之所以成为智者运动的主题,其根本原因在于智者通过对该问题的激烈论辩,限制甚至否定了传统上神的支配地位,进一步推进了前哲所开启的从神话到哲学的重大文化转向。由此,依据智者对待人为问题的立场,可将其划分为神权论者和人权论者两大派别,更加清楚地理顺智者之间纠缠不清的思想关联。     

濠梁之辩:没有赢家

从认知逻辑与认识论的视角看,庄子与惠施的这场争辩并没有赢家与输家,双方实际上都可以有自己的合理性依据。我们可以发现现代西方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私人语言”是否存在?“知道”的内涵是什么?——都可以在这场争辩中找到其萌芽。对这场争辩进行多层面、多维度的探讨将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庄子与惠施思想的理解与把握。     

朝鲜时期儒学者对孟子“四端说”的阐释——以退溪、栗谷与茶山为中心

关于孟子的四端说,中国的传统儒学者大都从心性、道德的层面来阐述,很少将四端七情并举。而朝鲜时期的儒学者们则大都将四端七情并举,在两者对比中阐述四端,并且将它们归属于理气问题。朝鲜性理学的代表人物退溪强调理气不杂,主张四端为“理发气随”;栗谷则强调理气不离,认为四端为“气发理乘”。而实学家茶山则与性理学者退栗不同,他对长期以来一直持续的四端七情论争画上了一个休止符。他从反性理学的角度提出了“端内德外”,认为四端虽内在于人的心性中,但仁义礼智四德却是行为之后出现的结果。     

“性”的失语与“情”的独语——以朱熹为重点的儒家性情思想考察

从儒家对性的界定入手,以朱熹为重点考察儒家性失语与情独语的思想脉络,探究儒家性失语与情独语的学理根源,并以思考当代中国社会依然存在的人情社会、私情泛滥对现代性伦理构建的阻滞为理论归旨。     

王弼的“自然”说与魏晋自然审美观的发展

王弼的自然说是魏晋玄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其自然说不仅有关于自然本质和关于自然道德律的探讨,而且有关于治乱除暴、建立理想社会的分析,涉及到自然哲学、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达自然之性,畅万物之情是王弼自然哲学思想的精华所在,它终结了以感应说为核心的汉代自然审美意识,开启了以我为主、主客体相互交融的魏晋自然审美意识。以自然事物为审美对象的时代思潮在魏晋日渐形成,在所有对自然之美的发现中,对人自身之美的发现和课美(审美)成了一种自觉意识。     

食品安全治理中的法律与道德关系辩略

当今中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建设的日臻完善,并未有效阻止食品安全事件的再次发生,表明食品安全单纯依靠法律治理存在着一定的局限。道德可以超越食品安全法律治理的不足,实现食品安全的源头治理与内在自律。道德与法律在食品安全治理中相互支持,能够有效保障食品安全,提升食品安全水平。     

“情气为性”与“郭店儒家简”之情感论

郭店儒家简的人性论既非孟子以道德心立论的性善论,也非春秋典籍中"生之谓性"意义上的自然人性论,而是以情感和血气为内涵的情气人性论.郭店儒家简通过肯定人类"情气"之相同性而肯定人类具有共同人性,通过分析人人所具之真诚情感而肯定人类具有善良之情感"美情",而因有此"美情"之存在,遂使道德教育与人性之完善发展成为可能.因此郭店儒简人性论实为春秋自然人性论到孟子性善论之间的一个过渡环节,也是理解孔子到孟子情感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具有重大价值.     

自然债务:法律与道德和谐共存

自然债务从道德角度出发,可以被视为道德义务的升华,从法律的角度出发,可以被视为法律义务的贬降.它体现的是对于法律与道德相互关系的深刻认识,升华的是给付效果,贬降的是强制执行效力,其理论,把道德义务、法律效力与人类良知有机的结合起来,在国家规范和市民社会的情绪、其他规范之间架设了一道桥梁,沟通了法意与人情.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然债务是对法律精神的弘扬,对人类社会道德情感的充分关怀,是法律与道德的和谐共存.     

大学英语的人文性与工具性之辩

目前学界存在大学英语教学到底应加强人文性还是工具性的辩论。我们对2000年以后CSSCI期刊上直接参与这场辩论的33篇文章进行了梳理和分析,结果发现:(1)双方的分歧在某种程度上来源于对对方观点的误解与以偏概全;(2)与其说两者针对对方,不如说他们针对的都是大学英语教学脱离思想和内容、仅重视语言技能训练的现状。我们提出,通过增设以英语讲授的内容性课程,可以有效改善这一现状,实现“人文性”与“工具性”的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