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杨昌济知行观的继承、超越和《实践论》的发表

(一) 杨昌济的知行观主要是在继承中国传统知行观的基础上形成的,他对宋时理学的唯心主义体系十分眼膺,《朱子语类》中“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的知行观和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在这基础上,他融合了近代维新派人物谭嗣同等人的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家如康德的先验哲学而形成了自己的知行观。由于杨昌济既具有深厚的旧学根底,又出洋留学十年,具有丰富的“世界之智识”,故他能斟酌古今,权衡中外,“合东西两洋文明于一炉而冶之”,但其思想的主流仍是中学,是我国传统哲学的最后一位人物。主张“知先行后”、“知行并重”,一方面强调“知”,强调“知”对“行”的重大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又不忽视“行”的意义,注重“行”的作用。认为“不重学问,不知学问之不讲,则力行只是盲行,行之愈大,则危险愈大。”[1]而“知”的重要性就在于指导“行”,“博学、深思,皆所以指导力行也”,“知则必行,不行则为徒知,言则必行,不行则为空言,……力行尤要,力行为目的”。因此,在杨昌济看来,博学、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废。     

近代中国的成人追求：平民化的自由人格

(一)科学精神的内渗是近代人格的素质。从心理学而言,人格构成的要素主要是知、情、意三个方面。“知”体现了人性中的理性本质,宽泛地说,就是人的认识能力。作为思维和实践的主体,人所面对的客体是一个必然世界,人要想获得自由,就必须认识这种必然性,并从其中的多种可能性里作出合理而有利的选择,再通过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使作为自在之物的对象发生形态变化,满足自己的需要1。这一过程,实质上就是人们科学地认识世界(包括自然界、社会和主体思维),追求真理,获得认识论意义上的自由;而作为主体精神力量的“知”,则表现为科学内蕴的“求真”…     

昌吉市农民人文素质培训强化训练实证分析

强化训练的核心就是通过训练农民的“行”来促进其人文素质“知”的提高,最终达到农民人文素质“知”与“行”的共同提高。人文素质培训强化训练提高了农民对人文素质在个体发展中重要作用的认识水平;人文素质培训强化训练方式及内容符合农民人文素质培训需求。     

孔子“知”论及其现代价值

“知”在孔子思想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孔子“知”论立足于现实社会的感性实践 ,高扬了人的主体意识 ;坚持“天命”与“人事”的统一 ,把以“仁”为核心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置于物质世界 (天 )所具有的客观必然性 (命 )的基础之上 ;坚持以“仁”为体 ,以“知”为用 ,主张仁知合一的道德理想主义。     

论梁漱溟的儒学观

“五四”运动以来,梁漱溟怀着对中国和人生两大问题的忧思,强调行重于知,以“践形尽性”概括儒学的真精神;同时以西方生命哲学来诠释他的儒家哲学,开启了现代新儒家“援西学入儒”的先河。梁漱溟坚守儒学理性主义的传统,认为儒学在近代中国虽然遭受重大挫折,但是未来儒家学说必然重光于世界。     

责任的“体”与“知”

杜维明的体知概念包括伦理之知,体知责任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体知责任在认识层面上表现为“负何责”的问题,即人是如何体知到伦理责任的?梁漱溟和列维纳斯提出了“理性”和“欲求”两种体知责任的方式。体知责任在实践层面上表现为“如何负责”的问题。责任的践履不是现成的,而是在伦理情境中生成的。上述两个话题都涉及到“负责为何”的根本性问题。在人际关系中体知责任是人的存在获得统一性和责任主体得以确立的保证。从尊重或敬重等不同的路径来体知责任进而塑造责任主体本身就是我们应该担负的“责任”。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体系的构建

在跨文化商务交际活动中,交际主体通过对文化、商务、语言以及具体场景交际规则等语境因素的认知,形成主体自身适应于交际活动进行的情感、态度,以构建恰当的语篇和恰当地理解语篇作为具体行为方式,从而推动整个交际活动的进行。交际主体作为实践主体,必须有实践能力,这是＂行＂,主要表现为构建和理解语篇,进行交际;而其＂行＂依赖于对交际环境信息的认知,即＂知＂。良好的＂情＂能形成正确的＂知＂,二者共同构成＂行＂的前提条件和实施基础,＂行＂是＂知＂和＂情＂的体现过程,也是体现的结果。＂行＂能够通过交际主体间的互动,积极作用于＂知＂和＂情＂。     

反体系还是有限体系性--关于当代哲学理论方式的若干思考

体系性无疑已成为一个哲学“问题”。区分出体系的一般本质与其在近代哲学范式下的特殊状态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体系的一般本质源于主体对客体“观看”、“透视”的理论态度 ,只是在近代主体哲学的范式下 ,体系才获得与绝对主体性相匹配的总体性和强制性特征。彻底的反体系论由于将这两层含义相混淆 ,走向了一种“非理论”哲学 ,陷入一种悖论之中。马克思的现代实践哲学在超越近代主体哲学范式的基础上 ,仍保持其理论的体系性 ,这种特殊的体系性具有“有限性”、“开放性”和“自我超越性”等诸方面的特征。     

小词“或”的意蕴：以汉语言哲学为进路

小词“或”的典型用法,一为存在量词,一为析取连接词。作为存在量词,“或”为逆辖的主体量词。借助主词存在和论域问题的分析,可以阐明渡鸦悖论实为伪装的眢论,因为它错将两个不同的命题等同起来。作为析取连接词,“或”兼有相容析取和不相容析取的用法。基于“或”的析取用法,我们可以将戴维森关于意志软弱的三要素修正为知“或”、去“惑”、起“行”三环节。     

阳明心知论及其对朱子“虚灵知觉”的创造性转进

朱子“虚灵知觉”之心论的重“知”取向颠倒了先秦儒家以情感为心之首出原则的基本进路,存在着知、情分离的倾向,阳明对之进行了一种创造性的转进。一方面,通过对“知是心之本体”命题的提出,阳明将“虚灵知觉”贞定为创生实现义的主宰原则;另一方面,阳明又揭示出此创生主宰之“知”的本原根柢乃为一念“真诚恻怛”之“情”,情感实构成心的真实主体,而“知”则是情感发用流行中所固有的主宰光照作用。朱子学所可能导致的知觉先在与知、情脱节的弊病由此被克服。立于情感为心之首出、“知”“情”内在关联的心知论进路,阳明对朱熹“心统性情”“已发未发”“体用一源”等心性架构命题进行了“点铁成金”式的重释与转换。这在回归先秦儒家心知论进路的同时,亦将朱子那“虚灵知觉”的心知系统转进升华为一内具“精一之旨”的良知系统。     

从笛卡尔到马克思——近代主观能动思想的承沿与新生

笛卡尔的“我”“我思”的发现标志着近代哲学的“主观”“主体”观念正式建立起来。在西方近代哲学史中,从笛卡尔开始,哲学从本体论中心转移到了认识论中心。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方面继承了为近代唯心主义所发展了的主观能动思想,将其具体化为人的能动的历史活动;另一方面,将近代西方的认识论发展到实践论．从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这样,主体能动思想与认识论中心的观念就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得到了扬弃与新生。     

默会认识与实践智慧——论沉思默会在实践智慧中的地位与作用

实践智慧作为一种内在于人的观念形态,主要体现于知、行统一的过程中,表现在以成已成物为目标的价值追求之中.在解释世界和变革世界、认识自我和成就自我的过程中,如何认识世界和自身,如何“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实现“转识成智”,沟通知识与存在,达致理想的实现？默会认识作为认识世界的知识和把握世界的方法,在其中具有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沉思默会不仅是一种重要的认知方式,是形成明晰之知或名言之知的基础,同时它也是主体把握世界存在和自身之在的内在根据,是形成实践智慧的重要环节.     

论庄子哲学的知与行

关于庄子哲学中的“知”与“行”,历来学者大都认为庄子的知行观是与其混世游世的人生哲学相对应的“毋知毋行”通观《庄子》全篇,特别是作为庄子真实思想的内篇,笔者认为,如果把知行观放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来看,虽然庄子并未把“知”与“行”作为一对范畴明确地提出来,但他那种以独特方式表达出来的知行思想,应在学术界中予以新的重视、新的考察。 一 中国知行学说史上,《尚书·说命中》载“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语,被认为是最早提出的知行概念,先秦儒墨都继承了这一“知易行难’思想,十分强调“行”的重要性,“知”的前提性,并成为一种普遍看法,为当时及后来多数思想家所接受。     

“北四行”联营集团浅析

中国近代商业银行业是在资本主义近代银行模式下诞生成长的，具有近代资本主义银行的一般规律。但中国近代商业银行又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孕育成熟的，所以又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北四行”①联营集团的发展轨迹，是中国近代商业银行沿革的代表，是整个近代中国银行业的缩影。通过对“北四行”联营集团的研究，可以把握中国近代银行的本质特征，认识我国近代社会经济的运行情况和特点。同时，研究“北四行”联营集团的特点，对建立社会主义金融市场体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集中与垄断的倾向资本主义银行与资本家设厂经商一样，目的是为获取利润…     

20世纪初资产阶级“公德”“私德”思想刍议

20世纪初探索近代化过程中,中国资产阶级比较重视传统伦理道德近代转型。他们从改造社会主体出发,深刻揭露批判了封建“公德”“私德”观;指斥封建专制统治、宗法家族制、儒学等是其产生的主要根源:从理论上界定了近代“公德”“私德”及其关系,强调“私德”是“公德”重构之关键,要求融合中西之精华,从改造家族伦理入手培养良好私德,辅以政党培育近代“公德”。其思想具有明显的反封建性,有助于塑造近代理想人格,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近代化。     

魏源认识论述评

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上,魏源的认识论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认识论把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与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紧密地结合起来,表现了近代启蒙思想特色。今天,认真研究魏源的这一理论成果,对于我国现阶段实行对外开放、实现经济体制转轨,无疑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认识的起源方面,魏源提出了“及之而后知”的命题。 认识的获得,是先天带来的还是后天在实践中形成的?魏源对这个问题作了唯物主义的回答,他指出:“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焉有不行而能知者乎”?在他看来,践行而后能知,不行不知,只有接触并变革客观对象,才能获得认识。当时,魏源虽然没有,也不可能使用主体和客体这样一对范畴来概括认识活动中的两个主要因素,     

自由与真善美

自由是主客体的双重双向统一。第一重统一是主体统一于客体,即主体对规律的认识和顺应,也就是知与行的“合规律性”。第二重统一是客体统一于主体,即主体根据一定的目的去改造客体,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也就是实践活动和实践成果的“合目的性”。因此,自由就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对这个观点的详细阐述,可见拙作《自由的结构性分析》,载《厦大学报》1992年第3期)。“合规律性”是主体的认识和行为对客体规律的符合与顺应,因而是“真”。有的学者把真等同于规律本身,这是不妥当的。真是主客观的统一,包含有主观因素,因而不能等同     

论后现代主义的反主体观

后现代主义提出了主体死亡的思想 ,实际并非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是个性的消亡 ,而是近代以来把“主体”视为具有先验性、普遍性规定的存在或具有支配性、绝对性作用的存在的观念的死亡。后现代主义反主体的观点一方面是对西方传统观念中的主体观念的批判 ,另一方面又是对近现代西方思想中的主体观念的进一步发展。     

广义视域中的“学”——为学与成人

“为学”在宽泛意义上既涉及外部对象,又与人相关, “成人”则指成就人自身.狭义之“为学”主要与知识的掌握和积累相联系,以“成人”为指向的广义之“为学”则以知与行的统一为其内容,这一视域中的“为学”与“成人”相应地意味着在知与行的展开过程中成就人自身,其中既涉及本然、当然、实然的关系,也关乎本体与工夫、性与习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