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经学对汉代文论的影响

本文梳理了汉代经学对汉代文论的影响。认为,在汉代经学经典化过程中经学出现了神圣化和政治化倾向,这影响了汉代文论的产生和构成。经学的神圣化给两汉文论整体带上了儒家文艺思想的特点,经学的政治化则使封建帝王的权威性得到推崇,合法性得到肯定,对帝王的歌功颂德也成了汉代文论家不可回避甚至持肯定态度的一个论题。汉代经学自身也对汉代文论产生了影响。《诗》《乐》本身就构成了汉代文论的一部分,汉代经学中部分经书章节对汉代文论也产生影响。总之,汉代文论家和作家对文学的思考极大地受到汉代经学的影响。     

略论汉代古文经学的制度构想与文论视野

在古文经学家推崇的各类经传中,《周礼》与《左传》集中表达了合乎礼治原则的理想政教制度的构想, 古文经学的文论叙述也便于其中得以安置,并获得具体规定。《周礼》的意义偏重于对文学的制度性安置,核心在 于"乐"的政教功能;《左传》的意义则偏重于文法的具体规定,其实质即如何在书写中寄寓王道理想。     

汉代经学中的文体学研究

汉代经学昌盛,汉代经部文献中包含不少相当重要的文体学史料。汉儒在先秦儒家经典的笺注和训诂中,也涉及对早期文体本原含义、体制以及相关的名物制度的研究,内容包括对诗歌性质、作用、表现手法、体裁分类的论述,对礼制与文体关系的研究,以及对文体语词的语源学探讨。尽管这些还不是自觉的文体学研究,却开启了先秦文体史研究的先河,在内容和方法上奠定了中国文体学研究的基本格局,对后代的文体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经学”“经术”的分野与汉代经学文论话语的双重性质

本文考察了汉儒由“学”与“术”的分野产生的文论叙述的双重指向,由此达到对汉儒文论的整体理解,这是一种以经典释义为凭藉进行文化规范的文化类型。     

从汉代经学到魏晋玄学

从经学到玄学的转变 ,是汉魏之际思想界发生的重大变化。纵观从汉代经学到魏晋玄学的理论发展轨迹 ,主要表现为从“儒道互绌”到“儒道双修” ,从“分文析字”的训诂到“辨名析理”的玄思 ,从经学神学目的论到玄学的宇宙本体论 ,以及从宇宙哲学到人格哲学的演变 ,使得思想界的面貌为之一新     

经学与汉代史学的关系

汉代是经学繁盛时期 ,又是封建正统史学形成时期。经学与汉代史学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经学发达给汉代史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影响了汉代史家的知识结构 ,决定了汉代的史学思想 ,提供了大量的史料 ,促进了史著体例的创新。经学对汉代史家的治史目的与治史方法也有着深刻影响。考察经学与汉代史学的关系 ,可从中体察汉代史学的发展特点 ,进而认识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关于汉代经学的若干思考

经学是指以儒家六经为核心的一套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人格追求等,其主要载体是儒家的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和人生哲学.经学形成并定型于汉代,先秦无经学.汉代经学分为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和谶纬之学.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根本区别是历史观、价值观和经学方法论,而非书写方式.汉代经学促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守成主义的形成,重视守成、尊重传统、在守成中开新的文化传统,是随汉代经学的形成而形成的.汉代经学的形成,与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合作传统的形成过程相一致;促成了孔子地位的帝王化、符号化;大大提升了儒学和儒生的地位.     

汉代的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

前汉中期以后,儒家内部的一个斗争就是今古文经学之争。今文经师与古文经师大都是中等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有少数是贵族。他们在社会政治观点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今文经师反对盐铁官卖,古文经师也反对盐铁官卖；在世界观方面,今文经学谈灾异,古文经学也谈灾异。今古文经学的斗争基本上是禄位之争,是对古学官的位置的争夺。如果说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有一点差异的话,那就是,今文经学中专讲所谓微言大义,即天人感应的唯心论神秘主义；而古文经学虽然也讲灾异,但比较注重训诂,神秘主义稍微减少一些。     

经学传统与古代文论的科学性

从学理角度看,古代文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具有理论系统性、范畴规范性、论证方式逻辑性及表述语言明晰性等特点.而古代文论的基本特点是:大量资料以零散的形态存在;众多范畴以形象性比喻为主;理论深刻而常以诗化语言和描述性方式表达;文论家常用文学性文体展开理论建构.但从宏观角度和更深的层次看,古代文论仍具备独立学科之科学性特点.理由有四:一是古代文论在零散资料的背后潜存着系统的理论体系;二是文论家运用着大量内涵明晰的规范化范畴;三是文论史上不乏运用抽象思辨展开逻辑论证的著述;四是古代文论中有大量运用理论化语言和论证性文体展开理论建构的文献.上述四方面赋予了古代文论独立学科的科学性质,而形成这些科学性质的深层原因在经学.     

论王符对汉代经学散文风格的突破

王符在继承汉代经学散文风格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又表现出背离和突破:以民间谚语作为论政的重要依据,以受汉儒鄙夷的五言句式写作自己《叙录》的大序,有时在论政中直斥当朝君主,突破了汉代经学文章“温柔敦厚”的文风.王符散文这种风格上的突破主要源于其思想中对先秦民本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复归,同时也是王符沉寂乡野,主动向民间文学学习的结果.这种突破虽然只是部分尝试,但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的创作深有影响。古文经学不为章句之学．追求简明的文风,消解了长篇巨制,文学创作也由繁趋简。古文经学不谨守家法师法,讲求兼通,能博采众长,故古文经作家能够出入经史,表现题材也包罗万象,几乎无所不至;而且作家的思想也不为经学所拘,开始表现内心的情感：同时,古文经学反对谶纬,迷信成分极少,这在客观上增强了文学的理性批判精神,这在政论散文中表现得尤为鲜明,同样的光芒在汉赋和诗歌中也有体现。     

经学与汉代语言文字学的发展

两汉时期 ,我国传统语言文字学取得了长足发展 ,而这又是与儒家经学的独尊和极盛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并折射出经学自身演变的轨迹和规律。《急就篇》、《方言》、《说文解字》、《释名》等语言文字学著作的相继问世 ,都与经学有着不解之缘。汉代经学与语言文字学彼此渗透 ,相互影响 ,共同推动中华文明迈向一个新的高度     

南北朝儒家经学义疏三论

儒家经典的注释体裁由过去的传注发展到南北朝时期的义疏，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究其愿因，有经学发展中自身的因素和外在的影响所致。文章分三部分对此作初步的探索，论述了南北朝儒家经学义疏与汉代经注、与佛学、玄学，以及与唐代五经正义的关系，从一个侧面说明南北朝时期思想变化的轨迹。     

论经学与汉代忠孝观的整合

汉代忠孝观的整合是中国古代忠孝观念演变的一 个重要阶段。为了强调和倡导忠君 ,汉代经学提出了“家国同构”理论,也就是把君臣关系等同于父子关系。这种忠孝观念的 整合实际是一种由孝劝忠的方法,即把孝亲作为忠君的手段,而把忠君作为孝亲的目的,所 谓“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因之,汉王朝极力推广孝道,并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尽管如此 ,汉代忠孝观念的整合仍存在着一些自身的缺陷。     

试论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性质

今古文经学的对立是学术体系的全方位对立,它们在学派宗旨、学术内容、治学方法、学术渊源和思想资料等诸方面有很大的歧异.这两大学派斗争的性质是学术成分参杂着政治成分.在阶级社会中学术是脱离不了政治的,但学术有其独立的价值所在,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一种学术或学派衰朽了,自有另一种学术或学派兴起以矫正其弊病或取而代之.今古文经学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其斗争和融合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论经学与汉代文学的关联

经学对汉代文学发生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学与汉代文学史整体图景的关联,呈现为顺承与逆反两个方向,而经学与文学的基本关系是整合与背离;二是汉代文学作品中表现出的经学主题,这是经学向文学渗透最为显明的表现,而徘徊于“学”“术”两端的士人心态在其中表露无遗;三是经学之于文学的制度性建构,此即由经学观念导致的乐府机构的设立之于汉代文学的顺向性和文化性影响。     

汉代士人对霓虹的经学定性及文学表现

蔡邕的<答诏问灾异>援引<易纬>,把天降霓虹说成是天子迷恋女色、后宫干乱朝政的征象.对霓虹的这种经学定位,始于汉初经师对<诗经>的解说.焦延寿的<易林>对此作了明确的表述,京房又进一步加以阐释,把这种理念发展到极致.<诗经>由霓虹引出男女的性爱,是经学对霓虹加以定性的渊源.     

汉代史学经学化、御用化原因探析

史学经学化、御用化是汉代史学发展的突出特点。这一特点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汉代儒学的独尊和兴盛,使史学日益经学化;二是统治者对史学功用认识的加强,导致史学逐渐成为为统治者服务的工具;三是经学与官方联合对史学的控制,使得史学最终走上经学化、御用化的轨道。     

论汉代的经学与法律

作为两汉封建意识形态核心内容的经学，对汉代法律思想、法律制度和法律实践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今文经学的神学化，导致“大德小刑”论盛行，并成为我国正统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今文经学的阴阳五行化，使先秦时的“德刑时令说”得以发展，并对汉代及后代的司法活动产生了影响。经学的独尊造成儒家经典的法典化，它不仅成为立法的理论基础，而且变成直接用来决案断狱的法条。经学维护等级制度，促使礼与法的进一步结合，形成“出礼入刑”的局面。东汉古文经学的勃兴，使注经成为时尚，由注经发展到注律，便在汉代产生了律学。     

国学大师蒙文通论儒家经学与诸子学

国学大师蒙文通探讨了由儒学到经学的发展过程,指出先秦时期儒学与诸子学互为采获,相互影响,共同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到了汉代,儒家经学融会百家之长而综其旨要于儒家,取代诸子百家成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