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思想:是否对立以及如何对立

关于学术与思想之关系的讨论已有时日。常常可以听到有“思想淡出,学术凸现”这一类说法。它们大多不言自明地把“学术”与“思想”作为对立的概念来使用,但这总会使我感到有些茫然。首先是不明白“学术”在这里究竟是指什么?然后是不明白“思想”又是指什么?因此自然也就不清楚,为什么在学术与思想之间会有对立?以及为什么要对学术与思想之间的张力做如此强调?我从一开始便把学术与思想的关系问题看作是一个汉语语境中的特有议题。或许是孤陋寡闻,但我确实不知道在其他文化中是否有过相关问题的讨论。当然上述困惑的原因主要是在于这两个概…     

关于理学心性论与禅宗心性论的思考——以胡五峰《知言》与禅宗分灯禅心性思想为例

南宋理学家胡宏的学术渊源,鉴于文献有缺,难有定论,而其学术思想,主要反映在《知言》一书五峰《知言》中含有大量批佛之处,然仔细推敲,其“非正宗”的心性论思想,确有诸多观点与禅宗分灯禅思想契合。笔者试就五峰关于“性”、“心”与分灯禅心性论关系等诸方面分别论之,以期对探究五峰学术渊源及儒佛心性论比较研究提供些许参考。     

怎样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长期以来,马克思的这句话被许多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基本之点,是无产阶级教育区别于资产阶级教育的基本特点之一,是教育革命的主要内容。有些人根据马克思的这个观点,提出“学生即工人农民,工人农民即学生”的口号,并且认为这是“共产主义萌芽”。“四人帮”胡说什么“宁要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不要有文化的精神贵族”,更是把马克思的这个观点歪曲到荒谬绝伦的地步。实践已经证明,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完整的思想体系,离开了特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孤立地、片面地强调马克思的个别观点和结论,会对实际工作造成多么巨大的损害。马克思没有写过教育学的专著,他对于教育的许多观点和看法,都是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政治和经济问题中提出来的。例如,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从劳动力再生产、工资、工作日、社会     

诚信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公民道德建设是江泽民总书记“先进文化代表”思想的重要体现，是“以德治国”方略的重要内容。如何把公民道德建设好，就要抓住公民道德建设的基础和前提，这个基础和前提就是讲诚信。为什么要把讲诚信看作是公民道德建设的基础和前提？这是由当今社会道德的时代特征、当前道德失范中的诚信问题以及诚信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决定的。（一）当今社会是一个讲诚信、讲信誉的社会。有学者认为，２１世纪的社会是一个讲“信誉”的社会，“信誉”将成为人的重要资本。这一观点抓住了当代人际关系的根本和真谛。“信誉”是标志人们之…     

发刊词

广东地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很久以来就有开辟一个学术研究和活动园地的愿望。这个愿望算是实现了。这就是现在和读者见面的这个“理论与实践”的创刊。我们把这个综合性的学术期刊定名为“理论与实践”,这就表明我们决心使本刊在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思想,在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和唯心主义哲学的时候,力求紧密地联系我国和广东地区的政治思想和学术研究的实际,力求反映当前学术上的重大问题,并通过对这些学术问题的分析和讨论,正确地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针。在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将是相当长期存在的,尤其在哲学     

“新国学”论纲(上)

“国学”是在20世纪初年产生的一个学术概念,它是在与“西学”的区别和对立中建立 起来的。章太炎在“国学”观念的建立和传播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胡适在 “整理国故”的口号下重新界定了“国学”这个概念,将“国学”定义为“国故学”,但它仍然是以中国 古代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学术的总称。“五四”以后生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化,特别是由陈独 秀、李大钊开其端的中国现代革命文化,以鲁迅为主要代表的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由从事外国文化的翻译、 介绍和研究的学者和教授创造出来的大量学术成果,都没有纳入到“国学”这个学术概念之中。1949年之 后,“国学”这个概念只在港台和海外华文学者之间使用着,直到文革结束之后才重新出现在祖国大陆, 但直到现在,这个概念仍然沿袭着原来的用法,这就在有意与无意间将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化的研究排斥在 “国学”之外,把整个中国文化的内涵和意义凝固起来,把理应具有更大互动性能和更大发展潜力的中国 学术体系分裂成了各不相关且相互掣肘的几个板块,由此形成的学术观念也有严重的缺陷,影响着中国学 术的正常发展。本文以自己的观点简略缕述了中国现代学术文化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指出了现有“国学”      

《管子》究竟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与胡寄窗先生商榷

胡寄窗先生在所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中,对先秦经济思想所作的论述,有某些见解值得进一步讨论,而《管子》代表商人阶级的利益的说法,便是其中之一。胡先生在《学术月刊》1963年第4期又发表了“《管子》代表的阶级观点与阶级利益”一文,进一步作了论述。本文拟就这一问题提出不同的看法与胡先生商榷。胡先生认为《管子》的经济思想“主要是代表新兴商人阶级的利益”,“代表的是新兴商人阶级的观点”。他提出的主要理由是:1.“从他们主要以商品货币关系为论述的核心一点看来,代表的是新兴商人阶级的观     

学风问题探析

目前社科理论界在学风方面存在学术腐败、学术浮躁、学术消极现象。学术腐败表现为:学术与权力、学术与金钱的交换;“跑”课题,“跑”职称,“跑”科研奖,“跑”硕士、博士点成风;花钱买学历、买文凭;以学术之名,行敛财之实。学术浮躁表现为: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科研成果粗制滥造;不深入实际,不认真调查、分析,靠拼凑出成果,缺乏真知灼见和实际价值;跟风跑,不专心,滑到哪里是哪里;轻率、盲目地套用国外或别人的观点或理论,脱离研究实际。学术消极表现为:过分夸大社会问题;缺乏信仰和信念;雇佣思想严重,理论联系“实惠”;崇拜权力与金钱。对这些不良现象我们必须下工夫清理整顿,以净化我们的学术环境,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     

费孝通的学术价值观

费孝通一生经历坎坷,他从事学术研究有着自己鲜明的学术价值观.首先我们说费孝通继承和发扬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他把自己看作是社会的一员,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把个人的命运熔铸在杜会和国家的命运之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用其所学得的知识为人类服务,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志在富民”是费孝通学术价值观的核心,他“弃医从社”立志“为万民造福”.他不断探寻农民致富的途径,概括总结农民群众的创造经验,将“富民”思想落到实处.费孝通宏图大略的两个方面,一是表现在他对“全国一盘棋”格局的设想,二是表现在他对文化世界多元一体的瞻望.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探析——兼论“市民社会”理论的现代意义

“市民社会”思想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论述了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理论渊源、主体构成以及对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影响。文章认为 ,马克思把“市民社会”看作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 ,是商品经济的对应物 ,看作是置于个人和国家之间、对私人利益和普遍利益起调和作用的“中介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显示出了重要的现代意义。     

文学“革命”经学与中国现代学术分科的形成

中国学术的现代分科大体形成于戊戌至五四之际。其确立的核心在于“经学”被现代学术各科分解,并且作为传统学术之统领的思想祛魅。具体涉及制度、学术、思想三个层面。各分科在经学瓦解中逐渐生成,并在思想层面摆脱中国学术之“以经为纲”这一最为“传统”的特征,是其得以“现代”的前提与标志。该任务的最终完成,得益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文学革命以“文学”为手段对经学遗留进行思想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建立了一种新的文学,广泛生产针对“政教”和“人生”等领域的思想内容,试图接替经学在传统社会的思想指导地位。尽管这一接替并未真正完成,但在现代学术分科意义上,文学革命仍促成了文学的独立,即建立了不同于传统文学之经学附庸状态的、具有独立思想内核的现代体系;同时也完成了传统学术之“以经为纲”的思想祛魅,为各科的现代独立与生成奠定了基础。     

蒙文通经学思想中的“齐鲁之辨”

学界一般认定,近现代蜀学大师蒙文通一生学术经历“三变”：一变为“古史三系说”,二变为周秦之变与儒法斗争,三变为汉初新儒学。然而鲜有人注意到,蒙文通经学思想中始终有齐鲁之辨的问题意识,分辨齐鲁之学是蒙氏早年学术道路的起点,也是他晚年经学研究的高峰。蒙文通早年研究齐鲁之学,依据廖平以礼制、地域分今古的观点,视鲁学为今文学正宗,视齐学杂采法、墨、阴阳各家,当务之急是“屏除阴阳,而一断于礼”。但晚年蒙文通具备了周秦之变的历史运动观,指出齐学杂采各家,反而体现出儒家是不断发展的学说。对比蒙文通早年与晚年关于齐鲁之辨的不同说法,既有助于学者深入把握蒙氏的学术道路与思想关怀,更有助于人们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进步性、创新性。     

从对农民起义的态度看蒲松龄的民族意识

清初的伟大文学家蒲松龄和他的《聊斋志异》到底有没有民族思想?一九八○年九月,在山东淄博市举行的全国蒲松龄学术讨论会上,“有”与“无”两种意见各执一端,相持不下。在研究者中,彻底持否定态度的、影响比较大的是兰翎同志《〈聊斋志异〉的“民族性”在哪里?》(1956年2月5日《光明日报》)一文。该文全面否定了何满子、任访秋等人的观点,并指斥何、任的观点为胡适和胡风派观点。八○年学术会上,有人写了《〈聊斋志异〉中有反清思想吗?》,重申兰翎的观点。我认为,这个问题很有必要讨论下去,因为它将直接关系到对蒲松龄及其作品的正确评价问题。为此,草成一文,以就教于大家。     

卷首语

著名作家铁凝在谈到“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缺少什么”时说:“我们的小说创作,缺少一种对人生对生活谦虚之心、耐烦之心。我们这个社会正处于不耐烦的时代……不谦虚、不耐烦使我们看不到心灵更深处的走向,看不到时代的命脉,也就表达不出让读者信服的作品,更不可能有思想,产生令人震撼的力量。”她主张作家对人生要有谦虚、耐烦的态度,这样搞创作,会走得很慢,但会很有力量,很可靠。此为确论。据说我们这个时代是诞生思想大师、文学大师、学术巨匠的时代;新的伟大的文化复兴也是民族心灵对这个时代的殷殷期许。因为我们这个民族经历了太多的痛苦…     

试论“天人合一”与“生态和谐”的区别

“天人合一”与“生态和谐”的观点在提出背景,含义,实质,逻辑前提,思维方式以及出发点和归宿上都存在着差异,不能把“天人合一”思想看作是“生态和谐”理论的哲学基础,更不能把二者相等同。     

论庄子的“当即放下”思想

本文提出“相对主义是庄学思想的灵魂,当即放下思想是对其相对主义灵魂的概括与提炼”观点,围绕此观点,分别从客观认识境界和主观成见存在两个方面论述庄子“当即放下”思想的文化精义,以及老庄思想博大精深之所在。     

学术腐败与学术制度的重建

一、学术品格的丧失与学术危机学术曾经以其独特的品格在大众的心目中树立了高尚的形象。仅仅是“学术”这一字眼,就令人肃然起敬。在人们心目中,学术之品格与理性、自由、独立、纯洁、高尚、求实精神等字眼,往往是同义词。劳作于学术园地的学者被视为智慧的化身、真理的代言人、社会良知的守护者。因而人们对学者的信任和期望都非常之高,向其投以崇敬和仰慕的目光。学术界也曾被长期看作功名利禄重重包围下仅存的一块圣洁的领地,是人类灵魂在世俗的喧嚣中赖以安宁的精神家园。然而,在市场经济的唯物质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冲击下,学术这块净土…     

《管子》代表的阶级观点与阶级利益——答叶世昌同志

在《学术月刊》1963年第2期“管子的经济思想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一文中,叶世昌同志认为“阶级观点”与“阶级利益”是两回事,所以不完全同意我对《管子》作者所代表的阶级的分析,并指出“只能说《管子》经济思想反映了商人阶级的观点(也反映了地主阶级的观点)而不是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如果《管子》代表商人阶级的利益,在《管子》中就不应该“有许多直接抑制富商大贾的办法”。     

谭嗣同对王船山哲学思想的态度

<正> 谭嗣同对王船山推崇备至,他把船山的思想看作是复兴民族、“昭苏天地”的一声春雷。他说:“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他在老师欧阳中鹄、刘人熙的教导下,“为学专主船山遗书,辅以广览博取。”(《潭嗣同全集》261页,以下简称《全集》)因此,学习能深造有得,“多发前人之未发”(唐才质《戊戌见闻录》)。     

王国维与戏曲“尊体”论

王国维是清末民初的学术大师,他不但在戏曲研究方面成就卓著,同时也是戏曲“尊体论”的有力推动者,他借用西方之文学观点,论证戏曲为“真正之文学”,戏曲家为“专门之诗人”,并将元曲视为“一代之文学”,使之获得与唐诗宋词并驾齐驱的地位.同时他全方位研究戏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旧曲学的集大成者和新曲学的开山者.王国维通过以上角度不遗余力地推尊曲体,使得戏曲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品格,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