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申儒家“使民”思想──关于“民可使由之”章的最新解释

近年来,有些学者利用考古发现的郭店楚墓竹简中的儒家文献,对《论语》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章做了新的探讨,提出了新的解释。这些解释可以分别称为“强制说”、“身教说”与“反智说”。他们对于探讨孔子这一条语录的确切含义做出了各自的努力。但是这些解释都存在着不同的问题。将郭店楚墓竹简《尊德义》等儒家文献的内容,同孔子的思想进行比较,完全可以进一步证实本文作者于１９９４年提出的“使民说”的解释的正确性。     

从“新民”到“四有新人”之塑造看儒学在中国文化重构中的作用

儒学在中国文化重构中表现出超越时代、开放吸纳、不断走向未来的潜能及斩不断的强大生命力。文化重构实质是人格或人的价值观念重构 ,文化变革的关键在于调整和改变人格 ,即塑造“新民”或“新人”。儒家“新民”思想表明 ,儒学将随中国文化的变革而发生转化 ;近代梁启超“新民说”对儒家“新民”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毛泽东“新人”观中的儒家思想成分 ;邓小平“四有新人”观与儒家文化的自然联系 ,都表明儒学在中国文化重构中具有重要地位 ,也表明儒学具有与现代文化相融合并发生转换和走向现代化的特性。     

拉康欲望观视野下庄子物我关系

庄子思想中物我齐一观点是对人性的庇护,使人的心灵在乱世能够保持一种纯朴自然状态。本文以拉康欲望理论汇通庄子物我齐一思想,以期管窥庄子物我齐一思想的无意识心理内涵。儒家“克己”和庄子“无己”思想的区别在于儒家强调人向社会整体的皈依,庄子则追求人向自然整体的融合。只有用“无己”的方法达到人与世界的物我齐一,通过人向自然整体的回归才能更好地维护人的淳朴本性。     

以群为纲：《新民说》中“新民”概念考辨

1902年，梁启超《新民说》的发表，标志着近代政治概念“新民”的诞生。既有研究充分讨论了“新民”概念融合儒家传统思想与现代国民理想的特征，但未能解明梁启超提出“新民”旨在反思“合群”运动的重要意涵。19世纪末的“合群”运动是一场主张合群立会、整合四民的政治活动，但“合群”的理想在实践中最终演变为会党相争。梁启超理想中的“新民”，践行以“利群”为核心的新道德，试图建立具有匀质色彩的“群”。这不仅承袭了《大学》等儒家思想的传统，也意味着他构想出了一种由一及群、培育现代国民的理想路径。“新民”以群为纲的思想特质是基于“合群”运动的历史反思，终因梁启超个人思想的多变和20世纪初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而被弃用。但“新民”的概念内涵仍随着不同的历史事件和政治主张不断丰富和演变，其流播无远弗届。     

“道始于情”的哲学诠释——五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

郭店竹简《性自命出》中的“道始于情 ,情生于性”是先秦儒家的重要命题 ,它揭示了以家庭亲情为本的先秦儒家伦理道德学说产生的根据。本文进而分析了这一命题所蕴含的先秦儒学的“性静情动”说较之以往的“性善情恶”说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论价值     

论柏格森生命哲学对梁漱溟新儒学思想的影响

1907年，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发表了《创造进化论》一书，建立了以“生命冲动”为核心的哲学体系。20世纪中国新儒家的儒化的生命哲学就是在柏格森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作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梁漱溟热烈地推崇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他用这一新传入的西方哲学思想来重新诠释儒学，从而也用儒学来改造西方哲学而使之“中国化”（实为儒学化）、目前研究中国现代哲学史的论著至多只是简略地提到相格森生命哲学对梁漱淇思想的影响，并没有对此作专题研究，本文试图弥补这一不足，以推动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的深人。一、柏格森的生命冲动…     

儒道视阈中的权宜与变通：对不确定性问题的思考

如何应对不确定性的挑战已经成为现代人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然而极端主义倾向极大地削弱了现代西方文化回应这一问题的可行性与灵活性。相对于现代西方思想文化而言,中国的传统主流思想文化反对极端主义的思维方式,这可以从儒家对权的重视中看出来,它构成了儒家中庸思想的灵魂。深入把握这一思想灵魂,需要驳斥那种将中国文化解释为折中主义的常识路径。权的思想是一种植根于不确定性的宇宙观,要求以一种天人合一的方式来因应无法预测的现实,在不勉和不思的纯熟的自然状态中达权通变,而这样的宇宙观在庄子的宇宙论中以一种看似悖论的方式近乎极端地呈现出来。     

从后现代视野看新儒家对中国哲学的现代重建

现代新儒家哲学既肯定科学理性的重要性同时又将之收摄于道德人文精神之中的取向,代表了对如何不使科学理性被逾越本分地绝对化的问题作出的中国式的回答。随着西方后现代转向的出现,西方哲学对于人之生命意义的安顿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与中国现代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相比,立足于民族本位的现代新儒家哲学更有利于将中国哲学以“哲学”的面貌示人。作为面对相对主义所可能有的两种基本选择之一,现代新儒家哲学的终极关怀价值系统具有借鉴意义,但同时亦存在着以历史的总体性消融人的自主性等内在的问题。     

儒家圣人观念的承继与开新--论王弼圣人性、情新观念及其思想史意义

王弼圣人“应物有情”的观点 ,实是他“圣人体无”思想的应有之义。圣人“体无而有情”的观点 ,上接孔孟的“凡间圣人”的观点 ,对汉儒“神化圣人”的观念作了根本否定。在“贵无论”和认定名教源于自然的前提下 ,将儒家之圣人的性与情统一于“自然”之中。这种观点以隐晦曲折的途径 ,启开了宋儒“孔颜乐处”的圣人境界之说 ,儒学终于在现实的世界中 ,找到了“至乐”灵魂的所归之处。     

现代新儒家生命美学的三境界

现代新儒家的美学关注人之生命的审美建构,同时又因各理论家的侧重不同而呈现出相异的风格和境界：牟宗三、唐君毅等人以“仁”境为根底,强调深沉博大的道德生命对审美的提携;方东美以“和”境为依托,强调“忠恕体物、和谐共生”的价值立场对审美的陶养;梁漱溟、冯友兰、钱穆等人则以“乐”境为指向,强调自我生命与人伦秩序融合而为一所产生的审美情感效应。但从理论的终极诉求来看,现代新儒家生命美学所意欲成就的是一种内在于道德而又超越道德的生命自由境界,在此自由之境中,最高的美与最高的善体合无间、圆融无碍。现代新儒家的生命美学不仅是其在中国特殊语境下所采取的一种文化自救,更为现代性走出危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益资源。     

“仁”和“礼”的紧张─—论孔子的人道原则

“仁”和“礼”的紧张─—论孔子的人道原则陈卫平在关于孔子思想的讨论中，可以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以“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将孔子之“仁”褒扬为与近代人道主义相差无己；“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将孔子之“仁”抨击为反人道的吃人礼教．这两种观点虽...     

儒家道德人文精神的现代贯注——现代新儒家“社会控制”思想探微

时至今日,中国仍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作为中国现代三大主流思潮之一,现代新儒家对于如何顺利实现这种社会转型,提出了一套颇有特色的理论学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将他们的有关思想看作是一种“社会控制”理论。本文拟对现代新儒家这方面的有关思想作一简要地述评。 众所周知,现代新儒家的根本目标是要     

儒家伦理的普世价值

儒家伦理是否具有超越一切历史、超越一切地域的普世价值,学界对此在认识上存在尖锐的分歧。本文不涉及有关争论,只是从正面论证儒家伦理何以具有普世价值。本文认为,儒家伦理之所以具有普世价值,是因为儒学是生命的学问。既然儒学是生命的学问,那么就人的类本质而论,人要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就不可能拒斥儒家伦理,因为儒家伦理所关涉的是人所以为人之最基本的伦理准则,一旦背离儒家伦理准则,人就会行同禽兽。本文还认为,作为人之生命价值取向的儒家伦理,具体表现为五常。五常并不是并列的关系,而是体用的关系,仁为体,而义、礼、智、信皆依仁以显用。而要实现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与价值,儒学必须经由世俗化的途径以实现普世化。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最后对现代新儒家主张通过发掘儒学的宗教性以实现儒学的现代意义与价值的观点提出质疑,借以进一步强调儒学世俗化对于实现儒学现代意义与价值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容错性民主:传统儒学现代转换的新途径

大多数现代新儒家未能全面认识到西方自由民主缺乏普适性,导致其过去近百年来选择了“内圣外王”的错误研究路径.在批判西方民主理论基础之上提出来的容错性民主,将“委托试错权、保护政治精英的试错权和履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修正错误的义务”视为民主的核心,而不是西方自由民主强调的多党竞选.以容错性民主为标准,通过挖掘儒家君子的道德内涵,便可初步实现传统儒学与民主之间的融通.具体地说,就新外王而言,“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政治精英需要履行的义务;就新内圣而言,“公开自我批评”的精神和行为是一种美德,符合儒家对君子的道德要求.容错性民主理论的提出,修正了现代新儒学的研究路径:从“返本开新、内圣外王”转变为“开新返本、新外王新内圣”,初步解决了困扰现代新儒家的世纪性难题“传统儒学现代转换问题”,并在制度层面与深圳市、重庆市建立的“容错机制”相呼应.     

章太炎新法家思想的得与失

章太炎在尊荀的基础上赋予了“法”以下新内容:一是突出“法”的独立性,使其具有现代性;二是突出“习”对“法”的决定作用,区别荀子的“法”对“礼”的依附;三是强调“重生命”、“抑官伸民”等系中国现代法律的核心内容.这些均对当下中国现代法学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但是,如何处理法律在中国的独立与避免形成西方二元对立的关系,从而不破坏中国文化的整体性？“习为法本”是否还要深究“什么习俗为法本”的问题？“抑官伸民”重要还是“官与民”的内在结构改变更重要？这些问题的未决构成了章太炎新法家思想的内在局限.     

汪曾祺小说中的儒、道文化精神及其现代性意义

汪曾祺在中西结合问题上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路子。他吸取了儒家“仁者 ,爱人”的思想 ,摒弃了封建礼教所包含的等级观念 ,在个性自由、人性解放的意义上对“仁”的内涵做出了新的现代性理解。他摒弃了道家退却个人的一切欲望 ,在虚幻中把人归于自然“真人”的想象 ,将“自然”作为与人的生命密切相关并构成人的生命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确立了合乎人性的存在形式 ,表现出鲜明的现代人文主义思想     

儒家行政伦理及其现代意义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色彩相当浓厚的社会,其中,儒家的伦理思想占据着主体地位。而在儒家伦理思想中,行政伦理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一、“以民为本”的思想观“民本”思想最早源于西周,周公要求统治者勤于政事,力戒荒淫;恩惠于民,不过度压榨;宽以待民,正确对待民怨;选有德者当权,以勤政、惠民、裕民。这便是在早期形成的“民本”思想的基本轮廓。后来,儒家继承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源,系统形成了“以民为本”的政治主张。在现代,“以民为本”的原则也被运用到所有正确的战略与方针中。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曾强调:…     

略论儒家的"情"观

儒家对于情感问题有自己独特的认知,它基本上是把情与心、性等更为普遍性的概念合在一起思考。由于儒家内部的心、性观并不完全相同,所以,最终,儒家的情观也表现出不同的内容。一种观点视心为形而下者,视性为自然人性,所以最终视情为自然情欲;而另一种观点则视心、性、情为一,并视心、性为超越者,并随之承兑了一种“道德情感”。前者虽然揭示了情感的部分真相,但正是后者最终完成了儒家独特的情感形上学。     

剖析梁启超晚年的思想走向--以《欧游心影录》为中心

梁启超晚年 ,面对西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的社会危机和中国在袁世凯败亡后的军阀混战 ,尤其是经过 1 91 9年在欧洲一年多的实地考察 ,逐步改变了过去全面学习西方社会和竭力引进西方文化的思想文化追求 ,试图在东西方文明互补中创造一种新的第三种文明。为此 ,他提出将西方的物质文化与东方的精神文化合二而一 ,特别是要以西方的辩证思维和科学的研究方法重新诠释中国古典文化 ,使中国文化在创新中走向现代。梁启超的这种努力 ,传统的观点认为是思想上的“倒退” ,其实是五四时期中国文化转型中的一种新思考 ,客观上为后来新儒家的登台奠定了基础。     

王夫之情感诗学与近现代西方美学

王夫之认为人之有情犹天之有气,视情为人之本,与近现代西方哲学的情感本体论有相通之处;王夫之将审美活动视为“自然之华”与人的“心目”“文情”的统一,实际上提出与近现代西方美学近似的“内在眼睛”说与“审美态度”说;王夫之将情与景的统一提到新的高度,他的“景语”说创造性地总结了中国美学中情景观,与现代艺术符号学中讲的“存有”说相贴切;他的“兴”说与“现量”说与近现代西方美学讲的情感思维、直觉思维相切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