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得记》的叙事空间与隐喻书写

《路得记》是圣经文学中短篇小说的佳作,其严谨的结构和鲜明的形象历来被人们称颂。而人物形象的塑造往往结合了不同的叙事空间,它通过文本表层和深层结构展示了希伯来人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显示出蕴含在其中的文化象征与隐喻,从而体现出圣经叙事的历史书写与神性隐喻交织、文学叙事与伦理教化结合的独特风格。     

意识形态文论与圣经批评

20世纪中期以后,一批研究者运用意识形态理论观照圣经文本外部与内部的意识形态冲突,为深入理解这部古老经典提供了一种新颖的研究模式.它有助于观察者纠正简单、片面、肤浅的思维惯性,形成趋于纯熟、全面、深刻的阅读视界,对圣经本身乃至理解、运用和传播圣经的历史达成更为周全的认识.意识形态理论视野中的圣经文本批评涉及意识形态批评的外部分析和内部分析、圣经意识形态批评的研究实践,包括女性主义批评、解放神学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和生态批评.     

圣经中隐喻多元模式的认知探讨

隐喻是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也是圣经文学中运用非常广泛的一种常规叙事手段。文章通过探讨圣经文本中单物单喻、单物多喻、单喻多物等多元隐喻模式,对圣经文学,尤其是福音书中耶稣传道时所采用的各类隐喻语言进行分析,揭示对圣经的隐喻性解读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学和修辞学意义,更是符合人类思维模式的一种行之有效的认知手段。     

从叙事统一性角度看《小城畸人》的圣经文学元素

圣经文学的渊源影响是经久不衰的重要研究课题,其叙事风格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世作家的创作。从文本表层看,《小城畸人》与《圣经》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叙事的统一性是一种基本的美学品质。从文本深层分析,《小城畸人》与《圣经》在叙事统一性方面有很大的相似性。在文本人物角色的功能方面,两者都具有联结各个叙事单元的功能性人物。圣经叙事的统一性主要通过重复的模式来体现,安德森在《小城畸人》中巧妙地运用了反复出现的意象、框架和主题来论证其叙事的统一性。     

莎士比亚戏剧的主题及国内研究进路述评

运用文献分析法,对国内研究莎士比亚戏剧的主题以及进路进行分析。分析认为,莎士比亚戏剧与基督教及《圣经》渊源深厚。这种关系不仅是对基督教和《圣经》思想的宣扬,也含有莎士比亚的斟酌与反思;这种斟酌与反思既表现在其作品浅层结构上,又深藏在文本的深层结构。运用现代理性思维,借助现代文学批评理论,把莎士比亚及其戏剧作品放置于基督教历史文化的空间做审视与剖析,无疑是对莎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从文本类型理论看美国总统就职演说中的《圣经》文本翻译

美国是一个宗教色彩非常浓厚的国家,基督教在其政治、社会、文化及国民心理中起着关键的主导作用。《圣经》作为基督教经典,对美国政治文化影响深远。美国历届总统就职演说中包含很多《圣经》内容和对《圣经》文体形式的借鉴,其本身就是为演说服务的。文章从文本类型理论出发,简要分析美国总统就职演说词中《圣经》文本的文本类型和主要语言功能,探讨美国总统就职演说中《圣经》文本的翻译原则。     

略论圣经叙事的时间顺序

运用当代叙事学理论研究圣经叙事者处理时间顺序的艺术,涉及故事时间和文本时间的概念、圣经叙事的“顺时”性质、圣经叙事中的“错时”现象、“错时”的叙述功能等。     

论圣经研究的范式转移——从历史批评到文学批评

基督教圣经研究已经有两千年的悠久历史了,而在最近的两个世纪之中,出现了两次引人注目的范式转移。第一次是18世纪末开始的历史批评,它不再坚持把圣经视为超越时间空间的至高圣书,唯一而无谬,而是将各个书卷视为多源头编纂而成,尤其是以五经考证为代表的德国高等批判学派。第二次是20世纪中期的文学转向,它将圣经看作自足的文本世界,不再将注意力集中放在圣经叙述是否符合历史事实,而是对圣经所承载的意识形态以及其他含义做出分析。     

亚伯拉罕和耶弗他杀子献祭的文化探析

对圣经中亚伯拉罕的杀子献祭有观点认为是体现了伦理道德,但这不能解释为什么耶弗他会杀女献祭;认为亚伯拉罕和耶弗他的杀子献祭是体现了信仰,但细读文本可以发现圣经中并不提倡杀子献祭.以细读圣经文本为基础,通过对圣经中两例杀子献祭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耶弗他的杀子献祭体现的是以色列与迦南民族间的文化影响与交流,亚伯拉罕用公羊代替以撒献祭为人们以动物做替罪羊提供了一个解释.     

亚伯拉罕·盖革对犹太经典的批判

从"历史犹太教"的观念出发,盖革重新审视了《圣经》和《塔木德》。他认为,《圣经》作为天启的宗教真理是犹太民族创造性的产物,体现普世伦理,同时,也强调《圣经》的历史性和文本的流动性,即因时而变的犹太宗教生活影响并修正了《圣经》文本。他认为,《塔木德》在诠释《圣经》,推动犹太教更新方面有积极作用,同时也指出《塔木德》在诠释经文上的僵化、矛盾和非科学性。盖革承认犹太经典的价值,但否认其决定现代犹太教权威的作用,认为人们可以根据当下需要自由地对经文进行诠释。盖革对犹太经典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犹太教改革的需要。     

荷马史诗文本翻译的当代诠释

荷马史诗是西方翻译史上除了《圣经》以外,在所有文学作品中翻译最多最频繁的作品,通过拉丁文献和翻译文本得以传遍世界。文章对荷马史诗中西翻译史作一综合性比较研究,旨在探索其在文本化之后翻译所呈现的特点,以期突出荷马史诗翻译在世界翻译史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对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口传史诗翻译的启迪意义。     

试论阿来文学创作的拉美文学性征

当代藏族青年作家阿来的文学创作呈现出鲜明的拉美文学性征,那是题材选择方面的自然历史性,那是主题表现方面的文化怀旧性,那是艺术借鉴方面的魔幻现实性,而这种魔幻现实性,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现实性。文章对比拉美文史和阿来的整体创作、对比获奖名著《百年孤独》和《尘埃落定》展开论述。     

神话思维与转向“经验”的历史哲学

当代历史哲学正在经历着从"语言"到"经验"的转向.历史固然是具有文学和美学的性质的文本,但文本之下埋藏的是其经验根基.而神话思维所依托的,正是基于经验的感知逻辑.经验转向化解了"真实性"与"话语"之争,使得历史不仅在"史实"和"表述"的意义上可能是我们的神话,在"经验"的意义上更是如此.     

霍布斯的"申辩"

霍布斯的《利维坦》是西方思想史上的一部枢纽性著作,而且写了两个版本,英文本与后来出版的拉丁文本差异不小,尤其明显的是,拉丁文本增加了一个"附录",通常被看成霍布斯对自己被指控为"异端"所作的辩护。通过探讨霍布斯这一"申辩"篇的修辞,文章试图表明,西方哲人的道德品质(virtue)在近代已然发生了重大变化。     

论迟子建小说文本的新开拓

迟子建的小说文本钟情于历史,并吸纳了新的方法。尤其是有关“文革”史与伪满洲国历史的文学表达,作者擅长构建独特的人文视角,从日常生活写起,运用民间立场,书写平凡的生命个体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的真实感受,显示了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书写策略。     

文学史写作的反思与重构——论宇文所安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在其研究中深刻反思了过去的文学史写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如分朝界代式的文学时期划分,“从后往前读”的线性解读方式,以名家名作的评介取代文学史全貌,以先行观念决定原始材料的取舍,等等。针对这些弊病,他也做了重写文学史的尝试：将文学文本还原到“话语体系”中考察,在历史的流变中考察文学文本的接受情况,将文学文本视为一个充满不定性的历史生成物。     

“我既不是活的，也未曾死”——论艾略特的《荒原》

解读和评价艾略特的著名长诗<荒原>的路径很多,但有一条既不难走,又有意思,这就是将长诗的题辞当作入门的钥匙.该诗的那句拉丁语题词,概括或浓缩了全诗的主旨:即现代西方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就是那种"西比尔式"的"不生不死、即生即死、生不如死,死即是生"的荒原状态.诗人自己对长诗歌的解释和注释是必要的,但也不是最可靠的;最可靠的理解和解释应当到文本本身去寻找,而艾略特的文本又进一步证实了长诗题词的价值和意义.     

“诗具史笔”与“史蕴诗心”——钱钟书历史诗学思想试析

钱钟书先生虽以文学家及文艺批评家著称,但其在史学思想领域也颇有创见。他针对诗、史联系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诗具史笔"与"史蕴诗心"。钱氏这一诗、史联系理论同西方新历史主义"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理论相比照,不难发现钱氏历史诗学思想实质即在坚持"诗、史有别"的前提下融通文学与历史,进而强调文学与历史间的"互涉"。     

和谐社会和法治文明

经济发展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到3000美元时,往往是社会发展的转折点。这时,社会的发展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通过民主法治建设,对经济发展中的贫富差距加以干预,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保持社会经济的持续繁荣。另一种是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忽视经济发展中的贫富差距,造成两极分化加剧,并引发社会的动荡和经济的停滞。"拉美陷阱"是后一种模式的典型。和谐社会的提出,就是要在经济发展中,通过主动、自觉地超越"拉美现象",实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富裕。而超越"拉美陷阱"最重要的途径是民主和法治建设。在当代,民主法治建设的核心是宪政建设。因此,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根本的手段就是推进社会主义宪政。     

邓小平论“稳定“的历史哲学思想初探

文章主要从稳定是历史发展的要求,是现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前提条件,和实现稳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等方面论述邓小平关于“稳定”的历史哲学思想。认识稳定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理论和实践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