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宗藩体制与国际公法之间:晚清中朝秩序的重新建构

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中朝关系在宗藩体制与国际公法双重秩序下演进。清政府开始在中朝宗藩关系中策略性地引入国际法:既以条约不可违犯的国际法规范遏制日本对朝鲜的野心,又利用某些自然天成的自然法学说来强化宗藩秩序的天然理性。尽管宗藩观念与国际公法在属国、主权等问题上存在分歧,清政府却对国际法有意误读与取舍,实现宗藩关系的自适性调整,主要体现于:运用国际法的均势理论建构朝鲜半岛国际均势;通过通商条约和贸易章程塑造朝鲜二元国际身份;按属国体制建立朝鲜近代驻外使臣制度。总体而言,宗藩体制引入国际法,以维护中国宗主国身份和朝鲜附属国地位为依归;宗藩关系对国际法的利用具有极强的功利性,屡屡在国际法的支援下实现因应调适。宗藩体制与国际法的繁杂关系,展现了晚清中国面对西方国际关系冲击的本土立场和向近代外交转型的内在动力。     

“朝鲜问题”与19世纪后期东北亚国际关系

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大门后,地处东北亚战略要冲的朝鲜半岛便成为列强扩张的焦点。为争夺对朝鲜的控制权,新兴的日本和美、俄、英等国与作为宗主国的清帝国之间及列强相互之问,进行了激烈的角逐。所谓“朝鲜问题”,其实质是强国对弱国的压迫和强国之间的势力争夺。这种争夺制约着19世纪后期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发展和演变。通过日中和日俄战争,日本终于1910年吞并了朝鲜,使“朝鲜问题”告讫。     

中日朝鲜通讯权之争与清朝外交政策的转变

中国和朝鲜之间传统的宗属关系,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受到日本等国愈来愈严重的挑战,清朝传统的宗属模式的外交政策也随之产生了转变。在中日争夺朝鲜通讯权这一外交交涉问题上,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就表现得相当灵活,既充分利用了中朝之间传统的宗属关系,又吸收了近代外交的条约形式,从而挫败了日本的挑战,实现了对朝鲜通讯权的控制,并成功维护了与朝鲜的宗属关系。而这种宗属关系又是以新的形式和内容出现的,即传统宗属体制与近代条约体制相结合的新东亚宗属关系,体现了清末“传统外交”与“近代条约外交”并用的二重外交方式,这是清朝外交政策转变的重要趋势。     

试论近代朝鲜对清朝政策的演变(1863—1905)

国家是外交决策的主体,朝鲜的外交近代化并不纯粹是一个"刺激—反应"的被动过程;朝鲜对清朝关系的亲近抑或疏远,始终服从于朝鲜内政的现实需要。从"藩臣无外交"到"以夷制华"、"脱清独立",朝鲜对清朝的政策延续了现实主义的外交传统;其变化过程反映了朝鲜政治的风云变化,也体现了朝鲜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国权观念的增强,是"开港"之后朝鲜主动适应近代条约体制、积极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结果。然而,一个缺乏统合性的政权,其外交政策难以保证连续性和有效性;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国力,它在国际社会上也不会拥有真正的外交权力。当朝鲜统治层还在为权力而争斗、朝鲜上下还在为"脱清、自主"而纠结的时候,朝鲜已经无法扭转日渐沦亡的命运。     

巨文岛事件与甲午战争前中日关系之变化

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近代中日关系史上,1885年4月英国制造的巨文岛事件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天津条约》签订后,中日两国面临的最大外交课题,也是甲午战争爆发前中日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的转折点。围绕巨文岛事件,中日分别在对英外交、对朝外交和中日两国外交三个层面进行了较量,这实际上是一场中日围绕宗属体制的较量。以巨文岛事件为契机,《天津条约》签订后中日在朝鲜对等地位的局面被打破,形成了中国掌控东亚外交主动权,日本孤立被动的格局。中国成功地在东亚国际关系中强化了中朝宗属体制,将《天津条约》签订后,朝鲜为中日两属之国的状态,恢复到之前的中国专属状态,并给日本的"属邦批判"论和朝鲜"独立国"论彻底打上封印。1885年中国在巨文岛事件外交上的胜利,使日本失去了在《天津条约》中取得的外交优势和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朝鲜问题的途径,巨文岛事件发生之后的十年期间,《天津条约》一直呈现出一种空洞化状态。     

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新论

何如璋在出任驻日本公便期间 ,以文会友 ,广泛结交日本朝野人士 ,给日本文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在琉球事件交涉中据理力争 ,毫不屈服 ,维护了国家的利益和尊严 ;他关注朝鲜情形 ,筹划开国之策 ,曾对朝鲜朝野上下产生了广泛而又积极的影响。但由于日本外交档案中新史料的发现 ,表明他在中法战争前夕曾向日本提供过情报 ,因而使我们对这位最早“走向世界”的晚清外交家的是非功过有了新的认识     

万历朝鲜役及其对东亚政治格局的影响

万历朝鲜役是四百多年前发生在朝鲜半岛的一场国际战争,战争最终虽以正义的胜利而告终,却使明朝与朝鲜由盛转衰,并给女真以迅速崛起的机会.此后,后金取代明朝成为朝鲜的宗主国,形成了新的东亚政治格局.战争彻底改变了日本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对比,丰臣秀吉集团的势力彻底垮台,此后以史为鉴的德川幕府,再未动侵朝的念头,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以后.万历朝鲜之役对当时东亚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627－1636年间后金（清）与朝鲜关系演变新探

1627-1636年间,是朝鲜由明朝的附属国转变为后金(清)的附属国的关键性十年,这种转变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充满了朝鲜欲脱离后金与后金反脱离的斗争,而且矛盾愈演愈烈,以战争为开端的半附属关系,最终又以战争使之完整化.在东北亚局势动荡时期,朝鲜如何处理外交事宜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明治时期日本对朝“外交革新”及其对中朝宗藩关系的冲击

明治初年的"文书问题"引发了日朝之间的外交纠纷,然而日本改革幕藩体制下日朝外交模式的意图并未得到朝鲜方面的回应。日本对日朝外交的革新,在外交一元化的表象之下,也存在着前近代的外交模式与近代外交模式的冲突。日本多次尝试,也无法在事大主义与宗藩关系结构下取得对朝外交的突破。以"江华岛事件"为契机,日本尝试将日朝"外交革新"与中朝宗藩关系对立起来,并最终以条约的形式,在"朝鲜独立之邦"的名义之下,完成了与朝鲜建交。日本的对朝外交革新或可视为近代东亚地区国际政治格局发生颠覆性变化的一个转捩点,中朝间的宗藩关系开始受到冲击。一方面,日本率先导入近代西方主导的国际外交秩序,并利用其为本国利益服务,从而对中朝两国国家利益造成伤害;另一方面,中朝两国相对滞后的对外观及其带来的外交政策的迟滞性,也在客观上阻碍了两国早期现代化的步伐。     

从条约内容看日英同盟在近代日本侵略朝鲜过程中的作用

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扩张过程中,朝鲜作为日本推进大陆政策的第一步首当其冲,而20世纪初日英同盟条约的缔结及其修订成为日本侵略朝鲜,最终实现其保护国化的主要国际支柱,如何理解日英同盟在日本近代侵略朝鲜过程中的作用是理解近代日本外交的一把钥匙。本文着重从三次同盟条约内容及其交涉过程的角度,并结合现实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来分析日英同盟在近代日本侵略朝鲜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对于我们理解日本近代外交的特点,以及冷战以来日美同盟条约内容逐步修订对朝鲜的影响等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明清之季中韩宗藩关系探索

在中国对外关系史上，传统的宗藩外交制度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近代西方外交法则东来以前，中国以传统的宗藩外交，维系着亚洲大部分地区，中韩之间的宗藩关系，正是这种传统外交最典型的代表。一、明清之季中韩宗藩关系的立续及其文化动因明清之季朝鲜王朝与明、清两朝先后建立了关系最密切、制度最完备、时间最长久的宗藩封贡关系，成为透视中国传统外交的最具典型意义的范例。朝鲜王朝（1392～1910）同中国建立宗藩封贡关系始于明朝洪武二十六年（1393），这年正是李成桂集团以李氏王朝取代高丽王朝（918～1392）的第二年。李成桂原为…     

试论日本对李鸿章洋务思想的影响

李鸿章是晚清后四十年地位最显赫的汉族重臣,19世纪后半叶名满中外的政治人物。日本是中国近邻,1871年中日立约,揭开了两国近代关系的序幕。李鸿章在领导洋务运动时,其思想深受日本影响,在其后的外交生涯中,日本也是他的主要外交对象。     

再论《江华条约》与清政府——兼答权赫秀先生

清朝册封朝鲜世子正使实为吉和,而非《德宗实录》记载的志和。吉和、乌拉喜崇阿曾向朝鲜指出防范日本侵略的必要,对日本逼签的开馆通商条约表示忧虑,肯定并赞扬了朝鲜以往在日本书契问题上表现出的坚持中朝传统宗藩关系的态度。并未发现他们对朝鲜有与日本订约的劝告。在朝日谈判期间举行册封闵妃之子李坧为世子的仪式,客观上为主和的闵妃集团加了码。朝鲜高宗和闵妃集团不肯向清使披露朝日会谈的进展及真相,却充分利用清使册封的时机,断然决定与日本议约,造成得到清使支持的假象,以瓦解国内主战派。《申报》报道及日人菊池谦让的记载均非信史。     

清初中日关系研究

发迹于中国东北的女真人在日益壮大的过程中密切关注东部海疆日本。而后日本丰臣秀吉的两次侵朝战争和后金对朝鲜两次战争使满洲政权进一步了解日本。清国在第二次对朝战争中制定了对日“宗属”政策,但是这一政策在朝鲜的“倭情报告”政策和日本的抵制下最终流产。这一结果使得清国不得不重新对日本政策进行调整,从此对日采取了消极的政治、外交政策和单向的经济贸易政策。以朝鲜为中介的清初中日关系的变化以及对日政策的最终定位对清国、朝鲜、日本三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定位将清、日、朝三国的东亚关系固定在一个不变的模式下,并使之保持了近200年。     

政府开发援助与日本经济外交

政府开发援助 (ODA)对日本外交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起到了在经济上促进出口、扩大市场、确保资源的作用 ,提高了日本在亚洲地区的国际地位。ODA作为战后日本外交的重要手段之一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继续为日本的经济外交服务     

李鸿章对朝鲜的"以夷制夷"政策与《朝美条约》的订立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征台、侵琉、征韩的侵略活动一步步扩大和加深,李鸿章对日本＂为中国患＂的认识也日益深刻,开始从中国地缘安全的切近关系审视朝鲜问题,酝酿实施将中国传统的＂以夷制夷＂策略和近代＂均势政策＂相结合的新的对朝政策。从劝导到主持朝鲜与美国立约通商,李鸿章意在把列强势力引入朝鲜而令其彼此牵制,以杜绝日本势力的进一步扩张,确保晚清中国在朝鲜的优势。     

光绪朝中朝关系研究

受近代东亚国际形势和外交秩序影响,光绪朝清廷开始对中朝传统宗藩关系进行改造。时人为增强这一关系提出了诸多建议,清廷也开始用近代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手段去加以强化。此等努力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一关系,但终难逃失败命运。甲午战争,中国挫败,不仅导致这一关系彻底终结,而且导致日本开始奴役中国和朝鲜。历史显示：中国富强发达不会给朝鲜带来威胁,相反,中国软弱却不利于中国和朝鲜的安全与安定。     

甲午战前中日外交话语权之争

英、美等国对日本挑起甲午战争持“中立”态度,实即对日本废除中国在朝宗主权的支持,背后则是必欲破除中朝宗藩关系的心态,各国的底线亦仅止于此。在战前争取欧美支持及国际舆论的外交活动中,中国的宗主权话语体系完败于日本的国际法话语体系。以朝鲜独立和改革为幌子,日本瓦解了英、俄均曾有意进行的调停活动。美国则采取作壁上观的心态,乐见日本扫除中朝间的宗藩关系。日本的利益许诺和外交欺骗背后是以近代国际法为理念支撑的外交体系。甲午的战败,虽然标志着清政府调适中朝宗藩关系的失败,但对宗藩关系本身的评价不应以此次战争的结果为唯一前提。     

文雅之力:论中朝诗赋外交对古代朝鲜汉诗的形塑

明代与朝鲜的诗赋外交对古代朝鲜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彰显了汉诗在东亚文化圈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功能和价值.诗赋外交重且难,需要文士广泛参与,引发科举试诗、文官课诗等汉诗制度的联动,为朝鲜汉诗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动力支撑.在诗赋外交影响下,朝鲜保持与中国的文化粘性,朝鲜汉诗次韵、律诗的比重较高,杂体诗从无到有,并形成敏捷富赡的价值标准.充分认识汉诗的"文雅之力"与朝鲜"以诗华国"的创作观念,是理解朝鲜时代以国家行为推崇汉诗的关键,也是把握中国文学域外传播机制与朝鲜汉诗艺术风貌的关键.     

文雅之力:论中朝诗赋外交对古代朝鲜汉诗的形塑

明代与朝鲜的诗赋外交对古代朝鲜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彰显了汉诗在东亚文化圈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功能和价值.诗赋外交重且难,需要文士广泛参与,引发科举试诗、文官课诗等汉诗制度的联动,为朝鲜汉诗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动力支撑.在诗赋外交影响下,朝鲜保持与中国的文化粘性,朝鲜汉诗次韵、律诗的比重较高,杂体诗从无到有,并形成敏捷富赡的价值标准.充分认识汉诗的"文雅之力"与朝鲜"以诗华国"的创作观念,是理解朝鲜时代以国家行为推崇汉诗的关键,也是把握中国文学域外传播机制与朝鲜汉诗艺术风貌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