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内容的立宪设计

战后宪法发展出现立宪经济化趋势,这在多国宪法中都有所体现,人们对此多给予积极评价,我国亦如此。对立宪经济化的评价应当从宪政实践去考察,否则,难免有主观武断之嫌。这不但无益宪法实施,对立宪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我国目前的立宪设计应当以对这一现象的正确评价为基础。这使宪法被赋予了同普通经济法一样的直接干预经济,推动经济发展的功能,但对经济立宪的期望和立宪现实是否恰当,却是值得我们深入讨论。     

我国财政立宪问题初探

宪法是一国根本大法,功能上负有统一整体法秩序的作用,一国治乱兴衰与宪法之优劣有重要的关系。由于财政对一国而言极端重要,故各国宪法大都花费较多的篇幅规定基本财政事项。就目前而言,我国财政立宪问题上存在内容粗疏、规范方式散乱、条款涉及范围狭窄等问题。要改变这一现状,加强财政立宪,就必须做到坚持"公平、正义"的前提预设,确立控制征税规模的立宪核心,立宪过程遵守程序的正义。针对我国的国情,我国的财政立宪宜采取分散集中的模式,以财政民主主义,健全财政主义和适正管理、营运主义为原则来指导完善财政立宪的内容。     

论宪法结构中劳动权的立宪保护义务——以世界55部宪法文本为考察对象

劳动权在宪法权利体系中主要是作为社会经济权利存在的。通过系统考察世界55部成文宪法规定,劳动权立宪多是以规定其国家保护义务内容为中心。在具体立宪形式上,各国劳动权及其立宪保护义务多是处于宪法基本国策及基本权利章节中,其宪法效力主要表现为弱意义上的"宪法委托"。在立宪内容上,多数国家均是选择性规定劳动就业保护、劳动报酬、劳动条件、特殊群体保护以及休息权等部分内容。虽然相较于域外多数国家宪法以及国际人权公约规定,我国劳动权立宪规定已表现得较为完备,但作为一种发展性需求,其在宪法制度空间中仍有继续发展和完善的必要。     

中国财政立宪史话

自清末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至新中国1978年宪法的七十年间,中国历尽封建社会、官僚资本主义社会渐至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国家运行的重要保障,财政一直都是立宪的规范事项之一。从清末到改革开放前夜的新中国,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控制虽详略不一,但几乎都渗透着制约权力的思想精髓。梳理七十年财政控制的立宪史实,以重温远去的时代印记。     

试论立宪规律

立宪是法律制定的至为重要的活动，人类经历了几百年的宪政历史，世界各国几乎都制定了自己的宪法，为对立宪活动加以总结，为日后立宪进行预测，本文试图从不同历史时期立宪活动不同的侧重点为出发点，论述人类立宪活动的规律，且对已经历过的立宪活动总结为人权立宪、政治立宪、经济立宪，而未来不久将进入知识立宪阶段     

政治宪法学:政治宪法理论,抑或政治立宪主义?

就当今时局和"依宪治国""法治国家"话语而言,中国的政治宪法问题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中国政治宪法学要有所回应,就要先厘清政治宪法学阵营内部的主题逻辑。政治宪法理论有两种,立宪主义的政治宪法理论和非立宪主义的政治宪法理论,前者又称为政治立宪主义。政治立宪主义以英国的立宪历程及其宪法学为学理的渊源主流,兼采美、法、德、日等各国的自由立宪学说;非立宪主义的政治宪法理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德国和日本二战战败以前一度都很有市场,其代表就是施密特的政治宪法理论和当今中国推动宪法学"价值中立"的宪法社会学。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和宪法解释学之间的论争本来是宪法学方法论之争,但却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跟立宪主义的价值之争扭结在一起,造成很多误解。在解开中国宪法学的价值观与方法论之争的交错叠合之后,中国政治宪法学就名正言顺地归宗到政治立宪主义,研究古今之变之后的现代中国从"生存的法则"到"自由的法则"的演进路径。     

论严复的立宪观

近代国家之间的关系更适合社会进化论而非社会契约论的解释模式,严复以社会进化论为理据而构建的立宪国概念,显现中国近代宪政话语的基本特质,即侧重于从"外竞"和集体主义的角度确定宪政的内涵。"富强为体—宪政为用"理论范式源于儒学传统对西学的自主性思考,就严复而言,他对社会进化论和社会契约论共享的前提自然权利始终不无疑虑,儒学传统迥异于自然权利论的人性预设,最终使得严复对自己早先艳羡的西方文化的浮士德性格,以及他孜孜以求的富强目标感到困惑。     

中央银行的外汇市场干预机制探索

分析了新汇制下我国央行对汇率进行干预所面临的问题,探讨了建立和发展短期货币市场的必要性及其实现条件。     

论金融体制改革与中央银行立法

金融是市场经济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金融体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目前我国金融体制改革面临三大任务，而建立健全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对金融业的管理、监督与调控是其核心。为此，必须迅速地制定和颁布中央银行法，就中央银行的性质与职能。中央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法律地位，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和工具，中央银行的组织体系、管理体制、职责权限，中央银行与政府、财政部门及其他部门的关系，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加以规范。     

论我国中央银行货币调控体制改革

中央银行的主要任务是控制货币供应和信贷,而中央银行任务的实施是通过“货币政策”。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央银行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中央银行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中国人民银行宏观调控体制改革是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关键步骤。     

晚清政府立宪失败的原因剖析

1906年9月1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发布了"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晚清政府开始了从传统专制政体向现代立宪政体的转化,并希望通过立宪来解决执政危机。但是,在当时中国的国情下晚清政府立宪的失败是必然的,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立宪缺乏根基从根本上决定了晚清政府立宪的失败;晚清政府的专制制度危机已经没有足够的创新能力来解决时代的挑战;晚清政府的权力结构决定了满清权贵无法接受立宪的成功;晚清政府合法性的丧失已无法有效地整合社会力量以完成立宪。     

毛泽东的立宪思想分析

在长期的宪政实践中,毛泽东结合中国国情,从立宪目的、立宪主体、立宪机关和立宪实质等四个方面的探索入手,回答了在中国为什么立宪、由谁立宪和怎样立宪这些困扰中国近百年的难题.其丰富的立宪思想,为新中国的宪政实践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对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宪政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中央银行频频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效果评价

存款准备金政策作为中央银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虽然在我国得到了空前的运用,却效果平平。在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加大,宏观调控措施频出的背景下,对我国央行频频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效果进行评价,探讨是货币政策理论不适用于当下中国的实际,还是我国的金融制度、经济政策严重制约了存款准备金政策的作用空间,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征税权的立宪分析

征税权是将私有财产变为国家财产的一种公权力。无论对公民还是对国家来说,征税权均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权力,因而必须从宪法的高度来约束。我国的宪政转型及法治建设有赖于征税权的立宪。     

论中央银行透明度提高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提高货币与金融政策的透明度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列为金融制度建设的重点.各国纷纷提高中央银行的透明度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并突出表现为透明的方式和内容越来越丰富,透明的自主性越来越强.中央银行透明度提高趋势为我国人民银行透明度状态的改观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论美国革命时期的诸邦立宪

围绕立宪权力的归属问题,美国各邦在大陆会议框架内展开了充分的辩论。在大陆会议的指导下,各邦相继完成了宪法的制定,其立宪方式呈现出多样性。各邦宪法确立了新的共和政体,行政权受到遏制,司法机构未成为独立的政府分支,形成了议会专权的权力格局。在议会内部,众议院独揽大权,参议院未能成为制衡众议院的力量。     

辛亥革命初期各省立宪述论

辛亥革命时期独立各省大都颁布了具有根本法性质的地方宪法性文件,成为辛亥革命初期引人注目的现象。这是近代以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方案在中国的第一次大规模实践,反映出当时政治精英群体对民主共和方案在中国实现形式的不同理解。各地的立宪从制宪主体与制宪过程来看,具有明显的精英制宪的特点;从内容看具有革命性、过渡性等特点。这一时期的地方立宪传播了宪法民主观念,安定了地方秩序,为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从立宪选择的角度分析我国金融机构改革的途径

从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立宪选择角度出发,指出我国前20年金融机构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依然遵循的是计划规则,市场这一制度安排并没有发挥其配置资源和分散风险的特性;接着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指出加入WTO是我国金融机构(主要是国有银行)按市场规则进行市场化改革的转折点;而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过程将是一个风险释放的过程,多元化产权改革模式将是我国规避金融风险、提高银行运作效率的核心所在;在此认识上,提出了对我国银行体系实施分层次、多样化产权改革的设想,并对这一设想的可行性进行了论证。     

论日本明治宪法对近代中国立宪影响的有限性

近代中国的立宪受到了日本明治宪法一定程度的影响,但仅限于1908年清政府出台的《钦定宪法大纲》。而《钦定宪法大纲》并没有予以公布,第一部真正予以公布的宪法性文件是1911年的《重大信条十九条》,但是,该"信条"已经转向采用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模式。民国建立之后所通过的包括《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五五宪草》、《中华民国宪法》等一系列宪法文件,已经完全摆脱了日本明治宪法所具有的钦定宪法色彩,主要的立宪理论是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以及欧美国家的共和国宪法的理念。所以,近代中国的宪法具有自己的特点:一方面,充分借鉴了欧美国家的立宪经验;另一方面,又充分注重了中国的国情。日本明治宪法所具有的钦定宪法特色对于催发近代中国的立宪意识起到了很好的启蒙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