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河东盐池对华夏文明起源的重要作用

池盐是中国最古老的可供人们直接捞取食用的盐种。河东盐池位于华夏文明发源地的中心地带,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河东盐池对华夏文明的形成有过独特而重要的也是无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华夏族的早期形成过程中,远古华夏族部落首领们曾为争夺盐源而战,有着地利优势的盐池也因此成为尧舜禹三代建都晋南的决定性因素,同时,盐池又是夏商周三代文明重要的经济基础。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得出的结论是:盐池对华夏文明的形成有着最直接的或者说是决定性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西交通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汉族封建政权趋于式微.而早就活动在塞北的匈奴、鲜卑等部族,纷纷南逼,建立政权.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为了称雄中原,干戈迭起,在黄河流域形成了罕见的纷扰局面.山西一域,表里河山,攻守皆利,足以对毗邻地区形成威慑力量,故而得到各族统治者的重视,该地区的交通就随之进入了一个更大规模的开发时期. 三国时期,曹魏政权以平阳、河东、河南、河内、弘农诸郡建置司州,而实际上以邺(今河南安阳市北)为根据地,经营北方.据有关史书记载,是时邺地与上党的交通相当便利,能够进行大规模     

商代对晋南地区的经营

晋南地区是商朝极力经营的重点区域之一。早商时期对晋南地区的军事防御是早商时期经营有夏之居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学资料表明,由于商朝国力的衰落和晋南地区土著势力的强大,中商时期,商朝一度放松了对河东、晋南大片地区的控制,而重点加强了对晋东南地区的经营。晚商时期,商朝军事力量在晋南地区进进出出,从侧面反映出商朝实力的消长和晋南地区颇为复杂的民族关系。商朝对晋南地区的持续政治、军事经营客观上促进了山西境内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为周朝建立前夕,文王之世在晋南地区的开拓奠定了基础,并对晋南地区的文明化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东魏北齐时期的晋阳交通贸易

东魏北齐时期的晋阳交通贸易汪波魏晋南北朝时期，晋阳（今山西太原）是并州的州治。它东阻太行山，西靠蒙山，北枕管涔山和句注山，南扼霍太山，是个“四塞之地”；而汾河以及各山脉的峡谷和通道为它对外联系提供了便利条件。顾祖禹称之“控带山河，踞天下之肩背，为河东...     

试论秦对岭南的统一与开发

越族是我国南方的一个古老族群。由于支系繁多,战国后期有百越之称,古代越、粤通用,故古籍中又作“百粤”。在百越中有几个较强的族体,其中有以今浙江绍兴为中心的于越;有以今浙江南部瓯江流域即温州一带为中心的东瓯,又称东越;有以今福州一带为中心的闽越;有分布于五岭山脉以南的有南越和西瓯。秦灭楚之后,于公元前222年在于越地区建立会稽郡,在东瓯、闽越地区建立闽中郡,惟南越和西瓯活动的地区尚未归入秦的版图。     

概述甘肃行政区划历史沿革(续一)

隋唐五代时期,又回复到秦汉的郡、县两级制。 隋文帝为改变州、郡、县三级体制过于分散的状况,于开皇三年(公元五八三年)按照“存要去闲,并小为大”的原则,裁并郡县,取消郡一级建制。炀帝大业三年(公元六○七年)又改州为郡,恢复郡统县的两级制。郡的长官仍称太守,另设司隶和刺史分部巡察,主掌监察。这一时期,甘肃境设十六郡、七十六县。 安定郡,治安定(故治在今泾川县北),统七县:安定、鹑觚(今灵台县)、阴盘(故治在今平凉市今东)、朝那(故治在今平凉市西北)、良原(故治在今灵台县西北)、临泾(今镇原县)、华亭(今华亭县)。 北地郡(北魏置豳州,西魏改宁州),统六县:定安(郡治,今宁县)、罗川(隋开皇初改阳周为罗川今正宁县)、彭原(故治在今镇原县东)、襄乐(故治在今宁县东北)、新平(今陕西省彬县)、三水(故治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北)。     

我国原始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我国原始文化的传播与交流靳桂云华夏文明是中国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内许多文明中心和区域相互溶合、共同发展的结果，即华夏文明是个多元一体的格局，而这个多源一体的文明格局就是中国原始文化传播与交流的成果。本文拟对中国原始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作一概述，并就文化传播...     

赵佗在岭南的文治武功

岭南各部越人很早就同中原华夏族政权建立了关系。不过他们在社会发展的阶段上却落后了一大截,直到战国末期还过着相当原始的生活,各有“君长”的“种姓”(氏族)彼此攻杀不休,没有形成过一个统一的地方政权。他们当中的一部分长期依附于楚国。公元前二二二年(秦始皇二十五年)灭楚的秦军开始逾岭南进。由任嚣和赵佗(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人)两个尉官率领的秦军,胜利开赴“番禺之都”(今广州市)。公元前二一四年(秦始皇三十三年),秦朝在岭南设置南海、象、桂林三个郡。两位秦军将领随后在南海郡任职:任     

临沂人与两汉儒学

今临沂地区,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中是贫困、落后的地区.但在历史上,两汉时期,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尤其是儒学人才众多,著述丰富,在全国地位突出,其影响数百年不衰.魏晋南北朝时期,南迁之临沂?仍大显身手.然而,这些垄断文化的大族南下,也带走了文化.从此临沂地区落后了.儒学在临沂一般群众当中留下的是传统的"忠孝节义"等沉重的历史包袱.目前临沂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严酷的现实:一方面是以儒学为主体的古老文明、古老的传统,一方面是落后的经济、原始的的荒山秃岭.儒学与临沂人是怎样一种关系?儒学的历史功过如何评说?今天应如何看待儒学文化的作用?请读《临沂人与两汉儒学》.     

隋末山东农民起义述略

<正> 山东地区是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发源地和重点活动地区.隋时的山东,并不是单指今天的山东省,而是指太行山以东地区,大致包括今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和山东全省.本文仅就今山东地区(即隋代山东地区的一部分,约包括隋时武阳郡八县、渤海郡六县、清河郡十县、平原郡六县、北海郡十县、高密郡七县、东莱郡九县、齐郡十县、济北郡八县、东平郡六县、济阳郡七县、鲁郡十县、琅琊郡七县,再加上东郡的离狐,彭城郡的滕县、兰陵,方与、下邳郡的郯城,共109县)的农民起义情况略述如下.     

三星在天:夏墟地理与传说考辨

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将上古华夏世界分为东、西两个集团,以夏为西方集团,主要活动于河南、山西、陕西地区,这一学说对古史重建和夏商考古的影响有目共睹,由于豫西、晋南、陕北等地多处大型龙山文化聚落遗址的发现,夏居西方几成学界共识。夏居西方说的一个重要根据,是《左传》叔虞封于夏墟的记载,周成王灭唐,封晋祖叔虞于夏墟,因晋居河东,故可推定叔虞所封的夏墟必在河东,汉魏以来,学者皆承此说。实际上,这一推定并不成立。详考古书所载周成王时期封国格局、唐杜氏及其后裔晋国范氏的世系、迁徙和祭祀传统,可知周成王灭以封叔虞的唐国,不在河东,而在鲁西。叔虞始封的夏墟,实在鲁西河、济之间,其子燮始迁于河东。既然夏墟在鲁西而不在河东,则"夷夏东西说"以及基于这一学说的夏墟考古和古史重建,都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东南邹鲁”今何在——恢复“古徽州-府六县建制”与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

早在秦始皇时代（公元前221-前209）,在徽州这块土地上,就有了黟（黝）、歙二县,属鄣郡。汉元狩二年（前121）,改鄣郡为丹阳郡。汉建安十三年（208）,吴将贺齐析歙县东部地区为始新县,南为新定县,西为黎阳、休阳县（今休宁县）,加原歙、黟二县,建新都郡。晋太康元年（280）改新都郡为新安郡,治始新（今淳安县西）,辖境相当今浙江淳安以西、安徽新安江流域、祁门及婺源等地。隋开皇九年（589）,改新安郡为歙州,治休宁（今休宁县万安镇）,后移治歙县。     

从河东薛氏看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豪强的发展道路

<正> 河东薛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支著名的世家大族,也是一支颇有特色的大族。虽然魏晋、隋唐时期的各种姓氏书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都把薛氏的家族渊源追溯到两汉以来的高门——兖州薛氏。但实际上河东薛氏原先不过是蜀中的一支具有浓厚少数民族风习的豪酋。在蜀汉灭亡之后,才由蜀中迁徙到了河东地区。从魏晋之交到北朝初年的百余年间,河东薛氏逐渐发展成为一文具有强大地方势力的豪强大姓,整个家族也衍化成若干枝系。其中势力最强,并对南北朝和隋唐时代的社会产生过重大影     

诗情友谊两千秋

柳宗元与刘禹锡,在中唐时期,是两位有名的诗人、文学家、朴素的唯物主义者。基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两人结成金兰之谊,在中国文学史上流传有一段嘉话,辉映千古。柳史称“河东人”(《旧唐书·本传》),是称其祖籍,其实柳生在长安,长在长安;刘史称“彭城人”(《旧唐书·本传》),是称其郡望,其实刘生在苏州,长在浙右一带。     

西汉河东酷吏政治成因再认识

学者多认为西汉酷吏群体与秦代的法家文化具有内在关联。然而,具体到西汉河东盛产酷吏的现象,无疑与法家文化在该地区的发展历史与现状有关。从学术史角度看,三晋本是法家思想的策源地,在战国时期,河内、河南分别受到相邻地区的儒、道文化浸染,唯有河东因其独特地理形势,保持了强固的法家文化。从军事角度看,秦汉之交的战乱对河东的影响相对较小,较好地保持了基层社会秩序的连续性,秦王朝政治文化风格的遗留较为沉重。从社会文化角度看,戎狄与相邻的边地文化形态曾是促使法家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秦汉时代的河东地区虽是内郡,仍然保留着较强烈的边地气息,这为酷吏群体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柳宗元故乡今址辩

唐代大文学家、哲学家柳宗元的祖籍是唐代河东,这是史无争议的。但唐代河东、地域很大,且自唐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其间河东版图几经变迁,所辖的城镇村庄又发生过多次变革。或分化、或合并;或新生或消灭;或易新名,或复旧称。因此,柳宗元的祖籍究竟是今何县?何村?尚是历史悬案。目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虽非重大学术问题,但考辩清楚,对了解     

先秦两汉"河东"地域称谓演变考

河东地域称谓承载了重大的历史文化内涵,该称谓经历了长时段的演变。商代是河东称谓的萌生期,指河济之间,与后来的河东曰兖州意义相同。后世常用的晋西南意义的河东称谓产生于秦人,而居于晋西南的晋、魏之人却称此地为河内或西河。历史以秦人为主体统一六国,晋西南之河东称谓因此上升到国家行政层面,与此同时,社会生活层面仍在使用最初的河东含义。王莽曾经废除行政层面的河东称谓,但两汉时期大体上继承了河东称谓的这两个层面。     

战国赵都中牟琐见

一、中牟地望四说《史记》卷四三《赵世家》称赵“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为献侯.献侯少即位,治中牟”.关于赵都中牟地望,《水经注》称其“解说纷歧”,而目前所知有四种.(一)《汉书·地理志》河南郡中牟县条称:“赵献侯自耿徙此.”汉代的河南郡中牟县今属河南省,位于郑州和开封之间.此说认为赵中牟即今河南中牟,《晋书·地理志》、《通典·州郡》、《太平寰宇记》和《与地广记》等均沿袭此说.     

苍海郡研究

苍海郡是汉武帝在东北亚设置的一个边郡,两年乃罢。该郡的辖区应包括东濊、沃沮（东沃沮和北沃沮）所在领域,即今我国延边地区、牡丹江地区东部、朝鲜江原道和威镜道以及俄国滨海地区。武帝设置此郡,一是为了打通汉朝同东北亚地区的通道．开辟东方丝绸之路;二是为削弱卫氏朝鲜在东北亚的影响．减弱来自朝鲜半岛的压力;三是为了隔断匈奴同卫氏朝鲜的联系,以防匈奴同卫氏朝鲜结为联盟。该郡之设置,使我国图们江流域首次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行政辖区,进一步开拓了通往朝鲜半岛的商路,促进了东北亚地区一些古族古国的发展。     

栗毓美与清代河患

黄河中下游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核心地带。历史上,黄河虽然孕育了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但也常常带来河患,面对黄河泛滥、河道淤塞,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曾致力于黄河水患的整治。清代水利专家、河东河道总督栗毓美,就是治黄的著名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