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郁达夫小说与日本私小说中“自我”的差异

郁达夫的“自我小说”深受日本私小说的影响,本文试从郁达夫小说与日本私小说中“自我”的差异这一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通过对郁达夫“自我小说”的创作背景与写作手法的分析,阐释了其小说与日本私小说中自我涉及的空间和自我的情绪抒发上的差异,并从创作主体和个人地位境遇分析了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     

“意识流”与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以“五四”及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为例

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借鉴.通过现代作家在“五四”及20世纪30年代对“意识流”的接受情况可展现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产生、发展的过程及特点.即“五四”作家在创作中对“意识流”的接受,源自对目的论意义上的西方现代性之追求以及作家内心“自我”意识的增强,由此造就的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一批作家的焦虑性文学叙述成为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最初形态.而20世纪30年代,以京派为主的新传统主义者如废名、凌叔华等人,通过反观中国传统文化,并建立在对西方现代性批判立场上的“意识流”文学实践,成就了一批具有跨文化交流特质的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成熟之作.     

法国新小说对中国先锋小说叙事手法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崛起的法国新小说派对中国当代先锋小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弱化小说的人物和情节、“故事套故事”的写法和小说元素的再现三个方面。对中国小说不断融进世界文学的有机成分,形成自己的新的艺术表征具有重要意义。     

世纪初的“小说”神话———论“小说界革命”和言情小说

梁启超痛心中国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欲用新小说以新民，将小说纳入民族救亡大业之中，这在客观上帮助白话小说提高了文化地位。但是，“小说界革命”的终极目标是重建社会政治秩序、开启民智，而小说自身的文体价值、文本地位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作为历史转型期独特的文学、文化现象，言情小说虽经“新小说”倡导者严格限制，却在清末民初呈现出繁荣的局面     

先锋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合法性地位的建构

依照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法则,一种新兴的文学只有在获得了垄断作家合法定义的权利后,才能获得自身的合法生存权。中国当代先锋小说因全面打破传统“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彻底扭转传统小说由“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表达方式及由此引发的对传统审美趣味和阅读机制的全方位颠覆,先锋作家自我话语权的确立经过了相当错综复杂的过程。首先,先锋作家取得作家身份上的认证,然后又力求通过先锋批评家的话语支持、创作谈、座谈会、散文随笔、访谈录、对话录、演讲等多种方式和途径确立自我话语权,最后经当代文学史各家对先锋小说在当代文学史上地位的定位和塑造,先锋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合法性地位显然业已建立。     

“科学的世纪”与“小说的世纪”——自然科学与现实主义小说之关系考论

欧洲的19世纪被称为“科学的世纪”,科学精神、科学理性促成了追求“写实”“求真”的现实主义小说的繁荣,19世纪也因此被称为“小说的世纪”。虽然此时也有非现实主义的小说,但现实主义小说占据了主导地位,它是现代科学在“科学的世纪”的西方文学中结出的重要果实。科学技术革新了报刊印刷与图书出版等大众传媒的模式,改变了作家的文学视野、审美趣味与创作方式,也改变了大众的阅读方式,从而促进了新形态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与成熟。现实主义小说家直面当代人的日常生活,使小说成为大众化的艺术形式。正是这种以描写下层民众生活为主的叙述性文学样式,赢得了普通民众的喜爱与关注,这表征了一种具有现代审美特质的文学大众化发展趋向。     

现代中国小说还乡母题的“转换”和“安置”

从文学母题传衍的角度去观察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可以看到一些全新的文学母题被引入.传统的文学母题,一些因为文化语境的改变而退化,乃至消失,一些则遭遇到异域文学母题的改写,发生转换.“还乡”母题就是这样被改写和转换的文学母题.在文化碰撞和转型中,负载着民族集体记忆和文化经验的文学母题自然面临着去留之间的抉择.研究现代中国小说还乡母题的“转换”和“安置”所涉及的是整个现代文学对古典和异域文学传统的记忆、遗忘以及创造性的转化.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中日近现代小说中知识分子的自我救赎——明治小说与“五四”小说比较

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问题,一般从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和作家主体意识中的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两个层面进行探讨。比较明治小说与"五四"小说考察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塑造的差异。以中国现代小说为参照基准来重新审视日本近代小说中知识分子自我救赎问题,可以发现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在文学观念和文化上的差异。     

神话思想的消解:从"伤痕小说"到"意识流小说"

作为新时期文学复苏的标志 ,“伤痕小说”和“意识流小说”共同表达了当代文学批判“文革”历史、消解神话思想的集体诉求。但受制于“文革”神话思想的语言禁锢 ,“伤痕小说”的这一叙事努力却始终未能摆脱“文革”文学的影响。相反 ,“意识流小说”在实践创作方法革新的同时 ,却凭借自身的“语言之流” ,试图解放业已被“文革”神话思想异化了的文学语言 ,进而实践消解“文革”神话思想的启蒙诉求。     

林徽因小说中的现代性解读

林徽因是在中西方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作家。她具有两种文化身份和广阔的文化视野,因此,她的小说表现出较强的现代性意识。林徽因小说“世俗现代性”表现在对社会现代化、理性化的向往,对自由幸福人生的不懈追求。其“审美现代性”表现在对思想启蒙的怀疑;对现代社会的怀疑和批判;对淳朴乡村生活的向往;反对文学意识形态化,追求文学诚实地表现自我、表现人性。     

唐传奇“始有意为小说”辨——从“小说”之两类概念谈起

唐传奇“始有意为小说”的观点,是由鲁迅先生首先提出来的。此论一出,便得到了大多数小说研究者的赞同,后世因循,几成定论。其实,不论是对于目录学意义上的“小说”,还是对于文学意义上的“小说”,唐传奇“始有意为小说”的论点都是不适用的。     

“小说学”论纲——兼谈20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研究

本文在深入把握 2 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批评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了小说学研究的三个层面 ,即 :小说文体研究、小说存在方式研究和小说的文本批评 ,认为这三个层面构成了中国小说学研究的整体内涵。而我们以往的小说理论批评研究过于强调所谓的“理论思想” ,忽略了小说的存在方式研究和小说的文本批评。以“小说学”为观照视角一方面是为了突破以往的研究格局 ,同时更重要的是为了使小说学研究更贴近中国小说史的发展实际 ,将中国小说学研究与中国小说史研究融为一体 ,从而勾勒出更实在、更真切的古人对“小说”这一文学现象的研究历史     

论沈从文小说中的隐喻形式

沈从文在他的小说世界构筑了一个庞大、缜密、繁复的隐喻网络系统。隐喻,在沈从文的眼里,不仅仅是一种语词转换的修辞行为,更是用以传达人类理解世界、解剖生命符码的哲学行为。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小说中的隐喻以语言的方式呼应着文学进入哲学的永恒诉求,在语义的转换之际“指引理性不断进行自我超越”,从而成就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一种颇具典范的文学型态。     

小说,虚构与元小说

元小说是当代小说艺术的重要地标.过往相关研究多侧重于此文学亚类别的形式特殊性,忽略了“metafiction”一词的词义根源;在中文中,“novel”和“fiction”就通常被不加区分地翻译为“小说”.这一翻译盲点遮蔽了虚构问题之于元小说的核心地位.对文学虚构的问题化过程,不仅象征着西方小说范式的一次转变,同时也折射出当代西方人文思潮的一个突出症状,即对符号和自身文化体系的高度自觉.     

价值取向与文学自主性追求——先锋小说创作论

当代中国文学中的先锋小说本质是追求文学自主性。把握先锋小说本质,必须考虑它对传统现实主义“内容”、“意义”的解构与颠覆,乃是借鉴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艺术形式走向的独立与自律。同时也必须考虑它所进行的形式实验与艺术探索,改变了人们对小说文本的感觉方式和阅读方式:文学绝不是对客观现实某种简单的复制品,而是具有自我呈现与超越的个性化写作。     

“心学”对明代中后期小说创作的影响

“心学”的一些重要思想给明代中期以后的文学注入了新鲜的活力,特别是对小说的创作、小说的思想内容、小说的人物塑造以及小说的艺术风格具有深刻影响。一些经典名作,如《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的价值取向等都带有“心学”鲜明的烙印。     

论民初日记体小说的“男子作闺音”

民初的日记体小说存在“男子作闺音”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与读者的喜好以及中国的文学传统有关。民初的这类日记体小说比较明显地打上男性作者的烙印，作者按照心目中对女性的要求和期待来塑造女性，并且时常会提及女主人公的“愁”和“病”。从中可看出，男作者在借小说中女性的际遇来关照自身的命运。     

新时期小说研究的“他者”视角

当今世界 ,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信息交流的网络化导致了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势 ,形成世界文学的新格局。在这一格局中生成、发展起来的中国新时期小说 ,需要一个跨文化研究的“他者”视角 ,采用这一外在视角能够发现从新时期小说研究的内在视角难以发现的东西 ,从而深化对新时期小说的认识     

中国报章新小说“惊人夺目”的叙事策略

中国近代新小说强化了“卫星”为重的故事安排、虚实互渗的情境设置、巧设悬念的结构处理,引入“陌生人”视角关照现实,其“惊人夺目”的叙事已然越过报章小说吸引眼球留住读者的浅层目的,具有探究事物本身、彰显社会痼疾的深度追求,兼具启蒙新民和谋取稻粱的双重意义.这是作家面对报刊传播影响阅读语境和读者心理做出的策略调整,体现了传播、消费、读者等场要素对文学的生产和压迫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