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经学对汉代文论的影响

本文梳理了汉代经学对汉代文论的影响。认为,在汉代经学经典化过程中经学出现了神圣化和政治化倾向,这影响了汉代文论的产生和构成。经学的神圣化给两汉文论整体带上了儒家文艺思想的特点,经学的政治化则使封建帝王的权威性得到推崇,合法性得到肯定,对帝王的歌功颂德也成了汉代文论家不可回避甚至持肯定态度的一个论题。汉代经学自身也对汉代文论产生了影响。《诗》《乐》本身就构成了汉代文论的一部分,汉代经学中部分经书章节对汉代文论也产生影响。总之,汉代文论家和作家对文学的思考极大地受到汉代经学的影响。     

日本古代文论的生成、发展、特色及汉译问题

日本的和歌论、连歌论、俳谐论、能乐论、物语论等各体文学论的相关文献,可以统称之为“文论”.日本古代文论经历了对中国文论的引进、套用再到活用的过程,形成了“物哀”、“幽玄”、“寂”等一系列具有民族特色的概念范畴,并提出了许多独到的理论见解.日本古代文论基本上是纯文学论,对文学的抽象本质问题、本源问题、社会价值与功能问题等缺乏关心和探讨.在著述方式上,具有私人性、非社会性、家传化的特点,文体上具有散文化、随笔化的特征.     

以欲解性,以恶解欲":由天道及人道--论荀子反诸"性善"而合乎德性的"性恶论

荀子之“性恶论”既是一个相对于人的自然状态的事实判断,又是一个关乎人性善恶的价值判断,荀子正是以告子实然主义人性论发端、明确而自觉地站在儒家德性论的传统的立场上批判了孟子那种流于言辞、陷于浮夸的“性善论”的德性论,以“性恶”的人性论为儒家的德性论传统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以欲解性、以恶解欲”,由合于告子的自然之欲求到反于告子的对自然之欲的批判到合于儒家德性论传统的礼乐教化、圣人之礼,都反映出荀子力图在新的高度上重建儒家的德性哲学,并且试图建构与儒家德性理论相匹配的社会政治礼法制度。     

《潜夫论》引用经书问题研究

《潜夫论》对经书内容引用很多.在引用方式上主要有明引和暗引两种,也存在只引经书名称或具体篇章名称而不引文句内容的情况.《潜夫论》对不同经书内容的关注度和侧重点有所不同,兼顾今古文经,体现了东汉中后期今古文经融合的发展趋势.《潜夫论》对经书的引用是汉代学术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同王符的“明道、征圣、宗经”的儒家学术观有着直接关系,是王符对儒家经典的一种理解和诠释.对《潜夫论》引经书内容的分析既突出了王符的学术特点,也再次表明了经今古文问题的复杂性.     

日本近世文论历史扫描

日本近世，俳论形成并得以确立，俳论、歌论、诗论、物语论、散文理论在此时期有了长足发展并逐渐成熟。总体而言，日本近世文论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尤其是诗论、物语论、散文论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极大。参照中国古典文献，日本近世文论显示出丰富多彩的特色，并作为日本文化重要内容而定型。     

《春秋》学质文论与作为风格阐释学的中古文质论

中古文论领域的文质论可分为形质说和形式说两大形态,其中形式说虽后起却是当时文质论的主流。文质论的形式说因致力于从整体上把握作品的风貌而超越了对字词章句的意义阐释,成为一种风格阐释学。从文质论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出,文论领域的文质论深受《春秋》学质文论的影响。《春秋》学质文论将原本属于礼学的文质概念提升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抽象范畴,同时为文质论注入了某种历史哲学。这使得作为风格阐释学的文质论不仅仅只是理解作品感性形式的工具,也是在文学中理解个体自我与整体历史之关系的方法。     

中国古代文论情景论的承传

我国古代文论情景论的承传,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中:一是“情以物迁”论维面的承传;二是情景交融论维面的承传;.三是情景主宾论维面的承传。古代文论情景论的承传历程,呈现出梯度拓展和不断深化完善的特征。     

试析汉代的宇宙生成论

汉代哲学的宇宙生成论,按其本原的属性可分为物质性的本原生成论和精神性的本原生成论两种类型。它在天道观方面融合了儒、道的宇宙本原,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向宇宙本体论转化的倾向,其宇宙生成过程论也趋于繁琐化、神秘化。汉代宇宙生成论的这些特点是当时社会的学术、思想文化的反映,并为魏晋玄学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条件。     

儒家文论与曹植颂文的创新

汉魏之际,曹植融汇儒家经典,吸收儒家文论,并将其运用在颂文创作中,在本质论、功能论、形式论等维度使该文体呈现出系列新变：其一,他在儒家文论“诗言志”“诗缘情”等基础上,突破了颂只能歌颂的文体规范束缚,明确了颂“吟情述志”的本质,在颂文创作中注重作家主体情感的抒发。其二,依据儒家诗教“美刺”论,强调辞赋等文学介入社会的价值,拓展了颂的政治功能,使以往“润色鸿业”“宣上德”的颂还具备了“讽谏讥评”的价值功能。其三,在儒家文论“主文谲谏”的思想下,打破颂体朴实厚重的语言风格与单调的形式节奏,追求颂的形式美,讲究颂的语言技巧,提倡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使颂呈现出辞采华丽、文情并茂、音律谐和的艺术特色。曹植对颂文的创新,不仅体现出鲜明的儒家文论思想和美学趋向,彰显了儒家文论的价值与意蕴,而且促进了晋代颂文的发展繁盛,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魏晋六朝文论中的小说观念与潜观念——以《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为例

魏晋六朝文论中小说还不是一个文体论概念,而是一个文化论概念。《文心雕龙》总论和文体论中,作者以"道"、"经"、"圣"作为论文之依据和根本,每种文体既可能载道宗经依圣,也可能乖道违经背圣。按刘勰前人和时人的小说观,乖道违经背圣之言论文章均可视为小说。《文心雕龙》的小说观念在魏晋六朝文论中有极大代表性,整体上看,这一时期文论和文化人心目中的小说概念都还不是指称某种具体单纯的文体,而是指那些不能表达"大道"、"真知"的边缘性语言文化作品。     

中国古代文论人文精神的张扬

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有着深厚的人文精神传统，这种传统的人文精神也贯穿着中国古代文论的 整个发展过程。考察古代文论中的文艺本质观，特别是考察古代文论中影响极为深远的情感论的发展，能够 从中发掘出中国古代文论中深厚的人文内涵。     

“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再辨析

王阳明儒家立场的最终坚定经历了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儒家立场的认同意识使王阳明自觉承担起对儒家圣人之道的传续与发扬。基于儒家立场,王阳明坚定孔孟之学的正统地位,但在认同自韩愈乃至程朱理学的道统论的价值基础上,王阳明亦提出了心学视域下道统意识的独特价值：“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这一观点看似与“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的传统道统论有所出入,然其对颜子的认同并非意图撼动程朱的理学道统论,因为认同意识和弘道意识是儒者的共识,而问题往往出现在学派之间正统意识的对抗上,但这种互相压制批评的学派之争却恰是王阳明所极其反对的,因此其对于颜子的认同并非意图撼动传统的理学道统论,而是为了抵抗当时记诵辞章、训诂考据、追名逐利的为学风气,希冀复归儒家圣人之道的真正价值与精神。     

日本古代中世文论的历史扫描

日本古代中世时期,歌论确立并得到长足发展,诗话以诗赋格律为要建构起诗论,世阿弥演艺系统总结确立了日本能乐论。古代中世是日本文论形成、发展、确立的时期,此时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断渗透之下,日本文论内容呈现出丰富多彩。     

“慰”论:日本文学功能理论及与中国古代文论之关联

日本古代文论先是模仿和套用中国的社会政治功用论,再逐渐发现自身文学传统中"慰"的功能,并对中国的功利主义文论加以否定批判,排斥文学的载道教化、劝善惩恶之类的政治社会与伦理观,最后确立起独特的"慰"论。"慰"论是对日本传统文学之功能的正确概括,根源于日本人独特的心理构造。从比较诗学的角度看,中国文论讲求"为",为政道为教化;日本文论则"以慰为事",讲求慰人慰心。只有在中日文论范畴的关联性研究中才能有效阐发"慰"的理论价值,并能见出中日两国文学传统的分歧与分野。     

人性论视域中的先秦儒家修养论

学者们对儒家人性论和修养论的研究,或立足于人性论而以修养工夫加以论证;或简述人性论之后详述修养工夫,而从人性论上论证修养论之成立问题,则所见甚少,好像这是不言而喻的,其实不然。我们有必要对此一问题做深入的探讨,才能对儒家的人性论和修养论有更深入的理解与把握。从人性论的角度来探讨修养论,主要关涉到三个问题:一是人生修养的必要性;二是人生修养的可能性;三是修养方法的合理性。先秦儒家是儒家整个思想体系的开创性时期,从阐释的重心来说,它经历了一个由注重修养论到注重人性论的转变过程。儒家开创者孔子对形而上的人性,所言极少,他更多的是关注人的具体的道德实践。而到了孟子和荀子则总是在对人性作一番探讨之后,再对人生修养加以设定。     

本体·心性·工夫——"北宋五子"到朱熹的理学范式建构

宋明理学是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继先秦子学、汉唐经学后的又一重要理论范式。相较于汉唐儒学,这一新范式的显著思想标识就是偏重形上之维和内圣之维的开拓,从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等各层面深化儒家义理精神。就理学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的建构以及理气心性的圆融而言,"北宋五子"和朱熹之学对儒家这一理论范式的建构具有奠基性的意义。邵雍的"先天之学"和周敦颐的"太极"说,是为儒家道德精神确立形上依据的一种重要尝试,代表着理学思想的滥觞,不仅如此,周敦颐的"诚"论还一改汉唐儒学宇宙论的铺排,开始了儒家心性本体化的思考,由此重新开启了儒家的"内圣"之维。张载的气本论哲学是儒家本体论建构的真正开端,而其划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主张则是理学范式下典范性的心性论成果。二程"自家体贴出天理",奠定了理本论哲学的基础,而其"性即理"的论说则昭示着他们对理学本体论和心性论的打通。二程后,朱熹通过注解"四书",建构了综合"北宋五子"、圆融理气心性的理学体系,而这也标志着儒家理学这一新理论范式的确立。     

先验观念论:康德道德神学的认识论基础

康德先验观念论不是消除而是加强了现象和本体、自由和自然的二元对立,并且最终为神学确立了道德论证的途径。从中国哲学体用论的立场看,康德的先验观念论并没有放弃它所批判的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的基本立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立场,不仅最终皈依神学,而且其出发点就是为信仰辩护。     

对九十年代古文论研究反思的检视

本文检视了九十年代的古文论研究反思 ,从对近百年古文论研究史的回顾、对古文论作为学科性质的思考、对古文论研究价值的定位、对研究方法的探索等方面予以简略分疏 ,并着重对围绕“古文论的现代转换”所展开的争鸣进行了述评。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集中梳理九十年代以来学界对古文论研究的反思 ,使学界关于二十一世纪古代文论研究方向的诸多设想突现出来。     

先秦“文”“质”之争与礼学的演进

“文”“质”之争是先秦以至两汉时期思想家们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以孔子为首的儒家提出文质彬彬的价值原则,主张外在的仪节与仁义的品质协调相配、先天的生理素质与后天的礼乐教化和谐相济,但其无法割舍对“礼文”的价值追求,这使儒家的文质论在现实中表现出文在质先、文繁难究的弊病,也招致了儒家以外诸子的攻讦.他们或批评儒家质论的偏颇,指出其以道德本性代替自然本性,或批评儒家“礼文”的价值立场所带来的奢靡之弊.作为回应,汉代儒者将“文”“质”发展成为两套礼乐制度,并与“三统说”相关联,形成一套“文质再而复”的社会历史观,以“文质相救”的动态平衡取代“文质彬彬”的静态平衡.     

也论国学研究的态度、立场与方法——评梁涛儒家道统论的“国学观”

关于国学研究的问题,刘泽华先生主张应采取"二分法"的态度、立场和方法,对此,梁涛先生站在片面提倡和弘扬国学的态度和立场进行了批评.但依笔者之见,梁涛先生本人所持儒家道统论的"国学观"及其学术研究的态度和立场就是极成问题的,态度和立场偏颇,片面地曲解刘先生的学术观点,尤其是在有关古代王权的问题上,存在着极为严重的认识上的谬误和自相矛盾的问题,因此,他对刘泽华先生的所谓学术批评是缺乏充分理据而不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