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学观

史学观区别于历史观的最根本点是：史学观不象历史观那样有唯物唯心之分，而只有理性非理性之别。理性史学观就是非历史观决定论的史学观，非理性史学观就是历史观决定论的史学观。非理性史学观对历史观持一种等级的、依附的、盲从的态度。理性史学观不仅对历史观的功能持谨慎的批判态度，而且对历史学的性质同样持严格批判的立场。故而，史学观对历史观就有选择的自主权，这就意味着史学观客观上构成了历史学家的第一观众，并本真地成为历史学家的现实观、生活观和存在观     

再论史学观

史学观谈的是历史学的工作如何开展,历史观谈的是历史活动如何进行,历史观与历史学的关系是间接的,史学观同历史学的关系是直接的。史学观既可以被看成是对历史观的理解方式,又可以被看成是对历史学的理解方式。史学观作为历史观的理解基础,必须始终保证历史学的理解本质不被任何非理解力量所浸蚀和破坏。使历史学成为一种现实批判的思想活动,成为一种具有思想价值的现实批判     

论中国古代史学的思想主题

论中国古代史学的思想主题屈小强卷帙浩繁的中国古史典籍一以贯穿着中国古代史学的思想主题。这可以从以下四方面去把握。一、大一统的历史观大一统的历史观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国家的统一与民族的融合。中国走向大一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大一统的历史观，也有一个发...     

司马迁与古希腊罗马史学观念之比较

本文以托马斯·库恩的范式为比较原型,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对司马迁的史学纲领进行探析,将司马迁的通变的历史观同古代西方最发达的希腊罗马的形而上学的历史观进行比较,论证了司马迁的史学思想高出于希腊罗马的史学观念,而且就其基本点上,也同西方史学发展的趋向一致,并揭示了这一史学方法论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李大钊对近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借鉴

20世纪初期,李大钊在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同时,以开放的态度借鉴近代西方史学思想,介绍、吸收和发展了其中进步论的历史观、非神学的历史观以及历史发展的规律观等合理因素,从而形成了他的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核心,涵盖近代众多优秀史学思想的具有鲜明个性和丰富内涵的史学理论体系,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和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于金富轼历史观的探讨

金富轼是朝鲜半岛第一部正史《三国史记》的撰写者,其史学观层面丰富,其中,事大观、神话观、渤海观以及以新罗为中心的正统观等四个方面不仅集中体现了金富轼重要的史学思想,也是学界评价《三国史记》史学价值的焦点。文章认为,金富轼的历史观中虽然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在正统、渤海等问题上所体现的史学认识基本上是客观而合理的。     

中国传统史学对民族融合的作用

中国古代民族大融合的深层原因,是学术上值得探讨的问题.民族融合的关键因素在于文化的认同,而传统史学则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最为发达的组成部分.从先秦到汉代,华夏文化中系统的礼制伦理文化和"大一统"的政治历史观,成为民族凝聚力的精神核心.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史学凸现为民族融合的先导和最稳定因素,这源于各个少数民族政权竞相仿从汉族政权的官方记史、修史体制,从而导致历史观、史学意识的文化认同,以及祖先血脉的认同,构成持久的民族凝聚力.隋唐以后直至清朝,传统史学始终发挥着这种凝聚力量.因此,中国传统史学对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史学引导了历史.     

史学反思的优先性

史学反思的优先性雷戈改变人们对历史的看法重要，还是改变人们对历史学的看法重要？这两个问题不可混为一谈。同时，这又是两个互有联系的问题因而它具有相关性。正因为这种相关性，它才使得我们必须从中确定一个更具有优先性的问题。这就是：历史观和史学观二者谁更重要...     

试论五四时期的民族史研究

〕五四时期，由于西方新史学思潮的传播和日益高涨的革命浪潮的影响，民族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不仅研究成果成批涌现，而且在新的历史观指导下，其研究领域大为拓宽，成果质量有了质的飞跃，平等民族观逐步成为当时许多学人的共识，蒙元史学、清史学、西夏史学等的兴起即是标志。这一时期的民族史研究虽远未达到科学性与系统性的高度，但对推动我国民族史研究向客观性方向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清季的历史教科书与线性历史观的构建

清季,伴随新学制、新学堂的建立,各类教科书在教育领域特别是基础教育领域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历史教科书也不例外。较之中国悠久的传统史学著述,历史教科书这一具有新体裁、新功能的历史撰述,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其中线性历史观的凸显,就是特色之一。线性历史观在当时历史教科书中的表现可谓多种多样,如历史分期中的线性时间观、直线发展的进化史观、单线的历史因果论、民族国家叙事的历史目的论,等等。探讨线性历史观何以呈现于教科书,固然离不开其时西学笼罩的整体学术氛围,离不开日本学者所编教科书之历史观念的影响和中国"新史学"运动的作用,但也不能忽略对中国史学传统中固有的线性历史观因素的考索。     

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观探析

社会发展观 ,是中国古代历史观进步因素的突出表现 ,它与朴素的唯物论、更与朴素辩证法思想相结合 ,反对历史观中的复古倒退论 ,强调社会历史的日新进化 ,并力图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及其动因。随着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 ,这种“社会发展观”逻辑地展现出四个主要发展阶段     

自然、浪漫与历史--试论浪漫主义历史观的形成

浪漫主义史学是西方史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它的产生和形成受到了自然观念和浪漫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自然观念的转变是理解浪漫主义以及浪漫主义史学的重要线索,浪漫主义者正是通过对自然的浪漫主义沉思,进而达到了对于历史观的思考。来自古希腊、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自然科学、艺术、思想和精神发展的成果,为浪漫主义史学观的形成提供了基础,促进了它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开启了史学发展的新世纪。     

论何炳松的历史观和史学观

何炳松的历史观和史学观是其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历史、历史记载的区分和对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功用及历史学家的素质等的论述,有助于中国现代史学理论的建设。他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进步的,历史学能使人们明白过去、把握现在、预测将来,人们应批判地继承手富的史学遗产。何炳松史学理论是中西史学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其对陈旧的封建史学起过冲击作用,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从文化视角看中国古代史学

从文化视角看中国古代史学许凌云一、中国古代史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宝藏史学是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它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部门。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史学是一个古老而又发达的学科，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富有优良传统和民族特色。这是中国...     

清代乾嘉史家史学批评方法论的几个问题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清代乾嘉时期史家史学批评问题的研究可谓是空白，无人问津。近年来才有人关注这个问题，写出了一些专论文章①。但是，这些学术成果大都局限于对个别史家史学批评的内容与具体方法的研究，没有从方法论的角度加以概括和总结。笔者在此基础之上，曾经对乾嘉时期史家的史学批评方法论作了初步探讨，井就其中的某些问题发表过意见②．但因篇幅所限，还有一些重要内容未能包括进去，现就乾嘉史家史学批评方法论中的另外三个问题，再作探讨。一、不应“轻忽先正苦心’的批评动机在中国古代的史学批评中，历代史家围绕史学的继…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与辉格解释的理论批判

19世纪的英国史坛以辉格史学为主流,其思想内核被称为“辉格解释”。在20世纪初辉格史学的地位每况愈下之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率先将对辉格史学的质疑理论化、思辨化,提升为对辉格解释的系统批判,形成了连贯的历史观、史学观与方法观。三者可分别概括为：自然论视角与反道德判断;还原过去与差异性探寻;责任与意义的技艺平衡。巴特菲尔德的辉格批判中不仅有着对辉格解释的具体负面看法和纠正措施,更隐含了与英国史学发展间的深刻联系,对当时的史学思想有革新和重塑之效,至今仍回响不绝。因此,深入阐释其针对辉格解释的批判观念十分必要。     

大卫·休谟的中立主义历史观——基于英国革命的商榷性解释

长期以来,学界把大卫.休谟的历史观或者划入托利主义,或者归入辉格主义。但实际上,无论是其用于解释英国革命的权威论,还是他对与人们的反抗自由、宪制、合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专制的赞成,抑或是对自己倾向托利主义史学观的刻意描绘,又或是其对光荣革命的推崇备至,都源于对英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的客观中立分析,不带有任何党派历史观色彩,所坚持的是中立主义的历史观。     

易学与中国史学

在中国史学发生发展的几个重要关节点上，易学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古代史学中，先秦史官的殷鉴思想、司马迁的见金观裹论、欧阳修的历史变革主张、王夫之的历史兴亡观以及章学诚的史学更不说，都与《周易》的通变思想密切相关。近代学者剥去了《周易》的神秘外衣，以人世历史的事实解释《周易》，其中郭沫若的《周易》研究成就十分突出。     

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史家对古代史学理论的总结与认识

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史家在接受和借鉴西方史学的过程中,开始重视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总结与认识。他们在着力阐发古代史学理论的同时,还积极地对古代史学理论进行批评、评价,并将古代史学理论与西方史学理论相对应,借鉴西方史学来审视古代史学理论,致力于将古代史学理论的积极内容纳入现代史学的建设中去。这一过程值得今人思考和总结。     

论章学诚的朴素辩证历史观

在18世纪的中国史家中,章学诚对中国古代史学做了全面总结,达到了传统史学理论的最高水平。除此之外,章学诚还深入考察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历代学术思潮以及史籍文化的演变,形成了鲜明的朴素辩证历史观,在历史理论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就给人们一个深刻的启示:史家对历史理解得越深刻,能够上升到历史理论的层次,那么,对史学认识得也就越透彻,能够形成丰富的史学理论;反之亦然。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动因,共同促进中国史学之理论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