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真理"与"服务社会"——试析费孝通先生社会学方法论转变

在费孝通先生的学术生涯中,他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至少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他主张不带任何理论下乡,使客观事实自然呈现;第二阶段,他主要用功能主义的理论框架和人类学参与观察法研究中国社会,用中国的事实检验和修正功能主义;第三个阶段,将中国社会的“理想类型”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从实践中归纳与总结理论,并使理论服务于实践。     

刍论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功能主义研究路径——以仫佬民歌研究为例

功能主义研究路径,是艺术人类学＂中国化＂的有益尝试。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功能主义研究,立足本土,以各民族的民俗艺术为田野对象,探究民俗艺术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分析把握该文化事象功能发挥的机制。功能主义研究还要求从民俗艺术的功能及其机制中生发出可资借鉴之处或具有启迪性的方面,以推进当前的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     

从马林诺斯基到费孝通:一种另类的功能主义

费孝通不仅把马林诺斯基功能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引入了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界,而且还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在中国的情境下进一步补充和推进了它,从而使得一种与“二战”之后在欧美国家中流行的结构功能主义非常不同的功能主义学术传统在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领域中得到保存、延续和进一步发展。     

试论西方人类学仪式研究范式的现代性转换

西方人类学对于"仪式"的研究,从早期的"神话—仪式"学派,到后来的功能主义学派、结构主义学派,再到象征主义学派,将仪式研究从原来视野相对狭窄的宗教神话领域逐步扩展到更为宏阔的社会生活领域。在此过程中,西方人类学仪式研究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人类学仪式研究的知识谱系,完成了西方人类学仪式研究范式的现代性转换。     

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相关概念辨析——兼谈学术流派与国家传统的关系

英国人类学的传统很大程度上是由功能学派的理论和实践所塑造的。与美国四分支的"文化人类学"相比,英国人类学总体来说对社会结构及其功能的关注更为突出,并因此在很多时候被称为"社会人类学"。尽管很多学者在使用中有随意切换的倾向,但"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英国社会人类学"和"英国人类学"绝非同义语,辨明其间的差异、弄清混用的原因对于深入研究来说很有必要。     

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及中国现代性的建构

马克思的思想从其产生之时起就已被深深地陷入现代性运动之中,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现代性"的概念,但在反思与考察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剖析资本主义文明实质的过程中,马克思具体阐发了他的现代性思想,他认为现代性根源于现代生产,资本逻辑在现代性生成中居于主导地位,并对现代性进行了多方面阐释。在现代性这一问题上,马克思不是一个狭隘的对资本主义进行功能主义批判的制度分析论者,而是一个辩证的批判者。在当前中国全方位的历史、文化、社会转型过程中,正确理解与把握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内在价值,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现代性问题的反思与建构无疑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从交谈民族志看Hymes言语思想中的功能主义倾向与特点

研究揭示,Dell Hymes建构交谈民族志并推进其社会语言学方向的发展,其学术思想基础和理论动力都应该是源于"功能主义语言理论"的。以此为设定,首先阐释了"功能主义语言理论"的内涵,接着探讨了Hymes功能主义言语思想的来源。Hymes站在人类学的立场对Jakobson语言功能理论的局限性做出了重要的补充,进而形成了自己的言语功能理论。最后对Hymes言语功能论的人类学理据和进化论方法进行了分析和评述。     

从弗思的"遗憾"到中国研究的"余地"

从汉学人类学疏离于一般人类学的过程,中印社会科学研究的水平与影响力比较,人类学大师的有关经历与论著,侧面反映了人类学中国研究存在的问题和留下的余地.人类学的中国研究要成为一个有世界意义的"地区类型",就要在学科内部探索人类学知识与"当地思想"的"现实表达"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出于对这一关系研究的必要性的深刻意识,人类学大师对中国人类学才产生一个共同期待:文明社会的人类学.但是,海内外中国人类学在此方面的研究,并未达到本应达到的水平.致力于中国研究的人类学若要对世界人类学有所贡献,那就需要"反思地继承"前人成就,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历史上的文明、政治文化的历史动态过程、帝国宇宙观展开深入研究. 在中国研究中进行有历史基础和关怀的人类学研究,将对世界人类学的理论探讨和当代世界文化关系的处理产生重大影响.     

透过图腾看“制度” ———读列维-斯特劳斯之《图腾制度》

类似于古人对图腾的顶礼膜拜,人类学家对于图腾的研究似乎从未间断过.在<图腾制度>这部薄薄的酷似宣传册的袖珍经典中,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为我们展现了人类学界几位大家的理论特点,并在对这些观点进行先陈后驳的过程中,将自己的立场呈现出来,因此,也可以说,他的结构主义人类学视角是建立在对形式主义、功能主义以及自然主义等理论取向进行"破"的基础上的.在这"破"与"立"的过程中,列维-斯特劳斯缓缓地为我们揭开了"图腾幻象"的面纱.     

面对世界的中国传统——人类学与中国传统漫谈

在2007年10月27日"人类学与中国传统"圆桌论坛的大会中,徐杰舜教授提出"人类学的中国话语",引起了各方的激烈论争.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未来走向的命题.同时,问题也不止于此.在"中国话语"论争的表征背后所触及到的,应该是一个更为坚实和更为深刻的基底--中国传统.人类学如何面对多元一体的中国传统?这关涉到中国人类学研究的理论诉求、方法范式,以及现实关怀等一系列值得我们共同思考的问题.因此,作为对圆桌论坛的"人类学的中国话语"学术论争的一种回应和延伸,人类学与中国传统的圆桌座谈会的意义就显得格外重要.本刊将陆续发表由徐杰舜教授策划、主持的"人类学与中国传统"圆桌系列座谈会的纪实,以飨读者.     

辉煌与沉寂:19世纪西方法律人类学学术史述评

19世纪中叶,巴霍芬、麦克伦南、梅恩、摩尔根关于人类社会制度史的著作问世,标志着法律人类学在欧美学术界开始形成。19世纪的法律人类学家用他们的著作回应当时的社会变革和理论思潮,并实现了自己的学术目标,即用进化论重构社会制度史,论证现行制度的优越性,寻找新的研究方法。他们的研究奠定了早期人类学的理论基础,也为法学和人类学贡献了比较研究和历史研究的方法论。然而,由于资料的匮乏和基本理论的缺陷,19世纪的法律人类学很快从辉煌走向沉寂,完成了它为人类学奠基的历史使命。     

评《土家族哲学通史》

《土家族哲学通史》是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具有严肃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这就是从选题到研究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中,甚至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都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并且显示一种哲学发展的人类学意义。该书以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为宏观背景,从土家族精神传统的生成切入,并从历史观、文化观、政治哲学等层面系统、深入地揭示土家族哲学从远古到20世纪的历史发展,具有明显的前沿性特点。该书特别重视研究民族哲学的方法论问题,因而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提出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见解。     

对20世纪古史研究方法论的反思

受传统史学观和方法论的影响,20世纪的中国古史研究多以具体史实的叙述为主要目的,忽视一般性的理论概括;在方法论上,研究者多过分依赖文字考据和文献考证,而缺乏科学的比较研究。传统史学观和方法论的滞后已成为制约当前史学研究深入展开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借鉴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建立科学的文化史学观,探索有效的比较研究方法是解决该问题的一条有益途径。     

对鲁迅中国小说史学的批判性研究--以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为中心

<中国小说史略>是鲁迅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份代表性成果.该书为中国古典小说正名添价,是第一部中国小说史.它对后来学者的影响很大.但同时具反讽意味的是,这种巨大影响又束缚了鲁迅之后的中国小说史家.有鉴于此,我们应该客观地思考鲁迅成就的一体两面.<中国小说史略>的成就与缺陷俱在,这些连同它们的意义,将在此一并给出.     

也谈《晋书》的史论

《晋书》在修成之初遭到了史学家刘知几讥评,原因之一是因为史论的文字过于绮艳,多为骈体,失却了《史记》以散文论史的优良传统。此文考虑史论内容的积极方面,重新定位它的价值和意义。     

历史人类学与人类学意义上的历史

近几年来，人类学对历史、社会以及其他人文科学研究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反之，历史研究对人类学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但是，历史人类学至少在目前还未发展成一个学科分支，我们只能将其视为一种研究方法和视角。而作为人类学家，我们首先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对人类学而言，历史到底意味着什么？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往往具有边缘性，因此除了文字所载的历史外，人类学家还需更多关注非文字载体所承载的历史，空间、景观、身体、行为、记忆等都是历史的载体。     

功能论与诠释论视域下的饮食消费克里奥尔化

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加快了克里奥尔化食物的形成以及饮食消费的克里奥尔化。以文化人类学的功能论和诠释论对这一现象进行了不同的理解和分析,并对此提出了文化应对策略：尊重不同民族饮食文化传统,积极保护饮食文化多元性;大力开发克里奥尔化食物,促进饮食文化交流。     

论李安宅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

李安宅是中国文化人类学的先行者和开拓者之一,是华西学派的领军学者。在引进西方文化人类学的过程中,他曾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对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与性质有确切的理解与把握,提倡文化功能论和文化相对论;他采用实地研究、比较研究、应用人类学等方法,为我国文化人类学的早期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尚值得我们学习与传承。     

从区域社会经济史到历史人类学——华南宗族研究的理论进路及实践反思

新时期华南宗族研究的主要取径有三,即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取径、人类学取径和历史人类学的取径。前者主要受到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深刻影响,鲜明地表现于明清时期闽粤地区的宗族研究中。人类学的宗族研究,接续了20世纪上半期功能主义和社区研究的学术传统,注重区域社会文化变迁的探讨,并形成重视地方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论述、引入社会史的方法,将共时性的结构研究和历时性的社会变迁研究紧密结合起来的特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华南地区的明清宗族研究逐渐超越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视野,与区域社会史相互交融、渗透,发展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范式。这一取径是在充分总结前两者经验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层面对之所作的更为自觉的推进。新时期中国华南宗族研究受到的西方学术思潮影响,主要来自弗里德曼的华南宗族理论和施坚雅的区域体系理论,以及年鉴学派史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因而特别注重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历史学与人类学理论、方法的结合,并在区域研究的视野下探讨区域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由此,便形成了宗族研究与区域社会研究紧密结合的特点。纵观此期的华南宗族研究,明显地形成两个基本趋势:一是历史学与人类学方法逐渐汇流,进而发展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趋势;二是宗族研究与区域社会研究的互动,注重区域社会内部普同性和差异性的探讨。而这两个趋势也同样体现在华北、江南、徽州等区域社会的研究当中,并成为区域社会研究发展的主流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