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乡村社区组织中公共权威的合理性刍议 ——以明清时期山西地区农村水利基层管理组织为例

公共权威体系的运作不仅要解决其现实性问题,还要解决其合理性问题。以历史时期山西地区基层水利治理中的公共权威运作为例,全面检视了传统乡村社区组织中公共权威的合理性问题,并从传统乡村社区中公共权威产生的现实逻辑,乡村社区公共权威与作为基层水利治理基本制度设置的水权制度的关系,其为村落公共空间提供的价值认同与契合三个方面展开。     

传统乡规民约的基层社会治理与现代转换价值

传统乡规民约在历代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劝善性”乡规民约倡导乡民“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在乡村社会通过行教化而益善行、厚风俗、锻造伦理美德;“惩戒性”乡规民约对存在于乡民社会的赌害、盗匪、斗殴、有伤人伦风俗、破坏环境生态的行为进行“罚处”,通过惩戒实现乡村社会良好秩序之维持。传统乡规民约的历史价值体现在：以教化民、以礼成俗;调解息讼、维护稳定;弥补国家法不足。我们在挖掘传统乡规民约基层社会治理价值、促成其现代价值转换时,应当克服传统乡规民约漠视乡民主体权利的倾向,充分保障乡民人权;应当克服乡民诉讼意识窒息的倾向,注重提升民众的法律意识;在充分发挥其处理“民间细故”的裨助作用而弥补国家法不足的同时,不能越过国家法的“红线”。     

制度在村：晚清浙东堰类水利户的登记与水权的基层运作

晚清水利户是指登记在同治鱼鳞册上的用来给水利设施纳税的户头。清代水利户可能在康熙至咸丰间已出现,但以水利设施本身作为征税客体的水利户,出现于同治金华地区的鱼鳞册上。晚清水利户多以祖宗、祠堂等来命名,有堰长户、堰子户、水利组织户等的区分,说明该户具有公共性、组织性。晚清水利户登记在册的主要原因,是官府急需恢复太平天国战后社会经济秩序,确定地方水权。其登记原则包括坚持顺庄法,重视宗族作用和税粮归户。这些原则保障了水利户在户内有户、不同户头在不同庄纳税的复杂情况下,在乡村社会切实运作。水利户在乡村社会的具体运作还体现在水权分配上,包括：水权先分配到宗族,再分配至族内;堰水使用顺序和时间呈现出高度组织性;堰水水期和堰福具有可交易性。这说明水利共同体的“地水夫钱”模式在晚清金华地区不仅存在,而且还得到强化。     

民国时期城固县堰渠水利管理与地方社会关系——以碑石资料为基础

通过解读碑文,了解到明清以降城固县水利管理权日渐民间化,乡绅逐渐通过操控水权影响地方社会;而官府也在为限制绅权、收回水利管理权寻找最佳平衡点.对城固县水利碑文的解读,复原堰渠水利管理的原貌;对堰渠水利管理与地方社会多方面复杂关系的研究,再现民国时期城固县乡土社会的结构、组织脉络和生活图景.     

农业水权的法律实践及其制度前景——基于关中农村调查的分析

农业水权法律实践理论的经验基础局限于农地细碎化的稻作区,农业水权的集体配置模式在学界鲜有研究。北方旱作物农业经营历史悠久,得益于集体水权与水利治权的相互强化,村庄成为供给低廉、便捷水利公共物品的“乡村水利共同体”。村庄小水利的准市场化运作,导致农业水权逐渐私有化,生成水权垄断、水利治权缺失等法律实践困境。重塑村集体作为农业水权支配者的主体位置,需从多方面促进村集体水利治权的重新获得:以农田水利项目激活农业水权运作的村民小组制、确保村级组织对农业水权法律实践的协调管理能力、以农业用水公益基金促成制度化的农业水权合作以及以民主化村级治理方式强化农民参与水利公共品的管理。     

水利碑刻与中国近代水权纠纷解决

水利碑刻记录了水权运作的细节及规律,对我们探讨近代水权纠纷解决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碑刻通过对以往水权案件的宣示,不仅可形成水利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念,也可起到预防、遏制水权纠纷的作用。如果不发生纠纷,水利碑刻是水权运行的章程、规则,以警告、宣示等手段,维护正常水权秩序的运行;如果发生了纠纷,就不仅是处理纠纷的证据,还是处理纠纷的法律、准则。就形式而言,水利碑刻是传统的,甚至有点古老,但是,它仍对近代,乃至当代水权纠纷的解决具有一定借鉴价值。     

乡村建设、社会质量与政府角色北大核心CSSCI

现代性的不断渗入,传统乡村社会趋于解构之迹象,然其新的村社结构尚未健全,乡村社会建设面临现代性的反掣困境。乡村社会建设的历史演变轨迹映射出"社会性"的主体功能,彰显出了追寻乡村社会质量的时代特征。社会质量理论意在诠释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动力,凸显"社会性"的主题。而以社会质量为核心的乡村社会建设无疑会助推传统乡村建设模式的解构,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正确处理好乡村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主体关系,以期提升乡村社会的整体性福祉。在此过程中,亦不可忽视基层政府在乡村社会建设中的"有限"角色之作用。将提升乡民社会福祉为导向的社会质量嵌入到乡村社会建设,益于建构出一种可持续性发展的乡村社会,显现建设"美丽乡村"之可能。     

社会资本——中国“草根民主”的文化基础

改革开放30年来,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基层民主建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包括农村基层民主在内的"草根民主"建设也在实践中遇到了各种困难。问题的症结在于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未能和支撑制度运作的社会资本等文化基础结合起来。文章在分析中国城乡民主发展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所赖以运作的社会文化基础,认为乡村民主建设必须与基于传统乡村社区互动文化网络在内的社会资本相结合,才能突破草根民主建设的困局。     

文化展演中的乡村社会——清末民初山西秧歌小戏与乡村社会生活

近代以来,秧歌小戏广泛流行于山西各地乡村。相较于精英阶层参与的传统大戏,乡民创造的秧歌小戏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更为亲密。清末民初,山西各地秧歌小戏由于较少官方介入,更多地体现出民间文化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这种互动不仅使秧歌小戏得到了乡村民众的广泛认可和支持,作为民间文化获得了丰富和发展,也生动展现了当时山西乡村社会生活的多元图景和乡民的思想情感。发掘秧歌小戏这种艺术形式背后的乡村社会和民众观念,是秧歌小戏研究的真正意义所在。     

浅谈20世纪初我国近代教育转型

在传统社会,我国乡村地区一直存在一个与封建小农经济相适应的,由乡村士绅、私塾或族学、宗族文化以及民间娱乐等要素构成的、相对质朴而又和谐的文化生态系统。但是,自清末民初"废科举、兴学堂"的近代教育转型过程中,这种传统的乡村文化生态开始出现了危机。其主要表现是:士绅精英的离乡进城使乡村社会失去了重要的文化载体和传播主体,乡村教育转型过程中呈现出"旧学难除,新学难布"的两难局面,传统社会凝聚人心的宗族文化遭到乡民的漠视,乡村社会日常娱乐活动的减少使乡民精神生活越来越贫乏。     

当代中国基层政治研究的若干新趋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基层政治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其中尤以“村治”研究为代表。但众多紧紧／仅仅聚焦于“村庄”层面的研究，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共同的缺陷。正是对这一状况的反思，近年来促生了从“村”至“镇”这样的“重心下沉”后的“视域上移”。作为一个相对有着更为广阔视野的学术新域，运用叙事手法对乡镇政治所做的动态研究正越来越为研究者们所关注。以近年来出版的数本代表性论著为中心展开的延伸分析清楚地显示，当代中国基层政治研究正在整体面貌上经历着微妙的转变。     

村容整洁合力建设机制的形成逻辑与运作——基于石江镇江潭村的调查

村容建设中行政村和乡镇政府在建设意识上有共性和分歧；在建设能力上有优势和缺陷，是营建“行政村-基层政府”村容合力建设机制的客观逻辑。合力建设机制产生凝结力的措施有统一建设思想、整合行政村和基层政府的建设能力、建立项目合作与任务分解的工作机制、寻求外援、合理分配建设共同体的群体角色；保障行政村和基层政府良性互动和密切合作的措施有群体沟通、群体决策、群体规范、强化角色意识、建立安全阀制度。利用合力建设机制开展村容建设工作，要正确认识合力建设机制、充分尊重村民主体地位、明确利用目的、注重适应性利用。     

乡镇财政困难对基层政权的影响

目前,我国大部分乡镇出现了财政收支矛盾尖锐、债务负担沉重的财政困难,从而导致乡镇政权功能退化,影响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并引发政府信用危机和农村社会政治的不稳定。高度重视并积极解决乡镇财政困难对于基层政权建设和农村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乡镇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

农村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能推动其发展的基层政府体制 ,而建立于计划经济基础上的我国乡镇政府体制 ,却表现出诸多与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方面 ,需要进一步明确职能、加强权力监督、强化统一管理和提高人员素质 ,以推动农村各项改革的深入和各项事业的发展 ,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     

拉祜族直过区村寨内生秩序的变迁——以澜沧县竹塘乡老缅大寨为研究个案

在国家权力不能充分地延伸至基层社会时,基层社会仍然要解决有序运转的问题,包括提供基本的公共品,处理纠纷及其他各种生产生活秩序。在维持基层社会正常有序的运转过程中,村寨内生秩序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内生秩序是目前"直过区"中最具整合力的因素,其出发点和国家行政机制一样,目的是使村民富裕地生活在有秩序的社会中。     

株洲市荷塘区乡镇国库集中支付改革思考

乡镇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推行深化了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但在实务中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如基层在认识上尚未完全统一、规划不合理以及用于集中支付的网络系统建设不完善等等。株洲市荷塘区通过优化方案、加强网络建设、改进金融服务等措施来保证乡镇国库集中支付的有效运行。     

提升凉山彝区极度贫困村基层党建工作质量的对策研究

通过对11个凉山彝区极度贫困村基层党组织的调查,指出了彝区极度贫困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对产生 这些问题的主客观原因进行剖析,旨在解决极度贫困村“软、散、乱、穷”等突出问题,旨在解决彝区极度贫困村党的建设弱化淡 化虚化边缘化问题。提出了把极度贫困村基层党建与扶贫开发、脱贫攻坚有机结合起来,深入实施彝区极度贫困村“筑底强 基、凝聚民心”的党建工程,提升组织力,提升基层党建质量,选好配强极度贫困村基层领导班子,以党建促扶贫,以扶贫强党 建,发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作用,发挥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基层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延边农村社区建设与治理研究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转型,对农村原始村落的改造升级或集中重建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我国农村社会基层治理模式也必将转型,由村民自治的单一模式向农村社区综合治理模式转型。农村社区既是我国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基本单元,也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提高农村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平台,是创新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重要途径。因此,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模式的选择,其本质是国家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的连接点。目前,延边农村社区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全州1051个行政村,仅有501个村挂牌成立农村社区,而有效发挥农村社会基层治理作用所必要的组织机构建设等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严重制约农村社区服务功能的发挥与治理功能的实现,建设任务仍任重道远。     

建立农村人口和计划生育基础管理“以村为主”工作机制的实践与思考

针对新时期农村基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的宣传教育氛围淡化、依法管理手段弱化、齐抓共管力度退化的突出问题,宿迁市尝试建立了“以村为主”的工作机制,将管理关口、工作重心下移到村,强化乡、村、组逐级分包责任制,健全村两委、村专干、驻村干部三位一体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推动了人口计生基础管理村级主体作用的发挥和各项管理服务措施的落实。     

村民自治：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村民自治是农村居民根据法律独立自主地管理本村事务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形式，也是新形势下农村基层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它充分体现了群众自治、直接民主、普遍平等、基层自主等原则和特点。村民自治既是对社会主义自治理论的发展，又是对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创新，也是对中国村治传统的突破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