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与法制现代化

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立法与法制变革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私立法律教育在近代中国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的转型中,发挥了作为新法律文明强有力杠杆的作用.私立法律教育由于附丽于种种现实的政治功利目的之下,其对近代中国社会政治法律发展的积极效果与负面效应是兼而有之的.     

清末"预备立宪"刍议

20世纪初年,在内外新旧矛盾的交织中,风雨飘摇的清朝统治集团发布"变法"、"仿行宪政"的上谕,推行"预备立宪"、"修订法律"等项措施,在中国近代法制史上进行了一场被后人称之为变法或法制改革的政治运动.作为清末变法重要组成部分的"修订法律"的作用地位意义,法律史学界基本给予正面肯定,一般认为:清末修律导致了沿袭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法律制度--中华法系的解体,奠定了中国近代法制发展的基础,促使中国法制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对以后中华民国诸政权法制甚至现代法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近代中国教会大学法律教育与法制现代化

近代中国传统法律教育在向现代法律教育的转变过程中,教会大学法律教育的某些方面起着一定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它虽然与宗教及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势力有着难解难分的关系,但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法文化的衔接,顺应了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中国教会大学法律教育也与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大学法律教育构筑起了一个新式法律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法律教育系统和法制变革中的创造力.     

从清末修律中的"礼法论争"管窥礼法关系

发生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中国近代法律改革,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法律改革。这一时期,也是礼法之间矛盾冲突最为激烈的时期。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与以张之洞为代表的礼教派之间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新修订的刑律是否应继续纳入传统封建礼教的规范,这场争论就是著名的“礼法论争”。礼法论争不仅反映了外来的资产阶级法律文化与本土的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更重要的是展现了中国法制在走向近代化过程中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通过对清末修律中“礼法论争”这一具体史实的分析,回溯礼的产生及礼法关系的演变过程,启示中国现代法制建设必须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为依托,在借鉴西方法制经验的同时,中国应当走民族化、中国式的道路。     

近代法制转型的考察与思考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法制的转型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它深刻表明：与法律外在形式的变化相比较,其价值取向和内在精神方面真正实现现代化则显得尤为关键。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大力发展和依法治国方略的确定,为法制精神的变革提供了契机。但也应充分认识到,传统性与现代性作为一对难解的纽结,将贯穿于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之中。因此,在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现代化进程中,需认真分析传统法制精神的制约因素,协调好法制转型中传统性因素与现代性因素的关系,大力培育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法律观念,进而有效实现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换。     

清政府的西方法文化政策与中国法制近代化

中国近代法律发展的历史进程,是在西方资产阶级法律文化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撞击和冲突中展开的。直至19世纪末,西方法文化对中国的冲击和挑战,也终未能改变清政府对其扼制的政策。清政府对西方法文化传播政策的根本改变,是在进入20世纪后。清末修律从法治原则、立法观念、司法制度等方面,初步奠定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基础。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清末西方法文化政策在法制近代化方面仍存有诸多局限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延缓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发展。     

民国时期法律家群体的历史影响

法律家群体是民国时期最为活跃的一个职业团体。在中国法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这一特殊时期，他们以自己的法律知识背景和游学西方的经历，成为近代法律知识的传播、民国法律的制定、解释和批判，以及近代法律教育的奠基和近代法学学科的构建，对中国法制近代化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法学第三立场：蔡枢衡与中国近代法制“殖民地性”的认知

在民国法学家蔡枢衡先生的论述中，“殖民地性”成为描述中国近代法制的关键词，也是中国近代法制性质的一个面相。在蔡枢衡看来，法制的“殖民地性”决定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属性。在去殖民化的社会思潮中，法制的“殖民地性”变得更加明显，中国近代法制变革的目标也更加明确。在这一过程中，“唯新是从”的法制变革模式引起“中国法学的贫困”，法律认知上的形式主义使得法律形式与法律内容严格区分开来，由此，作为社会事实的法制发展出现了“断裂”。循着蔡枢衡对于中国近代法制“殖民地性”的解释脉络，厘清蔡枢衡意义上“沈派”与“反沈派”的历史社会处境，明确蔡枢衡“法学第三立场”的世界观、法律观和方法论，为当下的法学本土化路径之探索提供启发。     

沈家本与洪仁玕法制思想比较

笔者在拙文《中国近代法制思想的开篇》(载《人文杂志》1982年第3期)中,曾对中国近代法制思想的先驱首推沈家本的传统看法提出疑义。现试图通过对沈家本、洪仁玕法制思想的分析、比较,就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一、沈家本有哪些新贡献沈家本(1840——1913)比洪仁玕小十八岁,光绪九年(1883),他四十三岁时,中进士。在步入仕途的三十年间,他专攻法律和主管司法的时间长达二十余年,特别是从1902年5月起,历任清政府刑部左侍郎、大理院正卿、法部右侍郎、法部左侍郎、资政院副总裁等要职,并且“奉上谕”研究中西法律,兼任修订法律大臣近十年之久。     

从历史出发：探索法制近代化之路——论张晋藩先生对中国法制近代化的研究与贡献

中国法制近代化是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变迁的必然结果。近年来法制近代化是法律史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张晋藩先生在厘清近代化与西方化的基础上,对中国法制近代的可能性及其必然性作出了深刻研究。     

从摒弃到尊重:现代法治建设与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建设具有何种关联,这是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一个核心议题。在"现代/传统"二元对立范畴中,"传统"逐渐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化了的话语,与传统相关的文化要素基本上被归入旧世界、旧秩序的符号谱系中。在此分类范畴中,西方文化代表着现代、全新、开放、活力,中国传统文化则被认为是滞后的、沉重的、狭隘的,因而是需要变革的。作为这种认知方式的实践,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法律改革总体上走的是西化的路子,大规模移植西方社会的法律制度,深嵌了东方主义逻辑。在法律移植的路径中,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被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事项,并且传统文化会阻碍现代法治建设,需要被批判、摒弃。当法律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冲突时,东方主义的思维方式使我们习惯于从中国文化的价值理念层面来寻找原因,如中国人的观念、习惯等。但司法实践一再证明,不受道德和价值观支持的法律系统容易失效,因此,法治建设需要观照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是一味地无视它、摧毁它。     

论南非的劳动合同法律制度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推进,中国企业“走进非洲”是该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与南非的经贸合作与交流已进入纵深发展的层次,了解和熟悉南非劳动保障法律制度成为企业“走出去”必备的“武器”。南非是非洲经济最发达国家之一,南非的劳动合同法律制度汲取了欧美法律的精华,同时又极具本土特色。通过对南非劳动合同法律制度的研究,可以发现南非劳动合同的形式、内容和类型的规定都倾向于对雇员权益的保护,雇主如果在雇佣和解雇雇员时没有遵循南非劳动合同法律制度的规定,则可能遭遇不利影响和严重的经济损失。最后比较中南两国的劳动合同法律制度,给予中国研究外国劳动法一定的启示和借鉴。      

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探析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无法创生现代法治,其惰性因素严重阻滞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实践。要实现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必须着眼中国社会现实,从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及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进行模式构建:从中国经济政治变革中寻找根本动力,实现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不断摒弃传统法律文化的阻滞因素,正确处理继承淘汰与移植创新关系;构建理性法律文化及先进的法治理念;培育现代法律观念,树立法律信仰。     

法律体系形成后的研究转向——2011年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学术报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司法成为法治建设的重心。这为我国法律方法论研究提供并营造了珍贵的时代机遇。本年度,法律修辞学和法律语言学受到了更多关注。传统的法律方法研究(如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越来越让位于贴近我国法律运行实践的法律方法论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法律方法的教学开始受到重视。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学界对法律方法论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展与延伸。我们应当抓住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法律方法论面临大发展之时代机遇,深入推进此研究。     

我国古代调解制度解析

调解制度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有其深厚的思想和社会基础。调解产生于古代无讼的法律文化之中,寄托着古代统治者对建立和谐社会的美好理想。调解制度适应于古代中国小农经济下的宗法家族社会,同时,又是封建社会统治者实践其“德主刑辅”政治主张的重要方式。古代的调解制度在漫漫二千余年中,既是稳定社会关系的基石,同时也在客观上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二千余年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古代调解作为一种法律文化现象,对我国现代调解制度的构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儒家文化与中国的法律传统

文章分别从儒家语言、儒家的人性论、儒家的核心价值观等视阈研究儒家文化对中国法律传统的影响,认为中国的法律传统存在礼法合治、重公法轻私法、重义务轻个人权利等特点,提出中国立法一方面要对中国优秀的法律传统进行继受,另一方面又要认识到中国法律传统中重公法轻私法、重义务轻个人权利,忽视对个人财产权的尊重等内在缺陷,吸收西方国家重视个人权利、私法以及尊重财产权等现代法治理念,从而在我国建立现代法律体系,实现向现代法治国家转型。     

论孙中山对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历史贡献

法制近代化,是指法律及其制度脱离古代传统,迈向近代文明的转型与发展过程。孙中山的法律思想及法治实践,涉及了与法制近代化相关的一系列核心问题,诸如提出了系统完整的民主共和宪政主张,进行了建立民国、民主立宪、保障民权等伟大宪政实践;提出了法律至上的法治主义主张,以此否定人治主义和法律工具主义;提出了＂五权分立＂,主张并推行司法独立;反对等级特权,主张并实践平等自由人权;从理论与实践上改变＂诸法合体＂的传统;反对重刑酷罚,主张并实践刑罚人道主义等。因此,孙中山对中国法制近代化乃至现代化进程的影响都是深远的,其历史贡献也是巨大的。     

法治进程中传统伦理法的历史命运

中国传统伦理法肇始于法律的儒学化,始于汉代完成于唐朝。中国传统伦理法呈现出农业社会典型的二元性法律结构,“国法”与“家法”二元对峙;具有礼治主义、德治主义、人治主义特征。在法律的外部特征和社会地位上,中国传统伦理法缺乏独立性和自治性。中国传统伦理法不能构成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本土资源,伦理法必须被超越。     

我国应与世界法律文化协调发展

当代世界法律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已成为一种潮流与趋势,一个国家要进行现代法治建设应根据本国国情将外来法与本土法结合起来,以本土法为基础对其进行分析、扬弃和改革。目前,我国在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过程中,应将传统法律文化作为我国实现法治的根基,引进、借鉴外国法律制度,不断总结完善我国的经验,特别是西方法的主体意识、权利本位和尊重人权等方面,正是我国法律文化应该充实和改革的方面。同时,在移植外国法律制度时还应注重其理念的研究,否则就不能深刻领会该制度的内涵,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我国法治建设的目标,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