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人性论对德育价值取向的预制及其批判

人性预设是人们对人性所持的各种显在和隐性的态度和观念,它是德育价值取向形成的重要思想前提.要想对某种德育价值取向有深层把握和全景透视,人性预设是一种优先的观察点和视角.我国德育所具有的精英化价值取向,其主流的人性预设是"性善论".从内容维度来看,从性善论出发的理想主义的道德规范导致了诸多负面问题,逻辑地也成为精英化德育自身的问题,使其无助于培养有道德的人,削弱了德育应有的社会作用.从性质维度上看,其"道德人性论"的性质使人以道德完善作为人生意义的实现的途径,由此使道德理想主义的追求绝对化.导致德育缺乏对生命应有的尊重,德育对人生意义的承担功能也给人文教育的定位带来困难,加剧了后者的萎缩和边缘化,不利于学校教育整体的优化协调.这昭示着,精英化的德育价值取向具有内在的否定性,它所存在的问题是自身难以克服的.科学合理的德育价值选择必须对性善论的人性预设持审慎的批判态度.     

"道德"溯源:形上本体与德性价值的统一

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和文化脉络中,"道"既指自然万物生成本原、运动规律,也标示人类社会生存方式、伦理秩序的本体规定以及道德实践的总体原则;"德"既表明万事万物的自然本性.也涵指人们基于天道、人道基础上的自然本性之德和个体心性之德."道"、"德"分别指称和对应于客观世界特别是伦理世界中的形上本原实体和人文价值理念.思想家们对二者意义的相互贯通及其辩证关系的寻究,孕育"道德"范畴并赋予其深厚的文化涵蕴,使其兼含伦理与德性、事实与价值的意义,奠基中国道德理性主义精神和文化的发展.作为本然性形上本体与应然德性价值相统一的"道德"范畴及其理念由此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体系的思想精粹与核心范畴.     

义士·义神·义道——关公文化的核心价值及现实意义

关公文化的核心价值在于他是"义"的化身,无论是历史上的关羽还是民间传说中的关公,其"义"的内涵不仅仅停留在道德准则方面,而是在于穷尽道德准则、行为举止和外在形象的各种不同含义,是内在与外在的完美统一。关羽由一位"义士"被不断推向神坛,成为"义神",以及其"义"被广泛接受成为"义道"的过程,其实也是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建构过程。全面认识关羽的"义"以及关公信仰的核心价值,对于新时期指导我们进行精神文化建设,使其成为影响世界的文化"软实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劳动道德价值论:马克思历史观与价值观统一的价值形态

劳动是人格主体的自由、自主和自觉的创造性活动.马克思通过劳动道德价值论实现了价值哲学与经济哲学的统一,实现了唯物史观与价值观、社会历史与人的价值、现实之人与主体之人的统一.马克思从"谋生性劳动"中发现人的异化、剥削、不平等和奴役等价值形态,从"自主性劳动"中发现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等价值形态.马克思的劳动道德价值论,是生命主义与人格主义的统一.其蕴涵的价值旨趣是社会公平与正义.人类的一切解放最终是历史的解放,而历史的解放又是通过人的劳动来实现,劳动解放成为衡量人类文明的一种客观价值尺度.     

论法律信仰与青年道德价值取向的互动机制

社会的转型与变迁导致社会环境、社会思潮乃至思维意识形态的不断嬗变,青年群体中法律信仰缺失、道德价值滑坡不断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严重影响青年成长。探究青年道德丧失、"有法不依"现象及生成因素,研究青年法律信仰与道德价值取向的互动机制,促使其成为有道德心和守法意识的人,从而有益其自身和社会的发展。     

论中国传统耻感文化的当代道德教育价值

耻感文化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模式的典型特征,也是我国传统道德规范性基础和要求.中国传统耻感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它既是人性的根本标志,也是道德教育、品德养成和建成道德社会的保证.在当前提倡树立"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背景下,耻感文化具有极强的当代道德教育价值,它有助于化解当代道德教育困境;有助于化"他律"为"自律";有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应该恢复耻感作为道德体系和伦理精神的历史地位,倡导人们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实施有效的耻感教育,抓好知耻环境建设,以巩固当代道德教育的文化学基础,提高道德教育实效.     

论劳动的道德价值

劳动创造了人,而人是道德的载体和主体,劳动是一切道德价值的根源,所以当劳动作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分界出现之时,已经不仅仅是创造了经济价值,而且也创造了道德价值.热爱劳动应当成为人们的"底线道德".当劳动出现异化时,道德的根基会倒塌,道德异化由此产生,因此,爱劳动理应成为人类社会的"第一美德".     

实践理性与价值共识———当代中国伦理话语体系构建的范式省思

确立可辩护的普遍规范进而寻求最大程度的价值共识,是当前伦理话语体系建构的主要目标指向.其中最为关键的任务是破除"独断论"和"表象思维",充分发掘并阐明隐含于传统和当下中国社会文化实践中的规范性价值诉求.这一规范性价值并非自明的实体和有待发现的事态,而是基于实践理性范式进行反思推证的结果,由此彰显伦理文化生活中的道德人格理想、普遍意志观念、相互责任意识以及平等尊重的精神意向.在此意义上,基于中华礼乐传统构造"理由的空间"将是至关重要的前提性工作.     

道德偶像的黄昏 --尼采对基督教道德价值的重估

尼采认为,基督教道德价值作为一种反自然的道德,是否定生命本身的.道德对生命的否定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道德弱化生命,敌视生命,危害生命;二是道德作为一种保存手段在保护弱者的时候否定着作为生命力象征的强者的价值.尼采对基督教道德价值进行重估,目的是要对道德价值进行重构,建立一套新的道德价值表.在尼采看来,基督教道德价值本身的价值是反生命的,是"不道德"的,为了道德地生活,必须要有新的道德价值.     

论中庸的历史价值与现实价值

从伦理层面看,中庸是一种品德,追求德行的完美;从哲学层面来看,中庸,即"中和"、"用中",是指矛盾双方相互依存所表现出来的"度",是对矛盾转化的新认识。中庸的历史价值: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却抑制了人们的进取精神;有利于德行的完美,却导致了人的非生命状态;有利于提升道德境界,却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中庸的现实价值: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了哲学理论基础;为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可资利用的伦理资源;为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提供了思维方式;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提供道德支撑。     

唐代士人的社会心态与隐逸的嬗变

隐逸是一种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文化现象,它对中国社会文化特别是士人文化心理建构有着深远的影响。唐代隐逸风气兴盛,对其历史嬗变的研究,是深入了解唐代文人的行为心态、人格理想以及价值取向的不可或缺的内容,而且对其递嬗缘由的追问,也是深入剖析唐代社会政治和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层面。概而言之,初唐承继魏晋隐逸遗风,盛唐在隐逸中贯注入世因素,中唐淡化了士人的担当精神,晚唐以隐居避祸全身。     

战争文化心理下的讽刺小说--浅析沙汀和张天翼的讽刺小说

战争文化心理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的一种社会心理积淀,是中国历史发展之必然,即战争观念、战争意识占据文化心理的主导位置,从而使战争特征超越其他文化心理特征而形成的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其形成是内因与外因结合的产物.沙汀和张天翼的讽刺小说,在人物塑造上体现的二元对立,与小说的语言、结构、选材上体现的目的指向性,均流露出战争的价值判断.     

中国古代民居建筑等级制度

中国古代民居建筑等级制度,是统治阶级试图创设理想社会秩序的物化形式。暨采纳儒家思想文化的价值取向,历朝历代修撰制定典章制度、法制条款,限定、约束人们按照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确定适合于自己的住宅形式规模。等级制度逐渐演化为一种社会秩序、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成为中华文明原则的基石之一。史不绝书的违制、僭越事例现象在某种方面成为推动古代营造事业向前发展的源头之一,表明了对建筑形式与内涵等方面认识的进一步深化。而森严的各种制度条款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民居建筑发展的停滞和僵化。     

出版道德的先进性与出版双效益

将整个社会道德体系作为出版道德的参照系 ,讨论了出版道德的内涵及先进性。对出版道德与出版效益关系的研究还表明 ,出版道德既与社会体制道德性保持一致又兼具文化德性、教育德性和市场德性 ,同时出版道德在出版实践中又有其道德子系统的自身完整性 ,也即独特的“善”的法则和内容。出版道德对出版效益的影响方面 ,既作为一种生产力在复杂的出版关系中转化为一种互动的信用并构成产生效益的必要资本因素 ,同时出版又以其产品的“文化价值”的特殊性在传播道德 ,使得出版成为道德的出版。出版道德与道德的出版成一种因果互动关系体现在出版实践中     

论文化自觉的历史担当及当代价值

文化自觉既是人在自己生存的文化环境和空间中形成的一种积极的能动的态度,是人的意志自由的延伸,是人的主体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的自我意识的文化表征,是文化主体的发展基因。全面理解文化自觉的深刻内涵,思考其在文化主体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于激发文化活力、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西北“花儿”与山西民歌的口头文本类比解读

＂花儿＂是流传于西北地区的民歌,是一种多民族民歌。山西民歌是山西省境内的居民所喜闻乐见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以＂花儿＂《下四川》与山西民歌《走西口》作为切入点,将二者放到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去定位和探寻,解读和分析其深层的文化内涵,挖掘其历史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通过比较研究揭示其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背井离乡的共同主题,发现民歌内在的规律。     

宋代“家礼”——文化整合的一个范式

宋儒参照古代礼法对宋代“家礼”作了大量删繁就简的改造,使之适应了急剧变化的宋代社会。宋代的“家礼”主要包括宗子法、祠堂制和封建孝道,经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提倡逐渐渗透到基层社会,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循的一种行为规范;这其中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在于“家礼”对封建主流意识形态的承认。正是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家礼”的一些功能由家族延伸到了社会;成为封建国家控制社会有力的思想文化武器。     

从历史学、人类学的视野看两性社会地位的初步分化

两性社会地位的分化是在历史上逐渐形成的,它是诸多文化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根源就在于两性对社会控制力量的不同掌握.从历史学、人类学的视野来看,影响两性社会地位初步分化的社会控制力量主要表现在婚后居住方式、巫术对性别的不同选择、社会文化对女性的禁忌、战争的性别特征以及男子建立政治社会等五个方面.这些文化要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女性在社会地位的评价中逐渐处于不利的位置,两性社会地位的初步分化便因此而得以形成.     

魏晋南北朝“胡床”意蕴初探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民族融和的历史时代,各民族之间的交流空前繁荣和深入,一个重要的体现是胡床的流行。胡床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流行折射出来的是士人追求独立人格的文化意蕴。它的这种文化意蕴来自使用者本身。胡床本有的使用价值和使用者赋予它的文化精神价值使它具有了其他物品不具有的价值观。伴随着使用者社会地位的衰落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它。士人赋予它的文化精神价值渐渐褪去。尽管胡床的流行对促进中原汉人的踞坐方式以及相关的礼制起到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踞坐胡床仍旧是“无礼”的表现,胡床并没有完全取代中原人民原有的床、榻等生活用品。     

市场经济文化的矛盾与心理教育的文化功能

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经济模式,也是一种人的存在方式,一种文化模式.市场经济文化将生活于其中的人置于前所未有的价值冲突与内在焦虑中,集结为市场经济文化发展中的以个人和群体方式表达的各种问题,成为其发展的不利因素,甚至可能导致其走向瓦解与毁灭.致力于排解人的心理障碍、引导人格健全发展的心理教育正是通过帮助人走出内在焦虑与价值冲突困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市场经济文化的发展消除各种隐患及不良后果,实现其对市场经济文化的维系、引导与超越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