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伦理视阈中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三个维度

在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理论维度,人与野生动物存在着不可中断、不可逆转、不可割裂的三种善的逻辑:一是生命进化的连续性,二是本质塑造的交互性,三是价值创造的自然性。这三种善的逻辑蕴含了人与野生动物之间既是生命共同体又是发展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的“道”和“义”。野生动物保护优先是遵循人与野生动物在自然界中的天然关系和善的逻辑、回应生态危机背景下价值观变化的时代选择。在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历史维度,近现代野生动物保护经过两个阶段的发展从而实现了三个转变:野生动物的食用从合法转变为非法、从道德转变为不道德;动物保护的重点由家养转变为野生、由野生动物的个体转变为物种及其生态环境;野生动物保护的价值观由人类中心主义转变为“弱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这种转变为野生动物保护优先奠定了历史前提。在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实践维度,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先导的经济社会发展使人类拥有了可以摧毁地球和地球生命的能力,“能而不想”是生态文明最基本的心性要求。由此野生动物保护优先首先要维护野生动物的生命之善,其次必须加紧扭转野生动物生境持续恶化的局面,再次必须加快改变野生动物深陷人类“围城”的状况,最后必须抓住禁食限用、保护优先拐点到来的契机,将野生动物保护优先融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战略,贯彻于绿色转型、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尽快建构政府主导的多主体、分类分级分区保护体系,防止把野生动物与畜养动物混为一谈,防止“法不容情”和“道德泛滥”。同时,聚焦“以人民为中心”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价值理念的塑造,加快生态伦理的本土化、体系化建设,从生产生活出发进一步探讨和制定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伦理指南,突出人道与自然之道、野生动物之道辩证统一的价值评价,防止把生态伦理、野生动物保护符号化。     

对我国动物福利立法的思考

随着硫酸泼熊、虐猫和火烧流浪狗等事件的发生,社会公众对动物保护的关注度有所上升,动物福利的概念也逐渐为公众所知晓。很多国家已建立了关于动物福利的法律制度,相对而言,我国在动物福利立法方面有待完善。动物福利立法的宗旨应为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同时在内容上应扩大动物保护的范围,完善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加强动物福利立法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有利于促进生态文明和法治进步。     

生命共同体视域下的动物伦理

生命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当前亟须破解的生态难题,着眼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历史新高度而提出的伟大思想体系。生命共同体思想具体可分为三个方面: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生态自然观、整体系统的生态治理观、科学的生态发展观,这三个方面都饱含动物伦理思想。动物伦理学起源于西方,可以大致分为动物机械论、动物同情论、动物福利论、动物权利论和动物解放论;但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动物伦理思想就已经在以儒、释、道等为主的哲学和宗教中了。西方动物伦理学晚于中国古代动物伦理思想,但在动物伦理实践应用方面西方更早、更全面。2020年初,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暴发,我国在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野生动物等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生态环境的整体性修复等动物伦理实践应用方面的不足再次显现出来。生命共同体思想对新时代我国动物伦理的实践应用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以生命共同体思想的三个方面为研究对象,对生命共同体思想与近现代西方动物伦理的共识和与中国古代动物伦理的渊源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对生命共同体思想如何指导新时代我国野生动物保护、实现生态整体性治理、推进绿色经济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水族双歌的生态伦理价值

水族双歌作为水族人民在生产、生活中创作、演唱、传承的歌谣,蕴含着浓厚的生态伦理观念.一是意识到破坏自然环境会给人类带来灾难;肯定栽种树木、防止水土流失的行为;强调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生态并进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二是主张关爱动物,认为动物具有思想和情感,人应该与动物和谐共处;对于束缚动物自由、虐待动物的行为予以谴责.这种生态伦理意识,对于当下人们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动物福利的法律思考

一直以来我国都将动物仅仅作为财产权的客体而对其任意支配。但《德国民法典》规定：“动物不是物,它们受特别法的保护”,这向我们昭示动物作为和我们人类有众多牵连的生命体,它们自有自己的生存意义和价值。我国对于动物福利的法律保护,应在不破坏现有法律结构的基础上进行,不宜将动物确立为法律主体,以解除动物不必要的痛苦为动物福利保护的主旨,其保护范围应包括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家养动物又包括家畜动物、役使动物、伴侣动物、实验动物和娱乐动物。     

加强动物保护立法的思考——兼评动物的主体地位

动物不能成为人类道德的主体,动物成为人类法律关系的主体也存在诸多障碍。在人类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为了维护生态平衡,对动物加强立法保护非常必要。我国在动物保护立法方面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然存在着不足。针对我国动物保护立法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做如下努力：第一,明确动物保护立法的原则;第二,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其他部门法中有关动物保护的规定;第三,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保护基本法》及其他配套法规。     

关于动物福利立法的伦理学思考

动物福利是人类文明、伦理进步的体现。从人类伦理的角度对动物福利立法之完善进行思考，在论述动物福利与伦理道德的关系的基础上，对动物福利立法的伦理依据做了系统梳理，为该立法活动注入了思想源泉，提供了深厚的精神支持。最后指出强化人文伦理培养是推动动物福利法的必然选择。     

中国动物保护伦理的思想溯源

在认识到动物对于人类的重要性的今天,建立健全动物保护伦理仍然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而相对于现代人对于人与动物之间关系的纠结。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中却蕴涵着大量滋养动物保护伦理成形的土壤和资源,其中包括上古唐虞图腾神兽文化和中国传统儒、释、道伦理思想中对于动物保护思想的阐释和说明。可以说．这些传统伦理思想既是中国伦理道德的宝贵资源．也是对现代人生态行为的警示和劝诫。     

人工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属于刑法的规制范围吗?——兼评《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

对《刑法》第341条第1款规定的两个侵犯野生动物犯罪之犯罪对象"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阐释,应当遵循刑法解释的基本规则,坚持严格解释的立场。从文理解释看,只有具备野生性特征的动物才是野生动物;从文本用语看,相关规范均明确区分野生动物和人工驯养繁殖的动物;从目的解释看,野生动物和人工驯养繁殖的动物的保护目的不同;从比较解释看,国外普遍对野生动物和人工驯养繁殖的动物分别立法。因此,立足于法教义学,人工驯养繁殖的动物不属于刑法中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动物保护立法的理论重建——从其道德基础出发

"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和社会发展责任理论作为目前动物保护立法的主流理论,未能动摇陈旧的人与动物的主客二分格局,一定程度上使动物保护立法工作陷入了滞后局面,故亟需反思其作为立法基础理论的道德内蕴。若承认人与动物之间在道德层面存在形式意义上的平等关系,则动物作为"形式主体"所放射的道德价值将有望培植起大量的积极义务规范,进而真正推动动物保护法制的发展。联系动物致害责任这一制度并加以反思,能够揭示这一点的进步之处。     

恩格斯自然观及其对《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的启示

在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中,如何确定立法目的及其构成,如何安置不同立法目的间的位阶,如何在具体法律规则中贯彻、体现立法目的,以全面实现《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应然价值和制度功能,是迫切需要澄清与解决的问题。恩格斯的自然观在四个维度上科学地阐释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具有历久弥新的理论价值,在我国修订野生动物法律制度中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我国应在立法目的条款中增加"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惩治危害野生动物保护行为"内容,妥当安置不同内容的顺位;应结合立法目的,修改法律名称,扩大野生动物保护范围,合理调适保护、利用和惩治违法行为的关系,增加野生动物保护公众参与制度内容。通过此次修订,进一步实现野生动物立法的应然价值和制度功能。     

陆生野生动物交易中的行政管制完善路径

行政管制作为政府公权力的介入社会治理的方式之一,以保护人民安全健康、保护环境和防止事故为目的,对存在公共风险的行为进行制约.我国野生动物立法虽确立了动物规范利用原则,但当前政府实行的行政管制措施加大了野生动物利用难度,"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再次成为争论焦点.交易作为利用的前置环节,在交易环节采取的合理行政管制措施将有效地规范野生动物利用与公共卫生安全.通过分析我国陆生野生动物交易行政管制现状,发现我国的行政管制存在陆生野生动物保护范围狭窄且封闭、部分行政管制措施不合理、行政管制措施缺乏卫生与安全意识等问题,结合国内外陆生野生动物交易行政管制实践提出扩大陆生野生动物保护范围、丰富管制方式、加强陆生野生动物交易风险与卫生管制措施等完善路径,以期完善我国陆生野生动物交易行政管制.     

生态价值观初探

文章从一般价值意义上初步探讨了生态环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和表现形式。生态价值是哲学上“价值一般”的特殊体现 ,它应包括人类主体在对生态环境客体满足其需要和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判断、人类在处理与生态环境主客体关系上的伦理判断 ,以及自然生态系统作为独立于人类主体而独立存在的系统功能判断。因此 ,经济价值、伦理价值和功能价值三者相互耦合 ,构成生态价值观的基本内涵     

动物生存权与人类健康权伦理关系探析

人类在遭受大自然接二连三的打击下,开始反思人类与生态系统的关系,认识到人类健康权与动物生存权是并行不悖的,并且纷纷推出各种主张,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利益至上"两个极端化观点,并提出建议。即"以人类和动物为价值主体",又对未来动物保护的立法提出见解。     

20世纪动物保护立法趋势及其借鉴

20世纪动物保护立法的主旨从"反残酷"转换到了"动物福利".中国现行的动物保护立法,尚非真正意义上的以保护动物个体利益为目的的动物福利法,过高的动物福利标准在目前的中国也还不具备可行性,但是我国应当借鉴20世纪各国动物保护立法的经验,推动和完善相关立法,积极为动物提供最为基本的保障动物身体和心理健康的福利措施.     

我国野生动物立法应对疫情的不足及对策

我国现有的野生动物立法缺少对公众健康和卫生安全的表述,导致执法不严、公众野生动物保护意识薄弱等问题。针对频发的环境与健康事件,我国野生动物立法应建立系统性、可操作性强的健康法体系,明确执法标准和执法责任,将公众参与机制与社会监督相融合,并通过强化法治手段来保护我国野生动物和公共卫生安全,平衡野生动物保护和规范利用的关系,从而推动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中国动物福利立法研究

用法律制度来推动对动物福利的尊重和保障是为实现人与动物双生共赢、协调发展不可或缺的手段,亦是国际社会维护人与自然和谐的方式之一。面对当前我国动物福利法的缺失,在借鉴西方动物福利立法的具体实践和关照我国现实国情的基础上,我国动物福利法律具体制度设计的前提,是应先明确动物福利法“和谐”与“宽容”的立法价值取向,“利用与消费正义”和“保护与管理相结合”的立法原则。并在和谐社会理念的指引下,有利于人与动物的协调发展的人立法目的与模式的选择之基础上,具体区分农场动物、实验动物、工作动物、伴侣动物和娱乐动物五类动物的各自必需的、主要的福利制度。     

论特殊保护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公平竞争原则

在当今我国市场经济和WTO大背景下 ,特殊保护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公平竞争原则对于保护我国少数民族合法经济权益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文分析了特殊保护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公平竞争原则的立法价值取向、内涵、以及该原则适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动物只能是法律关系的客体

自从德国民法典第90a条规定"动物不是物"及德国1998年修订的《动物福利法》和奥地利2004年修订的《联邦动物保护法》把动物确定为人的伙伴动物之后,动物的法律地位问题再次得到我国学者的关注。一些学者经研究后认为,动物可以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本文对这些立法及国外特殊的判例和风俗进行了分析,认为动物只能是特殊的法律关系客体或者保护对象。     

食用野生动物的伦理思考

食用野生动物的现象在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除有关法律的约束之外,应从伦理的角度加以教育和引导,即树立中外学者所倡导的动物解放论和权利论的观点应禁食野生动物;继承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要爱护野生动物。同时,改变人们的饮食误区,纠正野生动物是人类“最佳食补”的错误观念,同时指出食用野生动物易造成疾病流行等不良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