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北乡土的一种书写——简论雪漠的系列长篇小说“大漠三部曲”

甘肃作家雪漠的系列长篇小说"大漠三部曲"包括《大漠祭》《猎原》和《白虎关》三部,小说聚焦于河西走廊的一个普通村落,通过农民老顺一家的艰难生存与命运遭际再现了西部乡村的现实苦难,语调沉痛激越,风格粗粝狂放,为西部文学的多样化呈现提供了一种悲愤犷悍的书写。这种别具西部特色的书写在他的作品中分别表现于底层生存的观照、乡土焦虑的抒发、乡野活力的呈现、乡土批判的隐现等几个方面。     

浅析“陌生化”手法在《傲慢与偏见》中的运用

《傲慢与偏见》是举世公认的名著之一。作者以诙谐幽默的笔调讽刺了当时英国社会不公平的等级制度,尤其是女性对婚姻的态度,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婚姻观。本作品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功主要是因为作者采用了"陌生化"的手法,把已司空见惯的生活琐事用另一种方式展现给读者。作者从创作语言、叙事手段以及人物形象塑造几个方面运用陌生化的手法,是这部作品成功的关键。     

从“负重”到“从轻”——论《香飘四季》对农业合作化题材长篇小说叙事模式的改写

陈残云的《香飘四季》是农业合作化长篇小说中一部具有精神独异性的作品。这部作品从“社会本质秩序的断裂”、“阶级斗争生活的移位”与“乡土意识的复苏”三个方面改写了当代文学中有关农业合作化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模式,从而使文学的政治负重在乡土光烛的辉映下,以审美的生活的方式运作起来,显现出一种纤巧轻盈的美感效应。“改写”的动力来自于岭南文化的精神特征以及陈残云一贯坚守的审美品格。对《香飘四季》的“打捞”,让我们以“个案”的名义,在政治涛声之外,聆听到一种长久影响人类精神心理的地缘文化声浪,从而来深度体味当代文学流变的复杂与沉重。     

从文本到图本：影视改编叙事转换及其接受——以《红高粱》和《激情燃烧岁月》为例

把优秀的小说改编为电影电视剧 ,是目前影视界很流行也行之有效的做法。《红高粱》和《激情燃烧的岁月》这两部由小说而改编为电影、电视剧的作品 ,获得了相当的成功。本文主要是以这两部作品为例 ,论述从小说到影视改编过程中叙事的转换前提以及叙事主要在语言、结构、思维转换方面的关系 ,进而论述在叙事转换的前提下 ,受众在接受影视作品时方式上的转换。     

从冲突到和解再到超越——论《到灯塔去》与《私人生活》中的两性叙事

两性伦理是人类文化中最基本的伦理关系之一,作为中西方独具女性意识的女作家代表,伍尔夫和陈染都试图在作品中思考并展示她们所认识的两性关系,《到灯塔去》和《私人生活》是她们最具个人性、思考性、代表性的作品。文章通过对《到灯塔去》《私人生活》中的两性叙事进行分析比较,发现在不同时代及文化语境下产生的两部作品,其两性叙事共同呈现出一种“从冲突到和解再到超越”的模式线索。从中可见作家伍尔夫和陈染的两性态度、认知的相似之处：对父权制的批判态度、对两性的重构观念以及对理想两性关系的设想姿态。同中有异,这些带有内在延续性、相似的两性叙事表现,又因伍尔夫与陈染的创作观念间的承继发展关系,于细微处表现出不同：《到灯塔去》的两性叙事更多带有伍尔夫的早期“双性同体”思想,而《私人生活》的两性叙事则暗含作家陈染的“超性别意识”观念。     

谍战英雄的“弱势”形象及其叙事力量——《暗算》和《潜伏》人物形象的平行分析

作为新生代谍战剧集的代表力作,《暗算》和《潜伏》持续走热荧屏,掀起了谍战、特情片的新高潮,它们成功地突破了传统英雄主义叙事风格的束缚,颠覆了“高、大、全”完美无暇、无懈可击的正统形象。与以往银幕中出现的英雄不同,谍战英雄往往有着明显的缺陷和不足,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比普通人更处于“弱势”。这种“弱势”在不同的题材或情境中有着不同的处置方式,但在英雄人物形象塑造的效果方面又殊途同归,从平常人的视角释放着七情六欲,以普通人的方式再现着悲欢离合,从而营造一种平凡却又真实的震撼人心的力量。推动人物性格发展的同时,情节上形成一种引而不发的内在叙事张力。     

“被遮蔽”的空间:贾平凹的语象叙事

语象叙事是对传统主体线性结构与时间叙事模式的反叛和颠覆,并为视觉书写和意象再现提供更为开阔、更加精准的空间视点。贾平凹的小说蕴含着明显、独特而复杂的语象叙事痕迹,其作品描绘的一幅幅连续性、生活化和语境化的乡土场景,以语赋形于现实的千姿百态,实现被"遮蔽"乡土空间的语象再现与叙事重构。作为当下乡土文学的旗帜型作家,贾平凹个性化的创作实践不仅是对乡土审美观照方式的根本转变,也是对空间记忆基点的深度寻找,更是对文学叙事转向的积极探索。     

“追溯式”结构三部曲——从《俄狄浦斯王》到《雷雨》

"追溯式"是戏剧创作的一种手法,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演变过程。古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和中国戏剧大师曹禺都曾在自己戏剧创作中成功地运用过这一手法,并使其成为自己戏剧艺术的特征之一。他们的剧作《俄狄浦斯王》、《群鬼》和《雷雨》堪称是这一手法的典范性作品,可看作中外戏剧文学历程中"追溯式"结构的三部曲。     

基于空间诗学的女性书写与悲剧意识——从雪漠“大漠小说”的女性意象说起

基于西部与东部、乡村与城市文化时空的差异,雪漠“大漠小说”中的边地与边地之外的空间对垒形成了时间上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间离与建构的是虚实相生的文学意境。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交叠叙事中,其小说文本中的疾病隐喻、等待主题、父权制度等文化主题的书写,表征的是女性的生存悲剧意识与边地世界的文化忧郁意识。     

“雪有雪源——拽之通体俱动”试论《水浒传》中的雪意象描写

将景物意象的描写贯穿于小说的叙事之中,通过关注意象的转换,把握作品的叙事艺术,是阅读古典小说的手段之一。本文以《水浒传》为背景,从贯穿全文的雪意象入手,揭示了意象描写与小说情节发展、人物塑造及结构布局的密切联系。     

论《乞力马扎罗的雪》的复调叙事结构

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以死亡为主题,以复调多声部为叙事方式,通过画面交织、人称更替、内心活动等意识流手法凸显文本对话框架,并对小说主人公哈里临死前的精神感受、语言狂欢做出了合理解释,彰显现实死亡和艺术死亡的二元对立,并给文本增添了陌生化效果。复调叙事的存在,再次有力证明了海明威的冰山原理写作风格。     

深沉凄切 韵长旨远──从《哀江南赋》看庾信的创作手法

《哀江南赋》是庾信的代表作之一。作者以史诗之笔深切描写了梁朝由盛而衰以至灭亡的全过程。作品中无论是对历史事件的途述、历史人物的刻画，还是在典故的选择上，都深刻体现了他的亡国之痛和对历史的深刻认识。     

从恶魔主义到回归传统:《细雪》叙事视角分析

<细雪>是日本著名唯美主义作家谷崎润一郎的代表作之一,它描写了太平洋战争前夕大阪富商莳冈家四姐妹分家以后各自不同人生的故事.本文对作品叙事视角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指出小说的主线虽然是排行第三的雪子经多次相亲后终于找到人生归宿的故事,但作家通过她的二姐幸子这一典型的日本主妇作为视角人物,同时结合多视角叙事来展开情节和观察事物,创造出一个相对封闭的古典唯美的世界,使作品表现更显张力,这些也反映了作家中年以后思想由年轻时对女性肉体狂热崇拜的恶魔主义转变为向日本古典传统的回归,创作手法也日趋成熟.     

从《舌尖上的中国》到《风味人间》: 美食题材纪录片的新探索

2018年12月,陈晓卿带着最新美食题材纪录片《风味人间》回归,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从叙事角度而言,《风味人间》依然采用板块化的叙事结构,结合了多种叙事方法;从视听语言的展现而言,注重展示奇观与仪式;最引人注意的还是《风味人间》的国际性探索,不仅拓宽了纪录片的深度,而且也为纪录片的国际文化传播指引了道路。     

“被缚的祖克曼”三部曲的空间叙事

菲利普·罗斯的被缚的祖克曼三部曲蕴含着丰富的空间叙事艺术。链条式的空间叙事结构把围绕着内森·祖克曼而发生的时间跨度很大的复杂事件表现得清楚明了;小说中灯塔式空间、家园式空间、牢笼式空间构成的多层次叙事空间,将家园、城市、国家、全球范围内的大事小事戏剧性地联系在一起,强化了小说的叙事功能。此外,作者在虚构的故事空间中展现了同化、异化、种族冲突、文化冲突等众多主题,形成了主题的空间聚集效应。分析被缚的祖克曼三部曲中的空间叙事艺术能为解读罗斯的文学创作思路与文化立场提供新的角度。     

从“黄粱梦”到“红楼梦”——论《红楼梦》的幻化时空与叙事结构

《红楼梦》中的五个重要梦幻与“黄粱梦”有着深切的历史渊源。“黄梁梦”最早见于《列子》,经过唐传奇、元戏曲、明代拟话本小说和清代笔记小说的发展和演化,形成了独特的幻化时空和哲学内涵。曹雪芹将“黄粱梦”纳入到《红楼梦》的叙事中,在黄粱梦的基础上进行巨大转换,使《红楼梦》形成了独特的幻化时空和天人合一的宏伟结构,这种叙事结构体现着曹雪芹深刻的哲学观。     

“乡绅形象”的正面铸就与“乡土中国”的文化沉思——论陶少鸿长篇小说《百年不孤》

长篇小说《百年不孤》在立体呈现南方乡土日常生态的基础上,正面铸造“乡绅形象”,展现出乡土精神坚守下的人生范式,揭示了乡绅文化通过“人心”影响乡村的精神法则,讴歌了中华文化的德、善基因,体现出作者浓厚的乡土情怀及对“乡土中国”的深刻反思。     

汪曾祺同题小说《异秉》的不同文本研究

汪曾祺曾以《异秉》为题写过两篇小说,第二篇《异秉》并非是对第一篇的修改或完善,而是彻底重写。文章对不同时期的《异秉》的两个文本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其在内容、叙事手法和语言运用上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后期写作的《异秉》艺术成就相对较高,这与汪曾祺文学观念的发展演变以及其文学写作经验的逐渐丰富有着极大的关联。     

人与事：“创伤记忆”的文学叙述与精神超越——评胡尹强长篇小说《不成样子》

长篇小说《不成样子》将“有情的历史”作为小说对上个世纪50年代那段历史回顾与重述的基本原则，并藉此来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性，以及解读历史真相。这样一来，小说从一开始就自觉摆脱了那种一度被追捧的故作姿态式的冷漠与客观，也不屑于对叙述方式的刻意强调与近于迷狂的形式主义的实验热衷，尽管小说中也描写了惶惑、动摇、不确定或者自我分裂与背叛，但这些都是用一种清晰而明确的语言叙述与表现出来的。情感与价值判断，始终渗透在《不成样子》的人物、主题和故事之中，     

“增写”的价值：从《收获》版到单行本版的《活着》

《活着》的单行本版对《收获》版有5万字的增写,本文以文本整体为阐述基础,聚焦于“增写”五个部分修改信息符码的分析,认为这些增写的内容,或者调动、调整着读者的情绪;或者深化了作品的思想内涵和历史感;或者丰满文本和主题的肌理,都具有重大的叙事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