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夸大的前郊祀时代——从《秦汉国家祭祀史稿》对史料的误用说起

《秦汉国家祭祀史稿》一书存在着对基本史料的误读、误用。如其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怀疑《史记·封禅书》所说秦国诸畤祭五色帝有误,进而判定"秦不祭五色帝",汉初才确立五色帝之祀。该书将武帝时代歌颂天地合祀的《惟泰元》《天地》两篇郊祀歌曲解为单纯歌颂"太一"之辞,进而认为太一地位甚至高于"天",这无疑拔高了汉武帝创立太一之祀的意义。在探讨西汉末年元始仪时,《秦汉国家祭祀史稿》还忽视了《三辅黄图》中关于元始仪的核心史料。此外,在阐释秦汉祭祀演变时,该书过度诠释了相关史料,夸大了秦汉东西祭祀格局之差异。     

汉武帝时神仙方术思想笼罩下的郊祀歌创作

阴阳五行思想是汉代社会思想的主干,《郊祀歌》十九章出现于这样的社会思想氛围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按照《郊祀歌》的祭祀对象和思想内容,将之分成＂天道＂和＂人事＂两大部分,认为两部分的结合,正是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在祭祀礼仪中的具体实践。这组诗歌的中心内容主要是描述汉武帝治下社会经济的发达和国家的强盛,显示武帝的雄才大略,以此向神灵昭告,希望得到上天眷顾,达到长生成仙的目的。《郊祀歌》在整齐排比以往神灵传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时代的影响和个人的情感,成为现在我们了解汉代思想的绝好文本。     

秦汉时期的后土崇拜——兼论汾阴后土祠的建置背景

后土崇拜源远流长,先秦时期已有丰富的内涵。汉武帝时期,设立汾阴后土祠,"后土"正式确立为与天神"太一"并列的"大地之神",这与秦汉时期的文化氛围有极大关系。西汉后期,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传统郊祀格局发生了剧烈变化,后土在国家祭祀格局中的地位有所降低。但是,后土崇拜在其他领域的影响依然强劲。     

西汉国家祭祀中的方士

方士在西汉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在西汉国家祭祀的建设和改革中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西汉中后期,方士在国家祭祀中经历了两起三落,这时的方士属于祭祀中的旧势力,是不利于儒家祭祀礼仪发展的。王莽依据儒家经典《周礼》建立"元始仪",彻底改变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祭祀格局,从此方士彻底退出了国家祭祀的历史舞台。但其思想仍影响后世,刘秀在建立东汉之时就利用了方术中的谶纬之术,更甚于在临死之前使得谶纬之术法定化。     

秦、汉祭祀五色帝初探

战国时代的秦国,统一中国后的秦王朝和西汉王朝在雍地祭祀五色帝,这是中国古代史上的大事。何谓五色帝?为什么要祭祀五色帝?祭祀五色帝反映了什么问题?起了什么历史作用?这些问题至今未得到明确的答案。本文企图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谈一点看法,不当之处,请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汉唐时期王朝国家的海神祭祀

在汉唐时期的国家祭祀中,海神作为山川神癨的一员而得受祭祀,居于五岳、四镇之后,与四渎等同或略高。海神祭祀的方式有两种:一是郊祀配祭,即在天子亲祭或拟设天子亲祭的郊祀中配祭海神;二是海祠祭祀,即由天子委托官员前往海神祠进行祭祀。国家祭祀的四海神,是根据人们对于"天下"的构想而设计出来的、政治文化意义上的海神,并非民众信仰的、来自具体海洋的海神。王朝国家的海神祭祀与滨海人群的海神信仰和祭祀,基本上属于两个互不相涉、相对独立的系统。     

西汉上林乐府所在地考

乐府是西汉时从武帝到哀帝一百年间最为重要的宫廷音乐机构。文章认为 ,乐府不在城内上林苑中 ,其大致位置在长安城西 ,建章宫北 ,与平乐观相邻之处。文章在理清乐府、太乐、黄门、掖庭这些宫廷音乐机构的地域分布的基础上得出 :武帝立乐府于城外是出于郊祀游猎活动的需要 ,乐府被罢是由于帝王活动中心集中于宫中和礼乐活动走上正轨化的结果     

从初盛唐郊祀乐发展看礼乐观念的新变

郊祀作为古代皇帝祭祀天地的重要形式,是君权神圣性的体现,更体现着封建王朝文化建设的构想.郊祀活动融汇了儒家礼仪、阴阳五行等诸多观念学说,其用乐也被赋予了神秘色彩,有着严格的规定.初盛唐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也进行了一系列郊祀活动.其在郊祀乐的制定中注意吸收汉代至隋代的乐悬等郊祀成果,很大程度上保持了郊祀的复古特点.但在郊祀乐的创制理念、乐曲厘定、乐器使用等方面又进行了一定的改易,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     

汉武帝“甘泉卤簿”有无“黄门鼓吹”考——基于政治文化及制度史的考察

“黄门鼓吹”作为朝廷礼制中的重要部分,其在武帝朝的确立体现出一种新的礼制建构及政治权力观念,也反映了西汉君主专制集权体制的演进历程。本文从制度史维度,爬梳“甘泉卤簿”所涉车舆制度、服色制度、郊祀制度的变革情况,围绕改制时间、要素、理念、历程,讨论汉武帝朝与“黄门鼓吹”“甘泉卤簿”三者交集的前提条件与必然性,认为“黄门鼓吹”是汉武帝利用“甘泉卤簿”宣扬改制理念,展示集权建制成果的礼仪之器、必备之物,在汉武帝君主专制集权的制度建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汉《郊祀歌》的符瑞意蕴

汉《郊祀歌》是汉武帝时期的重要文学作品。由于武帝本人一生好大喜功,深受谶纬的影响,好听方士之言,渴求长生不老,这些深刻地体现在《郊祀歌》里。本文通过详细的论述,揭示《郊祀歌》的符瑞意蕴。     

论东汉王朝对北匈奴的政策

于谓汉欺之 ,谋欲犯塞 ;谓宜还南所掠生口 ,以慰安其意。”章帝从袁安议 ,许之 ,令“度辽及领中郎将庞奋倍雇南部所得生口 ,以还北虏 ;其南部斩首获生 ,计功受赏如常科”。企图平衡南、北匈奴的关系。由上可知 ,在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至和帝永元元年 (公元 5 1- 89年 )期间 ,北匈奴或因“惧于见伐” ,或因欲与汉合市 ,多次遣使求和亲 ,而东汉王朝则出于“冀其交通 ,不复为寇”的目的 ,与北匈奴保持了时断时续的通使、合市关系。当然 ,由于北匈奴时时寇边侵掠以及东汉王朝在处理南、北匈奴问题上的摇摆性 ,东汉王朝对北匈奴采取的以通使、合市…     

西汉巫蛊之祸发生的原因及其影响

通过大量文献资料分析了西汉时期巫蛊之祸发生的原因及其影响。分析认为,巫蛊之祸是西汉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尖锐的产物,不仅给汉武帝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造成巨大影响,致使汉武帝探索治国理念付出了重大代价,同时危害了西汉时期学术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建立。     

内蒙古东南部东汉长城建置考

东汉前期,北部边疆的防御政策仍以建造长城工事为主,一部分修葺利用前朝长城,另在部分地区新建长城。光武帝时期,在北部边疆形势的转变与中央政策实施的共同作用下,促成了东汉长城的修筑。内蒙古东南部所见东汉长城,处于有利的军事地理环境之下,有扼守中原至蒙古高原交通要塞之用,为东汉时期军事边防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是地理环境与政治导向共同作用下的产物。     

东汉监军制度的嬗变及其原因试析

东汉监军制度从光武帝时的确立到殇帝时的转折,最后到灵帝中平时的瓦解,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监军者主监将领;第二阶段监督对象转变为主督州郡,此与地方兵权扩张关系密切;第三阶段黄巾起义爆发,东汉监军制度瓦解。其变化的原因有三:一是黄巾起义爆发面广,州郡仓促失据,多数地方朝廷尚无机会派遣监军;二是朝廷所招募镇压起义之兵的私家化,使监军失去国家军队的支撑;三是中郎将监军权力扩大及其军职化最终瓦解了监军制度。     

两汉边防集兵方式述论

两汉边防集兵方式 ,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大体而言 :西汉初期以征兵为主 ;汉武帝以后征募并行 ,杂以罚戍、谪戍、刑徒充戍、志愿戍边 ;迄东汉 ,募兵、刑徒兵、民族兵成为其边防主要兵源 ,并开始向世兵制过渡     

汉代属国兵的特点和历史作用

两汉时期,政府采用属国制度管理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组建性质特殊的属国军队并形成建制,戍守边防。属国兵建制的发展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数量由少增多。它与中原军相比较具有领导制度不尽一致、兵役制度不同、兵种有别等特点。自汉武帝后,属国兵成为汉朝边防线上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不仅巩固了汉代边疆,奠定了中国疆域的基础,有利于当时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同时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交融,也是汉王朝边防思想和政策在边地的实际运用与体现,给以后历代王朝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借鉴和启迪。     

略论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个人因素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除涉及政治、军事、民族融合等诸多客观因素外,还与孝文帝个人主观因素密切相关,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孝文帝对汉文化的迷恋,其南征战略及追求正统的心态,个人生活经历与情感因素等,都是促使其决意迁都洛阳的内在动因。孝文帝迁都及其全面汉化,既加快了当时鲜、汉民族上层的融合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鲜卑迁洛集团与恒、代保守势力的分化,而南迁集团的不断弱化则加速了北魏统治的衰弱。     

汉光武帝民族政策论略

东汉建立伊始,匈奴、羌、鲜卑、乌桓、蛮(夷)等少数族就对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与破坏.光武帝在"柔道"思想的指导下,针对不同的少数族,因时因地制宜,施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政策与措施,基本缓和了因民族问题而引起的统治危机.光武帝的民族政策诚为"光武中兴"不可或缺的政策,但也因其偏于保守而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     

《汉武故事》作者与成书时代辨析

自唐代始,班固、王俭为《汉武故事》作者两说并行,然两说均难以成立。自宋以来,刘弇等据《故事》中“今上元延”之语断定其作者为西汉成帝时人,此说亦非;盖“今上元延”之谓乃《故事》抄引前人著作原文的遗迹。从《故事》中“汉有六七之厄”、“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和潘岳《西征赋》化引《故事》典故等情况综合分析,《故事》的成书时代应在东汉献帝时期,其作者是一位看到汉家气数已尽、对汉家江山仍有些许留恋的文人,而非亲曹派的文人。     

少阳院与唐中后期太子权力之迁移

唐中后期,太子不居住在东宫,而随皇帝居住在大明宫里的少阳院。大明宫前后建置了东西两处少阳院,由于两少阳院分剐与翰林院、左右神策军等权力机构相近,两处少阳院位置的差异,不仅可以折射出大明宫内政治格局的状况,而且影响到太子权力于宪穆之际发生的重要转折。少阳院位置的迁移,使太子远离内朝,以至于内朝翰林受控于宦官,宦官掌握草诏等权力之后,废立随意而为,间接造成了太子权力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