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妇女扶贫工作评介与理性选择——以昭觉县为例

性别敏感导向的贫困与反贫困日益引起国际社会关注。作为“穷人”中的“穷人”，少数民族妇女群体应该成为21世纪扶贫行动开展的重心。从昭觉县的扶贫情况看，当前的扶贫工作在项目设计、扶持方式选择、政策与统计指标选取上都存在着性别盲区。基于提高少数民族妇女群体扶贫成效要求，今后需要以性别为导向，依托其人文、地理特性，对扶贫行动方向进行理性选择，包括：增加医疗保健扶贫投入；强化基础教育与职业培训；扩大面向少数民族女性的扶贫贴息、小额信贷发放；发展妇女参与式社区建设与生态建设。     

公共安全的科技保障——以发达国家为例

公共安全保障目标的实现既需要实施有效的公共安全管理,更需要依靠有效公共安全科技的正确应用.从国际视野审视发达国家重视科技在公共安全管理中的作用,借鉴其有益的经验,将有助于中国公共安全科技保障平台的构建与完善.     

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调查与分析——以西安、兰州、包头、西宁、乌鲁木齐为例

西部大开发以后,西北地区成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聚集的重要地区。选择甘肃兰州、陕西西安、内蒙古包头、青海西宁以及新疆乌鲁木齐这些城市进行研究,从就业、收入、居住环境、社会交往以及对当前状态的评价五方面进行分析。结论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总体情况不容乐观,他们既给西北地区带来活力,又给城市的管理带来不便,本身的权益也难以得到保障,需要从认识上、教育上、规则上、社会团体几方面进行重视和完善。     

少数民族妇女外流的成因分析——以楚雄彝族妇女为例

由于女性自身的结构性特征,少数民族妇女的流动形式、迁移过程及产生的后果都体现出了不同于男性和汉族女性的特征。因此,将少数民族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主体,特别是以一个地区的民族为例,对其流动的形式及特征等进行综合分析,进一步考察现实中少数民族女性流动人口的特征和原因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不仅有利于少数民族女性在流动中的权益保护,同时也有助于促进少数民族妇女的有序流动。     

北宋中前期宗室妇女风范探析——以《北宋皇陵》中的墓志铭为例

从北宋臣子奉敕撰写的墓志铭来看,北宋宗室子媳大多出身名门,具有性情柔淑、妇德不缺、治家有方、识见高远等特点。北宋上层社会对这些方面颂扬的原因,除政治、经济因素外,主要是看重其家世背后的优越教育条件,较易培养出符合社会对女子身份角色定位的高素质女性。当今探讨北宋宗妇风范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传统社会女性文化、建立新时代婚姻关系,以及对教育内容的调适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家政知识传播与女性的现代性身份建构——以清末民初《妇女时报》为例

《妇女时报》是辛亥革命前后出版最久的女性报刊,也是第一份商办女性报刊.其办刊的持久性和商业性决定了它的影响力大而深远.回归历史语境,解读《妇女时报》中传播的家政知识内容,不仅可以看到当时妇女生活相对于传统妇女生活的转变和进步,而且可以从中得出当时女性已初具现代性身份的结论.这对研究辛亥革命这一社会转型期女性杂志中书写的女性成长与生活具有极强的时代性和建设性意义.     

抗战时期广东妇女婚姻状况探析——以粤西妇女婚姻关系的解除为例

抗战时期粤西经济畸形发展,社会变动。当地妇女家庭地位提高,在婚姻关系中表现出较强的自主性,登报声明离婚、退婚、脱离关系者比比皆是;部分妇女诉诸法律,地方法院肯定了妇女的婚姻权益,婚姻自由观念和法律意识开始深入人心。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中国特色女性学理论的发展

在推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实现的进程中,高校女性学理论研究力量越来越得到重视。但中国高校女性学在新形势下如何建设与发展,女性学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之间的关系如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亟待解答的课题。中国女性学理论建设要增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指导作用,借鉴和吸收其他理论流派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合理思想,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女性学理论。     

论我国公共安全监管体系创新——以宁波模式为例

我国公共安全监管体系的创新面临着公共安全边界模糊、社会协同力量和监管机构等主体间职责不清的难题。宁波市结合地方特点,在生产领域创新了以鄞州、慈溪和象山为试点的公共安全基层监管体系。该模式以生产领域的公共安全提供为要务,设置安全监督的基层机构,给予人员、制度、经费等方面的保障,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尤其是村居等力量,建立了横向和纵向的管理体系。该模式的经验具有推广价值。     

欧盟女性团体的政治参与：以欧洲妇女游说团为例

欧盟女性团体是区别于欧盟成员国女性团体的新型女性组织,主要以欧盟机构为政治参与对象,采用正式或松散的组织形式,以传达信息、组织游说等方式参与欧盟的决策过程。欧洲妇女游说团（EWE）是该类团体的代表。从欧盟女性团体的政治参与实践中可以发现,欧盟制度框架提供的政治机会、性别不平等的普遍性以及欧盟女性团体政治参与目标所具有的女性主义进步色彩,是促进其政治参与不断发展的主要有利因素。     

基于SST'指数的特困妇女家庭女性户主贫困测度——以福建省宁德地区为例

由于性别差异,妇女在资源和福利的获取上常处于不利地位,折射至贫困人口中,则呈现贫困女性化的特征,且该趋势令人堪忧.因而,将性别意识纳入扶贫工作中显得尤为必要.基于2014年福建省妇女联合会普查所获取的特困妇女家庭统计数据,通过综合运用改进后的SST'指数、贫困发生率指数、平均贫困差距率指数与总人口贫困差距率的基尼系数,以宁德地区为例,从贫困的广度、深度以及差异程度等不同的方面来挖掘并分析特困妇女家庭女性户主的贫困状况及特征,并从女性扶贫角度提出精准扶贫的策略及可持续性帮扶措施,为女性扶贫工作的切入提供思路.     

晋西北根据地妇女劳动力资源开发探析——以纺织妇女为例

抗战中期,日寇对晋西北根据地发动多次扫荡,并实行经济封锁,致使根据地军民的穿衣问题遇到严重困难。为解决军民的穿衣问题,抗日民主政府以发动农村妇女纺织为中心,从多渠道提高妇女劳动力素质,落实扶植妇纺的优惠政策,倡导互助变工,克服劳动力浪费,发展规模经营,鼓励民间纺织合作,增进妇女劳动力的使用效率,使妇女潜藏的劳动力资源得以充分发挥,成为恢复和发展根据地棉纺业的重要力量,有力地支持了抗战。     

晋西北根据地妇女劳动力资源开发探析——以纺织妇女为例

抗战中期,日寇对晋西北根据地发动多次“扫荡”,并实行经济封锁,致使根据地军民的穿衣问题遇到严重困难。为解决军民的穿衣问题,抗日民主政府以发动农村妇女纺织为中心,从多渠道提高妇女劳动力素质,落实扶植妇纺的优惠政策,倡导互助变工,克服劳动力浪费,发展规模经营,鼓励民间纺织合作,增进妇女劳动力的使用效率,使妇女潜藏的劳动力资源得以充分发挥,成为恢复和发展根据地棉纺业的重要力量,有力地支持了抗战。     

旅行书写与清末民初知识女性的身份认同——以《妇女时报》女性游记为中心

救亡图存近代语境下,晚清知识女性开始涉足诸如游记、政论等原为男性把持的文学类别。《妇女时报》倡导女性"游历",并为女性游记提供言说平台,这在中国女报史上实为首次。细读这些女性游记文本,可见其蕴含的生活史和思想史双重价值:就旅行方式而言,知识女性已由传统社会随夫随父宦游转变为以求学、求职、休闲度假等为目的的"独自"旅行;更为重要的,旅行书写是在媒介叙事的公共属性之外,开创了一个具有私人色彩的言说空间,而知识女性在旅行叙事中所刻意彰显的民族国家意识、现代知识、文明、卫生的自我身份,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近代政治文化对女性日常生活及私人叙事的深度嵌入。     

《中国妇女》（1939—1941年）中女性婚恋话语研究

1939年创刊、1941年终刊的《中国妇女》,是研究战时解放区妇女问题的重要刊物之一。文章从历史、文学、时代思潮等角度来观照其女性婚恋问题,探究在战争环境中、革命大局下,解放区女性婚恋自主的艰难。     

从图像看中国妇女的角色变迁——以20世纪美术中的女性形象为例

以20世纪美术作品中的女性图像为依据,考察中国妇女在20世纪社会发展中的角色变迁及其作用发挥。一方面是基于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女性所经历的公共领域中的角色变迁,另一方面是女性从隐蔽、放大到呈现自身这一系列私人领域中的角色变迁。女性形象从公共领域到私人领域的空间转向,以及形象在不同领域中体现出来的角色变迁,都呈现了从追求身份、反思身份到放下身份的过程,这也是女性主体意识不断觉醒的过程,为研究20世纪女性的历史地位提供了视觉表现的文本。     

《中国妇女》(1939—1941年)中女性婚恋话语研究

1939年创刊、1941年终刊的《中国妇女》,是研究战时解放区妇女问题的重要刊物之一。文章从历史、文学、时代思潮等角度来观照其女性婚恋问题,探究在战争环境中、革命大局下,解放区女性婚恋自主的艰难。     

女性就业与公共政策的选择——以山西妇女就业状况为例

现阶段我国女性就业面临着就业人数比例下降、就业的性别隔离、男女两性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就业过程中前所未有的性别歧视。女性就业困境形成的政策原因在于推进女性就业的性别保障政策和措施的调整与修正滞后,保护女性就业的政策的粗括和国家干预机制的弱化亦无法使制度变成现实的动力。当前,应从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的层次,从女性就业的客观规律出发,实施积极的性别保护政策,同时,公共政策要向传统的性别分工彻底挑战,并进一步探索刚性的解决策略。     

少数民族妇女外流对当地社会的影响--以云南贡山县为例

对云南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的少数民族妇女外流的现状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可发现这些妇女外流的原因主要是贫困、家庭暴力、被诱拐、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观念及早婚早育等因素造成,而妇女的过量外流对当地社会经济又造成一定影响。改善这一社会现象的方法和途径是加强教育、改善受教育环境等。     

中国农村基层少数民族妇女政治参与困境的思考

妇女参政不仅是妇女获得解放的重要保障,而且有利于妇女自身的发展和妇女群体权益的维护,有利于促进社会民主政治的进步以及社会的全面发展。我国少数民族妇女的政治权利自建国以来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和保障,然而农村基层少数民族妇女政治参与仍存在困境:参政比例低,缺乏参政意识;参政能力不高,缺乏有效参政实践;地区差异大,缺乏有效支持系统。通过立法、社区合作、社会倡导等综合措施逐步克服这些困境,将有利于少数民族妇女成为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骨干力量;有利于整个民族地区的健康、有序、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