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和中国经济与文化的近代化

中国的近代化是在中国人的一个个“强国”、“富民”梦想的推动下而发展前进的,从一定意义上讲,一部中国近代史,也是一部中国近代化史,它展现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其间,由清朝统治者为推进中国近代化而进行的改革高潮主要有三次,即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而清末新政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方面都采取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内容的措施,进行近代化的改革,它开创了中国的全面近代化。清末新政涉及面广,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也较大,本文只从经济、文化方面着手进行探讨。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纲领和…     

东亚儒学与中日近代化

东亚地区是东方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在传统的东亚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应为中国的儒家文化。在纷繁复杂的东亚传统文化中,儒学一直有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儒学不但对东亚地区古代社会发生了巨大作用,而且对东亚地区近现代社会也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同样属于一个东亚文化区的中、日两国,虽然在近代以前的漫长社会中,都崇尚儒家思想和伦理道德,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同样都遇到了西方文化的猛烈撞击,但近代化的结局却出现了成败两种截然相反的后果。这给人们提出了一个必须     

“儒学第三期发展”重思

以面对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为使命,并相信儒家才是国家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基础和准绳而形成的一个儒学新的发展阶段被称之为"儒学第三期发展"。儒学第三期标志着其处境和使命的转移。就时段而言,目前所处的阶段依然是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初级阶段。其开端代表人物是康有为和章太炎,当下的最典型代表人物则是大陆新儒家群体。"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核心使命是对儒家价值的支持和其符合民族国家的建构,因此,其具体的任务可以分解为几个方面:第一,儒家可以成为当代中国的重要价值支撑;第二,以公民宗教为导向的儒教建构;第三,制度创新是儒家参与社会发展的现实使命;第四,儒家要积极地参与世界秩序的建构。     

中国文化与人类前途——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1958年元旦,生活于海外的四位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张君劢,徐复观在香港《民主评论》上,联合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宣言》系统地阐述了他们研究中国文化的态度和方法,表明他们对中国文化出路乃至人类前途的根本看法。可以说它代表当代新儒家共同的愿望、理想、情调和心境,在当代儒学史上居有重要的地位。今天读来,仍值得我们深思、玩味。一、“同情”和“敬意”的研究态度和方法当代新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严峻挑战的一种回应。它的渊源,在我们看来,可以上溯到康有为的儒学改造运动。康有为试图借资产阶级之尸,还儒学之魂,大胆地将封建圣人孔子塑造成资产阶级的教主。实质上,他努力想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儒教之国。故当时他有“孔教之路德”之称。但他的儒学改革     

儒学与武士

儒学与武士吉林大学哲学系王中田本文试从实践的层次上考察江户时代日本儒学与武士之间的关系、儒学对武士阶层的影响、武大道对儒家思想的吸收。江户时代（１６０３～１８６７年），是儒学传入日本后发展的高峰期。经过德川幕府的极力推崇和儒学者的辛勤努力，儒家思想从...     

梁漱溟与现代新儒学的大儒学学说——梁漱溟“世界文化三期论”述评

梁漱溟先生的“世界文化三期论” ,是一种大儒学学说。其基本的思想内容是站在文化哲学的角度 ,通过对于西方、中国和印度的三种不同文化之特质及其各自的文化历史发展的观察、分析和比较 ,提出了人类文化的发展表现为三种不同的路向、并依照这三种路向递次演进的观点 ,以及提出了未来的人类文化将是儒学代表的中国文化翻转为世界文化的思想。梁漱溟的这一思想对于后来的现代新儒学所主张的儒学复兴为世界文化的各种大儒学思想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国际儒学研究的最新动向

<正>近年来,国内外儒学研究有了重大的发展。笔者对国内儒学研究不以妄评,仅对国际儒学研究的五大最新动向加以推介:第一,基于全球语境主义的儒学研究。学者们聚焦,儒家思想能否进入普遍主义、世界主义和全球化语境的时代?古典儒学的现代实践须通过全球化语境来进行诠释。全球化语境主义在传统及现代意义的综合考察中,通过历史和文化来展现变化中的儒家思想;以思想对话     

儒学在近代中国的命运

本世纪初,美国布道家艾迪遍访中国后曾说:“古老的儒学、道学和佛学温和的人文主义,曾对古典中国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但在现代生活压力下它被粉碎了。如果中国是可救的话,必然要借助某种外部力量。”换言之,中国若要近代化,须有外力撞击中国社会内部缺乏变革的潜能。然而事实上,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固有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新旧递嬗的作用是复杂的,本文试图讨论的便是这个问题。     

孙中山与现代新儒家思潮

孙中山的思想理论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思想关系十分密切。他既注意清除儒家思想已经僵化的躯壳，又努力提炼其中的精华，加以宏扬光大。他从现代的视角和开放的心态看待并转换传统，使之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英明地预见到儒学的现代价值。他在厘清儒学范畴、构想现代儒者人格等方面均有重要的建树，因而对于现代新儒家思潮有相当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孙中山对现代新儒家思潮的兴起起了前导和先驱的作用。     

试论儒家思想的二重性

儒家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曾一度引起很大的争论。一部分人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思想代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另一部分人认为儒学思想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两派各持己见，也都持之有理，论之有据，影响甚大。近些年来，多数人倾向后说，以为儒学主要代表新兴地主阶...     

试论太平天国与孔孟儒学的关系

太平天国运动以拜上帝教作为组织民众的精神纽带,为了尊崇拜上帝教义,在运动初期,它曾在表面上对儒学有所抑制,给人们留下了太平天国反对孔孟儒学的印象。实际上,太平天国运动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始终和儒学有着不解之缘。金田起义前,洪秀全用儒家学说来论证拜上帝的合理性;金田起义后,太平军一面焚毁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经籍,另一方面却着手实际运用儒家思想来为自己服务;建都天京后,孔孟儒学取得了合法地位,它的地他还随着拜上帝教作用的降低而不断上升。下面试按这几个阶段进行一些粗浅的剖析。     

儒学社会的治乱兴衰:一种精神的限制

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前儒学社会和儒学社会两个发展阶段。儒学社会的主导精神是儒学精神。儒学精神可以表述为：以爱为原则、以君主秩序为目的、以伦理控制为手段等三个社会学式命题。儒学精神的内在规定性是伦理理性。儒学社会是伦理控制型社会。儒学社会的治乱兴衰一定意义上即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治乱兴衰。本文试图考察儒学社会的治乱兴衰和这个社会的控制类型即伦理控制之间的相关性,即考察儒学的伦理理性及其限制     

略谈清末的不缠足运动

据考,妇女缠足始于唐朝或五代,到了清朝,这一残害妇女的恶俗已根深蒂固。十九世纪末,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开展了不缠足运动,并使之成为维新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1882年—1895年是不缠足运动的发轫阶段。1882年底,康有为与区谔良在广东南海县创立了中国第一个不缠足会,规定入会者必须保证家中妇女不裹足。后因康有为外出讲学,此会渐散。这一阶段,参加人数较少,但它的影响却很大。1895年—1898年是不缠足运动的发展阶段。1895年,康有为、康广仁在广东再度提倡不缠足,成立“粤中不缠足会”,其两个女儿康同薇、康同壁带头不缠足,使得“粤风大移”。1897年4月,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在上海以《时务报》名义登报发起组织不缠足     

易庸学合论

语(《论语》)孟(《孟子》)荀(《荀子》)之外,易(《易传》)庸(《中庸》)学(《大学》)无疑是原始儒学最重要的经典。论儒学,固然当回溯语孟荀,但若忽略易庸学,则似乎亦很难完整地把握儒家思想的构架与脉络。从总体看,易庸学既体现了相近的儒学传统,又分别从形上本体与价值根据,极高明与道中庸,以及止于至善与个体等各个方面展开了儒家的深层内涵,从而使儒学(包括儒家价值体系)进一步趋于完备和定型,作为儒家思想的历史源头之一,易庸学不仅制约了儒家的尔后演进,而且在更广的层面影响着中国文化。     

孔孟荀的诚信思想比较及其启示

孔孟荀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三个重要代表人物。作为儒家的代表,他们的诚信思想体现出了儒家思想的共同特征。但孔孟荀又是生活在春秋战国时期不同阶段的代表,不同历史阶段下的具体历史特点又决定了孔孟荀的诚信思想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孔孟荀的诚信思想无论是从思想内容上,还是从积极入世的社会责任感上,都留给当代人以深刻启示。     

论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的形成

康有为维新变法思路有一个酝酿、形成、发展到成熟的过程。这个过程即是他7次上书光绪帝，及其陈述的主张和内容。1888年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一书”和万木草堂的讲学、理论著述，是其维新变法思想的酝酿时期。是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正值中法战争结束不久，外国侵略者步步进逼，痛感民族危机和清政府腐败的康有为第一次写了5000字的上皇帝书，即“上清帝第一书”，详细地陈述了中国变法图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具体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项建议＊。这是康有为变法思想的初步形成。康有为认为，清朝统治机构致命的弱点是…     

略论旧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三代核心人物

旧中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近代社会的过渡和转化,共花了109年时间,经历了晚清、北洋、国民党三代政府。虽然这三代的政府在近代化事业的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都有所建树,但从根本上说却始终未能完成上述的转化,中国直至解放前仍停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在这三代政府中,都有一些肩负着近代化重任的核心人物,本文对其中六位人物在近代化事业上的历史功过得失,力图作一番尽可能公正、客观的评说。     

儒学复兴与中国文化之未来发展——牟宗三“儒学第三期发展”说再议

"三统并建"是牟宗三对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总体规划,而究其实质,仍是儒学"内圣外王"的老话题。儒学第三期发展说所依据的是"道德的理想主义"的大纲,是一种"儒家式的人文主义",对于解开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困境以及世界文化在工业文明时代"人的意义的失落"的困境,都是一种富有建设性的理论探索,具有重要的意义。牟先生只是开启了儒学第三期文化运动的开端,并做了初步的疏导和富有建设性的探索,并没有真正完成新儒家外王之学的重建。其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理论,仍旧未能彻底突破道器二分、中体西用论的传统格套。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实现儒学的现代转化和复兴,必须正视牟先生的智慧,不能绕过,只能超越。     

康有为"新仁学"的建构及其历史价值

1 9世纪下半期 ,康有为在今文经学的旗帜下 ,借助西方近代科学和民主思想 ,对传统儒学进行了新的诠释 ,构建起以“仁”为核心的新的思想体系 ,把“仁”由传统引向近代。这一思想体系在当时历史背景下 ,具有救亡和启蒙的两重意义 ,它既是为对抗西方文化的侵略 ,保持住儒学在中国的主体地位而开展的一场民族文化救亡运动 ,同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与改造又具有深刻的启蒙意义 ,为儒学由传统走向近代开启了新的路向     

“中体西用”的破产与中国哲学的近代化

文章从宏观角度纵论了中国哲学围绕“中体西用”口号之争的近代化过程,魏源、龚自珍开“中体西用”争论之绪,早期改良派企图在此口号下调和中西学矛盾,洋务派则据此对抗变法。康有为在托古改制主张下仍对“中体西用”有所保留,惟有严复彻底批判了“中体西用”口号,为中国哲学近代化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