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哲学与环境伦理学

近代西方哲学对环境伦理学的形成曾发生过积极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它对狭隘的人类中心论的批判、对人类认识能力的批判上 ;同时也表现在它为环境伦理学提供了充实性原则、连续性原则及多样性原则等基本的哲学理论基础上。因此 ,应辩证地看待它对环境伦理学的影响。     

论当代西方哲学范式

从哲学发展史的角度看,哲学形态的更替主要是哲学范式的更替。当代西方哲学不同流派的概念体系与理论表述有时大相径庭,但在基本哲学范式上是一致的,那就是感觉经验世界本体论。当代西方哲学可以说就是感觉经验世界本体论的哲学。这一哲学范式的确立拓开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从而推动了当代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我们应当正确认识和评价当代西方哲学,积极借鉴当代西方哲学的有益成果。     

政治初始状态与近代西方哲学中的人性论思想

自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初始状态做了新颖的理论建设后,初始状态理论一直是政治哲学探讨的热门话题。学界围绕着罗尔斯初始状态理论的争议不断,进而追溯到对近代西方政治哲学初始状态理论的考察与争鸣。本文先分析政治初始状态与人性的概念,再逐个考察霍布斯、洛克、卢梭、康德等近代哲学家的人性预设,并探讨由此推演出不同政治制度的可能性,最后阐述马克思革命性的人性论思想,即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辩证的人性观。文章在综述近代西方政治、历史哲学的政治初始状态理论时紧紧围绕人性这个话题展开,并对各家观点进行了尝试性比较。     

近代戏曲史的跨度及其分期问题

关于近代戏曲史的跨度目前有两种意见:一是仿照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体例,将1840-1919年的戏曲视为近代戏曲史,1920-1949年的戏曲则划归现代戏曲史;二是将1840-1949年的戏曲都作为近代戏曲的研究对象.“五四”运动对近代戏曲的影响不是太大,不必分为近、现代两个段落.在汉语中,近代、现代的含义并无严格区别,在英语中则是同一词汇,“近代”一词能指称1840-1949年的戏曲.有人将近代戏曲分为1840-1911、1912-1937、1938-1949三个阶段,这一以社会发展史为依据的划分并不能准确反映近代戏曲发展的阶段性,以20世纪初为界将近代戏曲分为前后两期比较符合近代戏曲史的实际.研究近代戏曲史的跨度和分期问题,既不能脱离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但又要注意到文学艺术的发展与社会历史进程并不完全同步,不能简单地用社会革命史的进程来代替戏曲史发展的进程.     

近代西方哲学的“三大转向”

一般认为近代西方哲学发生了认识论转向,这种说法是非常不全面的。不同于古代哲学和中世纪哲学,近代西方哲学发生了三大转向：一是科学化转向。近代科学和哲学分离,近代科学获得巨大进步,哲学模仿科学,追求成为严格的科学,导致哲学不再主要关注给人生提供价值和意义;二是政治化转向。哲学和政治的结合导致哲学的政治化和政治的哲学化。哲学政治化导致哲学变为意识形态,政治哲学化导致政治生活的理性化和享乐化;三是历史化转向。近代西方哲学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哲学被看作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因而不能脱离历史时代,结果哲学陷入了历史主义的洞穴。认识近代西方哲学的“三大转向”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西方哲学的发展和演变。     

全球视野下近代欧洲史的断裂与延续:论历史、历史学与史学史分期问题

冷战结束如今已经有20年了,弥合东西欧历史学的裂隙至为重要.一些转折点曾对想象和记忆历史的方法产生了影响,但历史分期和历史学的分期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方面的,其中历史语境塑造了历史学的方向.社会科学有足够多样的方法和提问来制造范式观念,其假定学术领域内的共识是不可操作的.历史学的重新定向与对当代西方文化的批判有很大关联.1990年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此前大量缺乏的相对跨民族的内容已经引入了.大多数这类历史著作仍旧是以西方中心的,只有最近才有历史学的全球方法.     

关于近代西方科学输入中国的两个时期分期问题的讨论

通过确认传播主体在近代西方科学输入两阶段的地位与作用,在近代科学分期的大的历史背景下,以传播主体的活动起止为参考,并结合现代体制确立,可以认为近代西方科学输入中国的两个主要历史阶段分期为:第一阶段1582-1775年;第二阶段1807-1928年.这种结论必然要涉及如此分期及确定各阶段起点、终点的原则、依据和理由.     

现代西方哲学对当代中国之影响及其借鉴意义

20世纪末期,现代西方哲学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对中国社会特别是青年群体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今,曾经的"尼采热"、"萨特热"等虽已退潮,但其影响却依然显现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中.现代西方哲学对现实社会的分析批判,以及它的传播方式、研究方式和对人的深切关怀,对我们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西方哲学史研究的史与论——兼谈西方哲学史研究范式转换

理解西方哲学史研究的历史性与思想性关系是实现西方哲学史研究范式转换的关键。文章从西方哲学史研究的历史性与思想性的内在关联入手,研究历史性研究范式向思想性研究范式转换可以使西方哲学史研究从史性特点向论性特色回归,有效实现史与论的内在结合,还哲学史以基础性、理论性、历史性、思想性之本原,让历史性与思想性统一于人类自身存在的意义上。     

如何构建当代中国新哲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关系看

构建当代中国新哲学必须正确和充分利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当代西方哲学这两种思想资源。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之间的关系来看 ,构建当代中国新哲学 ,不能把两者截然对立起来 ,作非此即彼的选择 ;努力寻找两者的共同点 ,以提供启示和借鉴 ;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挥引领、主导作用 ,充分认识中国化和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我们要构建的当代中国新哲学。     

也谈"西方哲学批评史"学科的创建问题--兼与张耀南先生商榷

与文学中"文学作品"与"文学批评"二分的状况不同,哲学理论与哲学批评是无法截然分离的.西方哲学中的批评已经成为沟通不同时期的哲学理论以及同一时期不同的哲学理论的经纬线,离开了它,很难理解西方哲学的历史和逻辑进程,西方哲学史也必将因此而变得支离破碎."西方哲学批评史"即便能够创建,也只能作为一种专门史涵盖在西方哲学史当中,而不是独立于其外;"西方哲学批评史"与"西方哲学史"的关系,是不能与文学中"文学批评史"与"文学史"的关系相比附的.     

学院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西方哲学参照系问题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西方哲学参照系问题的探究,是以辨析和确认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目的为前提的。而中国哲学史的现实存在方式决定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目的根本上既不是道统的传承和道统的现代复活,也不在于建构当代中国哲学,而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谱系的客观理解和如实叙述。在以此为目的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要对西方哲学实施彻底的现象学“加括号”程序,或者说,完全排除西方哲学的影响,是不可能的和不现实的。但西方哲学的思想、概念和框架也不应该成为我们理解和解析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一把“尺子”;不过,把西方哲学作为“镜子”和“窗子”,对于我们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却可能是有益的和富有启发性的。     

在与当代西方哲学的对话中阐发马克思学说的当代意义

在当代人类状况所提供的历史条件中重新领会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对于正确把握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具有关键的意义.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对西方哲学的知识论传统的扬弃,而当代哲学诸重要学派的核心论题正是知识的存在论性质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论境域开启了当代西方哲学的基本论域,因此,马克思学说与当代西方哲学的对话是当代人类思想努力的题中应有之义.     

怎样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

马克思发现和克服旧哲学的矛盾和弊端 ,本身有一个不断认识和实践的过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总体上没有超出康德道德哲学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思想逻辑 ,明显带有黑格尔“三段论”历史逻辑及意识哲学的痕迹 ,只是马克思思想转变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这时他还没有能够对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思辨唯心主义方法进行彻底而系统的批判 ,他对传统哲学思维方法的清算和新哲学思维方法的确立 ,开始于《神圣家族》 ,完成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 ,成熟于 185 7-185 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马克思在此基础上 ,实现了整个哲学的革命变革 ,批判地继承了旧哲学的合理因素。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自己明确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 ,它不是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之上的第三种哲学 ,不是道德哲学 ,也不能归结为人道主义 ,而是以共产主义为旨归的实践的唯物主义 ,即历史唯物主义 ;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是道德伦理批判、单纯的价值批判或文化批判 ,而是针对资本主义现实矛盾和冲突的真正的社会批判 ;它依托于具体科学和经验事实 ,但又不局限于具体科学的问题和方法 ,不为一时一地的经验所局限 ,而是以全部人类历史和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为其考察的对象 ,是人们认识和改造现存     

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的探索历程——刘放桐教授访谈录

导语：在当代中国,无论从事哪一种哲学研究,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即中国的哲学如何发展？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然会涉及到另一个更为具体的问题：如何处理现代西方哲学与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如今当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换、建立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等成为当代马哲界热烈讨论的话题之时,认真研究马哲同现代西哲的交流、     

论近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转换

自近代以来,西方哲学思维方式发生了三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换,即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思维方式,康德的先验主义思维方式,胡塞尔的现象学思维方式。这种转换是西方哲学逻辑发展的结果,是西方社会变迁的产物,体现了西方传统的质疑精神。它对欧洲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进步,对人类认识水平的提升,发挥了积极作用。     

也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否定性评价——致陈启伟教授的回信

合理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否定性评价 ,关键在于一是要具体分析这些评价的缘由和本来意义 ,避免将之普遍化和绝对化 ;二是正确认识 1 9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及相应哲学意识形态发展的新的特殊情况。只有对这一问题作出合理解释 ,才能从根本上克服以往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简单否定态度 ,与时俱进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获得全面深刻的认识。     

近代日本的“理想国家”论———谈柏拉图《理想国》吸纳的意义

从近代日本与西方哲学相遇表现出的两个特征出发,并以“理想国家”论为原点,探讨近代日本在建设新的国家和社会的过程中接受柏拉图《理想国》的过程,围绕柏拉图《理想国》的接受问题,试图验证西方哲学所发挥的正负两面性作用给近代日本带来的影响     

唯识学“刹那”义在近代的再中国化——兼论唯识学、儒学与西方哲学的交融

唯识学“刹那”义对近代中国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受支那内学院影响的哲学家熊十力、李石岑等人,他们都认为宇宙万物,包括心识或心性都是“刹那灭”的或说刹那生灭的,这是唯识学种子说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内学院重点宣扬的唯识学的特色理论之一。不过,熊十力等新儒家认为这刹那生灭的宇宙是刚健有为、活活泼泼的,他以《周易》的“生生”之义赋予在这“刹那”义上,从而归宗到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的立场上去了;而李石岑则以“刹那灭”义诠释人生之“生”,用唯识学接引了柏格森等人的哲学,强调刹那变化的人生背后有着一种创造的意欲,这便偏离了唯识学而更接近柏格森等人创造的进化论了。“刹那”义曾是这些知识分子建构近代形而上学的“共同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