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的获得与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流动——一种立足于制度视角的分析

从人力资本配置制度角度分析了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会流动问题。在城市，农村流动人口之所以不能有效地通过职业转换实现社会地位的改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现行的人力配置制度已经为农村流动设定了不平等的社会流动机会，从而进一步影响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流动。这里从教育体制、培训制度、单位制的人事制度以及生产体制等方面分析了农村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获得与他们的社会流动的关系。结论是，仅仅改变户口制度是不够的，必须进一步系统地改革人力资本配置制度；提高农村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对他们获得更多的社会流动机会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     

农村劳动力移民的地位分层及认同分化

在经由“农业生产”向“非农职业”的“一次分化”之后,进入城市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村劳动力移民正发生着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地位认同的“二次分化”。利用CGSS2013数据的分析表明：在农村劳动力移民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分化过程中,人力资本成为获得较高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声望、权力和收入)的关键机制,而社会资本则不具有显著的经济收入回报。此外,在其主观地位认同的分化过程中,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农村劳动力移民主观地位认同的基本定位,而以“相对剥夺感”为核心的社会体验因素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主客观地位认同偏移的具体方向。相对剥夺体验较强者更易出现地位认同的“向下偏移”,相对剥夺体验较弱者更易出现地位认同的“向上偏移”。     

战后美国人口流动的新变化及对我国的启示

战后美国人口流动发生了显著变化。在人口流动的地域结构方面，墨西哥等拉丁美洲国家取代欧洲和非洲国家成为重要的移民流出地，南部、西部取代东北部、中西部成为主要的人口流入地；美国移民政策的重心由面向合法移民转为面向非法移民；流动人口管理模式由“城市老板”管理转为政府主导下的松散管理。美国政府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适应工业化进程的需要，调整人口流动政策及管理方式，对于我国调整、制定新的流动人口政策及管理方式，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和启示意义。     

女性流动人口初育年龄分布及差异分析

运用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女性流动人口的婚育情况进行分析,重点研究了2014年女性流动人口的初育年龄分布特征及差异。研究发现,女性流动人口的初育年龄与曾生子女数呈负相关;流动导致初育年龄推迟,近年来婚育年龄差距呈扩大趋势。2014年女性流动人口的平均初育年龄为26.9岁,且平均初育年龄流动人口不同的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特征、流动特征及生育地和再生育意愿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基于"全面两孩"生育政策背景,针对研究结果,政府应当加强流动人口妇幼保健服务管理,社会应当宣传倡导新型生育文化,而流动人口本身也应当合理安排生育时间和计划,共同提高流动女性的生殖健康水平和出生人口素质,从而促进家庭发展和社会和谐。     

社会文化差异对城市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影响

普及流动人口子女九年义务教育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大量、快速流动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教育需求。而城乡社会文化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面上的差异性对流动人口子女学业、习俗和价值观教育产生的影响,值得教育工作者高度重视。     

当前我国流动人口问题初探

人口的迁移和流动是全球性的现象，一个国家保持一定数量高素质人才的流动，是一种社会经济有活力的表现。当前，在我国出现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流动人口群，其中尤以“农民工”最众。本文在明确流动人口定义及类别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当前流动人口的主要特征、形成原因，分析了流动人口所带来的种种影响，并提出流动人口治理的对策。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指数：欧盟实践和中国建构

通过对欧盟社会融合指标和欧盟移民整合指数的深入考察,并根据中国人口流动的特殊国情,对建构我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指标体系进行探索。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测量应该从城市和个体两个层面去理解。其中,城市层面的社会融合包括政策融合和总体融合两个方面：政策融合是从城市的流动人口相关政策角度去测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状况,可以称为＂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政策指数＂;而总体融合是从整个城市流动人口总体来评价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状况,可以称为＂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总体指数＂。至于个体层面,既要考察流动人口主观融合感受和评价,又要观察流动人口客观融合状态,可以称为＂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个体指数＂。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指标体系的建立,有利于推动我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进程。     

房价与流动人口再生育意愿：一个社会融入的视角

人口增长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持续下降的生育率已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之一。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庞大，曾被称为“超生游击队”，但近年来流动人口的生育率下降明显，探寻他们的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紧要而迫切。使用2014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调查数据，从社会融入的视角实证分析了房价、城市购房与流动人口二胎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房价上涨通过提升流动人口收入和降低失业风险渠道对流动人口生育第二胎的总体意愿产生了积极影响，呈现一种“财富效应”；城市购房对流动人口再生育意愿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且城市购房会削弱房价对再生育意愿的正向作用；进一步地，社会融入程度可以调节流动人口生育意愿对房价上涨的敏感性，这意味着高度城市融入的人口的生育意愿更容易受到房价的影响。从结论出发，提出实施“生育友好型”住房政策建议，保持房价和经济平稳的同时不断减轻城市新移民住房负担，从而提高流动人口乃至常住居民的生育意愿，这也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实现“共享发展”的应有之义。     

家庭化迁移与乡城流动人口的多维度社会融入——基于三类迁移模式社会融入的比较

家庭化迁移日益成为我国乡城人口流动的主要趋势，但家庭团聚能否促进社会融入尚不明晰。基于2014年8个城市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针对核心家庭三种迁移模式——单人迁移、夫妻迁移和家庭迁移，从经济整合、社会适应、文化习得和心理认同四个维度，对比三种类型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水平不同维度的差异及影响因素，并运用倾向值匹配法验证结果的稳健性。研究表明，夫妻迁移者社会融入水平最低，家庭迁移者最高。社会融入各维度不均衡，经济融入和社会适应较滞后。家庭化迁移对除社会适应外各维度社会融入起促进作用，人力资本和流动经历对社会融入各维度起促进作用，城市类型的影响则较为复杂。鉴于家庭团聚能促进个体的社会融入，地方政府应为乡城流动家庭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建立家庭友好型社区，促进流动家庭市民化。     

钟秀小学如何加强对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向发达地区流动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种必然趋势，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种可喜现象。流动人口的子女也随着父母的工作流动而流动，如何重视和关心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问题，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新的课题。钟秀街道的钟秀小学是本市接受流动人口子女最     

社会资本、非正规就业与乡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

基于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实证检验原始社会资本、新型社会资本对乡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的影响以及更高层次的非正规就业对新型社会资本影响乡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原始社会资本对乡城流动人口初次非正规就业效果明显;新型社会资本对乡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新型社会资本通过影响乡城流动人口获得更高层次的非正规就业进而影响其家庭迁移。因此,需注重新型社会资本的培育,促进乡城流动人口实现“原始社会资本”向“新型社会资本”的延展。此外,应当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的规范性,消除市场歧视,为乡城流动人口提供更完善的就业信息,最终促进乡城流动人口实现家庭迁移。     

社会保障对乡城迁移的影响——以10村444户农户调查为例

为了探讨社会保障对乡城迁移的影响,通过对2005年组织的"中国10省10村乡城迁移调查"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全面分析了乡城迁移人口在城市的社会保障状况以及社会保障对从未外出劳动力进城打工决策、农民工继续打工与回流决策及永久乡城迁移意愿的影响,提出了把城市农民工纳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工伤保险制度的政策建议。     

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调查研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

采用多种调查方法分别从地级市、县、乡(镇)、村四个行政层次对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现象和特征进行调查研究;并以此为基础数据,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农村人均收入、农村人均耕地以及农村自然条件之间关系进行相关性研究。研究表明,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力流动与迁出地社会经济自然条件之间遵循一定规律,又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根据对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迁出影响的分析,农村劳动力派出对农村发展既有积极作用又有不利的一面。     

城乡劳动力双向流动研究

城乡劳动力双向流动是以城市化和城镇化建设为契机,由工业化和技术进步引发的产业结构变化导致的城乡劳动力以城镇为中介,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和从城市向农村流动并存的态势。而我国现有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单向流动,给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带来了不少问题。文章认为,城乡劳动力双向流动,是缓解农村和城市劳动力双重过剩局面,加速城市化进程和推进城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     

乡城迁移式农民市民化界定与实现路径探析

进入21世纪以来,乡城迁移和农民市民化逐渐成为我国新时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现象。农民既是乡城迁移和市民化的主体,又是城市化的主体和核心,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和能动作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要求迁入城市的农民转化为市民。为此,＂乡城迁移式农民市民化＂概念体系需要深入界定。在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中,乡城迁移的农民必须完成职业转化、身份转变、思想转换和地域转移四个方面的转化。乡城迁移式农民市民化具有农村农民市民化不可比拟的优点,能够很好地解决我国二元经济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乡村人变为城市人,融入城市生活,建设城市,从而使城市向着更高层次迈进。而且,乡城迁移式农民市民化是一个开放性的研究领域,需要深入研究。     

乡城流动对夫妻家庭性别分工的影响研究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农民家庭举家流入城市,这种＂家庭化流动＂对中国城市和乡村的发展及稳定具有深刻影响,但流动对这些家庭本身的影响如何？本研究在流动与性别相关研究理论的指导下,运用访谈和问卷调查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对居住在北京市海淀区马连洼街道的89户农民工流动家庭流动前后的性别分工状况进行了研究和分析,从而得出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民工流动家庭的性别分工的结论。     

农户家庭劳动力进城务工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河南省农村住户问卷调查资料,运用二进制Probit回归方法,分析了农户家庭劳动力进城务工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经营承包耕地数量、家庭户主性别和政治特征在统计上显著影响着农户家庭劳动力的进城务工行为;但是家庭户主的文化程度对家庭劳动力进城务工却呈负方向影响,并且除中专文化水平以外,其他受教育水平对家庭劳动力进城打工概率的影响在统计上检验均不显著。     

基于拉姆齐增长模型的乡城迁移城市化模式研究

乡城迁移城市化是现代城市成长的前提和基础,而且研究乡城迁移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乡城迁移城市化模式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乡城迁移城市化模式有两种:政府主导的郊区城市化和农民自发进城务工的迁移城市化。基于两种乡城迁移城市化模式中的农民收入增长率使用拉姆齐模型研究了城市增长过程,研究表明:乡城迁移城市化之后的消费水平并不是农民的最优消费水平而是政府强加的消费水平,城市化中的最优路径是类似于使农民利益受损失的"圈地运动"经济增长路径,政府购买不会对经济系统的均衡路径产生影响。此类问题的解决,将有助于城乡和谐发展。     

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关系的历史演进:阶段、特征与趋势

近代以来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关系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大的阶段:一是1840—1949年,为外力(列强侵略)作用下的城乡分离的初步形成时期;二是1949—1978年,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乡分离的进一步发展时期;三是1978—2003年,为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城乡关系调整与城乡对立扩大时期;四是2003—至今,政府引导下的统筹城乡发展时期。未来城乡关系演进的趋势是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主要体现在城乡地位的平等、城乡发展的互动、城乡功能的互补以及城乡空间的融合。     

中心与边缘：少数民族城乡流动中的社会性别因素

当代中国的少数民族流动人群背井离乡来到城市，纵然他们的劳动力被城市所承认，成为发展的生力军，处于“城市的中 心”，但是他们却由于社会性别因素的影响，在传统观念、利益分配、性别分工和劳动需求的性别区分等方面受到了不平等及不 公正的对待和束缚，而徘徊在“城市的边缘”。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试图寻找在少数民族城乡流动抉择中的内在规律与动力 机制，借此还原这些在城市中心被边缘化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流动背后的社会性别因素，为建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 会格局提供借鉴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