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现代命运嬗变史考略

儒学在现代百余年的沉浮起伏变迁史是一部充满艰辛曲折和同外来文化恩怨纠结的命运嬗变史.这部历史自康梁变法开始,总流动表现是始尔滑落、继而遭难、中期分流和最后合流复兴.其中有许多教训需总结,也有很多思想史迹需梳理勾勒.本文考察的结果是,孔子儒学虽脱去了古代加封的种种神圣光环和头衔,然其作为人类思想史上的重要资源所具有的丰富思想内容和人文精神价值,却是不朽可以长期开发下去为建设人类新文明服务的.     

儒学复兴与大陆新儒学

制度化儒学的解体与现代新儒学的困境,促进了大陆新儒学的兴起,推动了儒学复兴思潮的出现。鉴于现代新儒家存在理论偏误,蒋庆提出政治儒学的理论构想,主张儒学的再度政治化,进而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受到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启迪,黄玉顺倡导生活儒学的体系构架,尝试回归生活本源重建儒家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通过对传统儒学进行正本清源的疏解,李承贵认为人文儒学是儒学的核心内容,应将其确立为儒学的本体形态。反思当前儒学的复兴,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明确儒学的现代价值,二是厘清儒学复兴的可能面向。     

曾国藩思想源流新探

曾国藩不是理学家,他的思想来源于传统儒学,又吸收百家之所长,他是近代新儒学的开创者.他的新儒学在传统儒学的基础上突出了经济思想,立足于经世致用,并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以经济为主体的儒学思想始终贯穿他的一生,他始终立足于大本大源,并非有三变.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申韩法家,或是黄老道学,既是他达到经世救国的工具和途径,也是他融合诸家而创立新儒学的新鲜血液.     

后儒学之途:转向与谱系

新儒学之后,当代儒学思想的商讨进入了一个多元言说的时代,原有的相对统一性为杂多性所替代,然在此之间,依然有一种逐渐强大的声音开始形成,这就是本文描述的"后儒学"思潮。后儒学起因于后现代语境的冲击及后现代思维模式的影响等,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并与时代转换后的重大哲学问题等息息相关,因此而对基于现代性模式的新儒学提出了种种质疑与挑战,代表了儒学当代发展的一种新的趋势。本文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出发,对后儒学国际流通的三大板块及其谱系做了一系统梳理,分辨其异同,勘查其新义,确定其内涵,意在勾勒出这一学术潮流的一个可理解性框架,凸显后儒学在当代儒学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     

东亚儒学之基本问题

东亚各国的儒学研究倾向于围绕本国所受影响范围进行展开。可是,单单以各国儒学为基轴而扩展的研究是不充分的,还需要从一开始就跟进把握东亚儒学的整体状况。因此有必要存在两种儒学史。一种是以各国为基轴的儒学史,另一种则是一开始便着眼于东亚全体来书写的儒学史。各地的儒学深受中国的影响,即从中国单向地传往各地,而非相互交流影响。各地的儒学之所以独立性强,是受到了各地域国家意识较强的影响。而儒学的“天下”本来是指世界整体,并非某一个国家。在日本有言论称日本为“天下”,把日本看作一个世界,即各个国家是一个个不同的世界,而这多个世界又包含在以中国为中轴的大世界当中。在这里各个国家处于“生态隔离”状态。儒学使用的概念能够包含多样的内容,各国才能利用它的特性来构筑本国特有的思想。日本特有的思想感受性能够获得表达方式,是以中国儒学为基础才得以实现的。值得重视的是,在东亚地区,儒学是基础素养,儒学形成了文化知识的共同基础。现在我们应该做的是：首先,通过系统理论地说明东亚儒学的历史存在意义,使之与西欧思想相对化;其次,要系统理论地说明儒学在多样社会中具有明确的存在意义。     

论梁漱溟新儒学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梁漱溟的新儒学以复兴儒学为宗旨,严厉批评“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的西化道路,试图通过“援西学入儒”的途径,重新诠释儒学精义,凸显儒学在现代的精神价值,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紧张。作为对新文化运动的“辨证的反动”,梁漱溟的新儒学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与影响。     

再论曾国藩——中国近代新儒家的开创者

将曾国藩定位为"中国近代新儒家的创始人",首先必须充分分析中国儒学的发展阶段,本文建议分为"四阶段"。"近代新儒家"属于儒学发展的第四阶段,借鉴中外新儒家的研究成果,我们有必要对新儒家重新定义,并确定曾国藩是新儒家真正意义上的创始人。曾国藩的新儒家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所以必须分析曾国藩新儒家思想产生的前期背景。曾国藩的新儒家以回归原始儒学为核心体系,将原始儒学"学以致用"的思想发扬广大。因此他的新儒家思想体系包括了十大内容。提出儒学四科,把"经济之学"从"义理之学"中独立出来;重新解释"理",以"礼"实践"仁",以"法"惩罚犯罪;提倡原始儒学的民本思想,实践儒家的爱民主张;打破官方儒学的专制思想,坚持民主管理任人唯贤;倡导原始儒学的科学精神,发起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忠诚为天下倡,以爱国主义精神贯穿"经世致用"的始终;以"诚"治军,用曾氏"经济学"取代旧理学成为湘军的思想体系;继承儒家"修身为本"的理论,培养一二君子改变社会风气;借鉴道家清静无为的精神,倡导君子仁人韬光养晦;借鉴佛家因果报应的思想,引导世人弃恶从善。     

从"新儒学"到"后新儒学"的发展--环绕台湾现代化进程的哲学反思

该文旨在经由宏观的对比,环绕台湾现代化进程做一哲学反思,并由此阐述由“新儒学”到“后新儒学”的发展历程。原始儒家、新儒家与当代新儒家皆有其恒定不变的道德实践要求,他们都是儒家。台湾虽为移民之地,但这三四百年来由于先圣先哲的努力,勤耕勤垦,台湾已然是一文化再育的母土,使得中华文化能够灵根再植,当代新儒学也因此有进一步的创获。值得一提的是,当代新儒学伴随着其他的文化机制,对台湾现代化进程起着一定的调节性作用。进到新的世纪,文明对话的要求呼声渐起,当代新儒学在国际哲学脉络中有着进一步可能的瞻望。就在这个过程中,已悄然迈向了后新儒学,既隐含着转折、回返,也有着批判、继承与发展。     

试论美国的儒家学派

儒学已经走向世界,其重要标志是在美国形成了两个儒家学派:波士顿儒学和夏威夷儒学。波士顿儒学以对话为主要特点,夏威夷儒学以诠释为主要特点。两派在思想主张上虽有不同,但在把儒学推向世界方面都做出了很大贡献,因此对儒学参与世界化进程有较大的启示作用。     

面向生活本身——“儒学生活向度”的另类阐释

就近期学者广泛探讨的儒学的定位、儒学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文章追溯儒学的思想历程和历史定位,认为探讨＂何谓儒学＂,必须回到儒学之生活向度本身。儒学还原到本质就是生活。儒学的生活向度是儒家思想发生方式的哲学根源。     

先秦儒学思想价值观探析

先秦社会是我国封建社会非常重要的阶段,尽管由于“民不聊生”、“礼崩乐坏”而处于大变革时期,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却是思想和文化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诸予百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并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和基础。因此,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思想不仅是先秦社会中最主要、最主流的思想．而且先秦儒学价值观体系在维护当时社会秩序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儒学向少数民族地区传播方式探析

儒学向少数民族地区传播方式有三种:中央王朝向少数民族地区推广、传播儒学;少数民族统治者学习和推广儒学;边塞儒臣和少数民族儒士对儒学的传播弘扬。     

尹文子名学再论

尹文子在中国名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虽然后人在其学术流派归属问题上有所争议,但是冠之以名家身份当无可非议。尹文子名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形名有别、形以定名、名实互检、以名定事、名实相符、名正则分定等方面,同时又与现代语言符号学之间存在着某种契合之处。毋庸置疑,尹文子的名学思想对名家理论体系的构成、内涵的丰富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也在战国时期"名辩"思潮中形成自身独立而有特色的景致。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尹文子名学的地位和价值,避免其遭受西方逻辑学的遮敝,从而令其光芒不灭。     

论华夏民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

赵宋时代积贫积弱,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却异彩纷呈.陈寅恪先生认为,华夏民族文化经过数千年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华夏民族文化在宋代登峰造极的基本原因是时代呼唤理性和人文精神,百姓期盼太平盛世,统治者实施了"以文治国"的方略;深重的社会道德危机,催生了救世良方.在构筑理学新体系方面,宋代儒学家崇尚疑古创新精神,勇于开辟理性思维空间,对传统义利观进行了再造.宋儒们在寻求自身价值的过程中,通过不懈努力,最终创造出了多姿多彩的人文世界.     

从《翼教丛编》看叶德辉的学术思想

湖南维新运动时的新旧之争 ,不仅是一场政治立场之争 ,也是一场学术文化之争。从《翼教丛编》及叶德辉其它的学术活动与主张来看 ,其反对变法 ,在学术文化上至少有三个原因 :其一 ,出于保守传统文化的立场 ;其二 ,经学研究中的汉学取向 ,使他不能同意维新派的一些主张 ,如蔑视训诂、追求大义等 ;其三 ,从古文经学的角度出发 ,叶德辉崇《左传》斥《公羊》 ,不同意新派人士对公羊学的鼓吹。这些主张自有其学理的根据 ,但他反对维新变法 ,逆历史潮流而动 ,仍然是要批判的。     

“通古今之变”：康有为儒家宪政思想的创立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启蒙大师,为解决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期的政治出路问题,康有为＂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在学术上首创借用西学因素以＂通古今之变＂的论证模式;康有为首次提出宪法概念,从＂仁＂出发,进行了民本-民权-人权的阐释。康氏用西学对儒家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首创儒家宪政思想,即建构对国家权力有所制约的君主立宪制度,体现为传承、西化、实践儒学,给新儒家提供了智识资源,开启了后人建构中国独特的儒家宪政制度的新思维。     

中国文字载体的演变及其规律

人类探索理想信息载体的脚步从未停止,文字载体的演变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纸发明以前的"前纸时代"、纸发明以后的"纸的时代"、电子媒介出现以后的"后纸时代".考察中国文字载体的演变史,会发现新、旧载体并用的现象十分突出:"前纸时代"缣帛与简牍持续并用;"纸的时代"纸与简、帛并用了数百年;当今的"后纸时代"又出现了电子媒介与纸的持续并用.新载体之所以不能马上取代旧载体,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来源于新载体本身,新载体虽然有旧载体所不具备的优越性,但在使用中也有无法克服的缺陷;二是来源于人们的观念,人类似乎有一种共性,抛弃熟悉的东西会感到痛苦,越是文化根基深厚的人越是如此.     

20世纪上半叶土家族对儒家文化的反思与重构

儒家文化在土家族地区的导入与发展同土家族历史观的质换具有同步意义。在当地史时期，土家族是吸入儒家文化的，未发生重构问题；在中国史时期，儒家文化的重构是在与土家族文化的二元组合中实现的；在世界史时期，也就是19世纪末以后，在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土家文化与儒家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中，土家族先进分子开始了对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各种文化形态的反思与重构。     

牟润孙经学史研究述评

牟润孙博通经史,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可惜学界重其史学而略其经学。他不仅对《论语》、《大学》、《公羊传》等经书的文句与义意有独到的解说,也对汉魏以来的经学变迁作了别致的探讨,各种具体研究成果引人瞩目,但最值得指出的是,他根据经史同源的原理,作出“经学皆史学”的论断,再反思两汉以来经史分合的利弊得失,提出“经史合一的史学”说,堪称晚年定论。牟润孙在其学术臻于精熟之际,针对现代中国经学消亡、史学西化,力矫时弊,从经学史的苦心探求中,彰明中国古代经史合一的优良传统,期望恢复“经史合一的史学”,融经学入史学,为中国现代史学发展指明方向。     

“三元说”与中唐枢纽论的学术因缘

沈曾植、陈衍“三元说”以元和诗风（即中唐诗歌）作为古今诗史发展的一个中枢。他们认为至此之后古代诗歌由类型化进入到个性化的时代,宋诗就是由此发展而来的;中唐诗歌这一特点以及与宋诗的这种联系是由其内在的学术精神所决定的,这是新一代土大夫精神成熟的一个标志。中唐中枢论不仅具有诗史上的意义而且含有学术史与政治史上的意义。这一诗学观念体现了他们在学术史上的独识,也渗透了他们对政治史的独特体验。这在思想与方法上对陈寅格先生早期的学术思路都具有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