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华北农村妇女家庭地位的变迁

新中国建立后，在革命余波和社会改造大潮的冲击下，华北农村传统家庭关系模式发生了缓慢而广泛的变迁。妇女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参与权，普遍提高了家庭地位，父权意识和男权支配地位趋于弱化，传统家庭关系开始向现代家庭关系过渡。虽然这种变迁具有不平衡性和不彻底性，但它为以后妇女家庭地位、社会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奠定了基础。     

农村家庭变迁与女儿养老

女儿参与赡养娘家父母已经成为了农村社会的普遍现象,通过对强村的实地调研发现,家庭性质的变迁是导致该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农村家庭的变迁路径是一个宗教性弱化、社会性弱化和生产性改变的过程,这导致家庭逐渐朝向单纯的生活单位转变。家庭性质变迁在形成儿子养老危机的同时,也释放了女儿的养老潜力,从而形成了女儿参与养老过程的新现象。同时,在激烈的变迁中农村家庭依然保持了相当的文化韧性,这构成了对传统儿子养老模式的结构性支撑,并给予了行为主体实践能力发挥作用的博弈空间。在这一博弈过程中,儿子和女儿的实践能力对比和行为取向共同发挥作用,一起塑造了当下“共同赡养、儿女分工”的新型家庭养老秩序。     

新形势下农民家庭问题浅谈

农民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和范畴。改革开放前,农民是一个均质同构的群体,内部高度整合,分化和流动很少。改革开放后,由于政治体制的松动、社会结构的变迁,农民阶层开始出现流动和分化。家庭作为嵌入农民分化过程中的一种组织形式也开始发生变迁。许多家庭问题也开始涌现出来。如何建立有效的调节机制来解决农民分化和流动过程中的家庭问题将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山远水长:西北汉族地方性丧葬仪式的个案研究——来自南长滩的田野报告

南长滩村地处宁夏、甘肃两省交界,当地汉族的丧葬习俗是西北农村汉族丧葬习俗的一个缩影。观察发现,南滩村汉族丧葬仪式中蕴含着浓厚的灵魂观。伴随着当地社会的发展变迁,传统的丧葬习俗和留存于人们意识形态的灵魂观也发生了变迁。     

家庭结构变迁与社会分层(上篇):研究视角的融合

家庭结构作为家庭背景的组成部分是影响人们地位获得的因素之一。随着第二次人口转变和经济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家庭结构在西方社会已成为社会不平等再生产的一个重要机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经历了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变迁,但以往研究更关注经济和政治因素对社会分层的影响,对家庭结构的关注相对不足。进入21世纪以来,家庭结构正逐渐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因素。本研究以过去半个世纪全球和中国在社会分层和家庭结构上的变迁趋势为背景,回顾了西方学术研究中家庭与社会分层视角相融合的历程,指出了在中国研究中将家庭结构变迁与社会分层研究相结合的学术价值。     

社会转型时期回族家庭文化变迁问题研究

本文以社会转型时期回族家庭文化变迁为研究视角,探析了回族家庭文化模式的主要表现形式和演变过程,以及家庭文化变迁对回族妇女地位的影响。认为回族家庭文化变迁是回族传统社会中家、族、国同构格局下的延伸与发展。     

新疆城镇少数民族家庭观念的变迁

家庭的变迁是社会发展变迁的一个窗口,历来是社会学家关注和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文章以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信息化、科技化、流动性为背景,比照全国在家庭观念、家庭结构、家庭功能等方面呈现出的总趋势,分析考察了新疆少数民族在家庭发展方面的变化和表现。     

甘肃穆斯林家庭结构解析

运用家庭生命周期理论、阶段设定方法,将甘肃穆斯林家庭生命周期划分为:家庭的开端、扩张、分化与家庭养老归宿四个阶段,动态地解析家庭结构的自然性变化。甘肃穆斯林家庭结构是一夫一妻制父权家庭。家庭中的代际层次主要以二代或三代居住为主,家庭类型以核心家庭、主干家庭为主。     

对当前中西跨文化交流的不平衡性思考

中西跨文化交际中存在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西方文化进入我国较中国文化进入西方要广而深。这种不平衡性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合理的中西跨文化交流应该是一个互补和互动的过程。中国文化应加快走向世界的步伐，同时也需要我们更多了解西方文化，以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否则，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误解将进一步加深。     

农村老年人口生活质量影响因素分析——一个少数民族村寨的经验启示

家庭养老仍然是当前中国农村的主要养老方式,在现代化各种因素的冲击下,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家庭代际关系的变迁,家庭养老功能也逐渐在弱化,在现行养老保障制度仍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时,家庭代际关系变迁、文化习俗、社会关系等各种因素交织影响农村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本文以云南德宏少数民族村寨G村为例,试图探讨影响农村老年人口生活质量的各种因素的作用机制,以对完善现行家庭养老模式提出有益启示。     

科技人文化与东方心性之学

科技与人文的失调集中表现在当今“真”与“善”的冲突上。文章试图用东方心性之学来解决这一困境 :将科技人文化即主要是科技道德化 ,尤其应当把心性形上思想融合到现代科技实践中 ,使其尽量避免负面效应 ,发挥正面功效 ,福祉人类。     

甘肃民族地区文化软实力提升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文化软实力在当前甘肃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发挥着巨大作用。从文化软实力的相关理论出发,对甘肃民族地区文化软实力的现状——经济落后、贫富差距大、民族宗教问题、民族文化人才匮乏、价值观念落后等复杂状况进行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增强甘肃民族地区文化软实力、加速经济发展的对策和措施。     

农村婚姻挤压的类型及其生成机制

婚姻挤压是指由于适婚男女性别比失衡导致其中一种性别的人口无法找到配偶的现象。我国农村婚姻挤压主要挤压的是适婚男性农民,它包括宏观层面的性别挤压、中观层面的梯度挤压和微观层面的竞争挤压等机制。其中,性别挤压机制挤压的主要是农村中的适婚男性,而农村适婚女性较少被挤压;梯度挤压机制挤压的是作为婚姻市场低洼地带的自然和经济条件落后地区的适婚男性农民,而作为婚姻市场优势地带的自然和经济条件相对较好地区的适婚男性农民被挤压得较少;竞争挤压机制挤压的主要是在婚姻市场低洼地带内部的婚姻市场竞争中无法支付高额婚姻成本的适婚男性,而该地区家庭条件相对较好的适婚男性被挤压的程度相对较低。农村适婚性别比失衡的社会后果最终由处于婚姻市场低洼地带的底层家庭的适婚男性承担,他们最容易成为农村找不到配偶的“光棍”。     

民国时期甘肃森林生态思想及其历史影响

近代以来,甘肃森林资源流失剧烈,生态环境持续恶化,自然灾害频繁,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民国时期省内外各界人士对此十分关注,对森林生态恶化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与森林生态效益的缺失有着内在的联系,甘肃的森林生态问题与黄河、长江中下游历年水灾也有密切的关系,提出了森林保护和植树造林并重的解决策略。这些思想提高了人们对保护和改善森林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性的认识,遏制了森林生态系统的进一步恶化,促进了植树造林、水土保持、防风治沙等各项林业事业的开展。     

土族《格萨尔》中土族语与藏语音系之比较研究(一)

土族<格萨尔>主要流传在甘肃省和青海省的土族聚居地.它是以韵散结合体形式说唱的,在说唱时用藏语咏唱其韵文部分,但由于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语音等诸多方面的变异,较之于藏语安多方言也多有差异,因此,在对土族<格萨尔>中的土族语和藏语进行国际音标记音的基础上,归纳和整理出了两种语言的语音音位系统,并进行对比研究.     

从《中华归主》看20世纪20年代初甘肃基督教的发展状况及原因浅析

就《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一书中提供的有关资料,对20世纪20年代甘肃省基督教状况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与当时基督教发达的省份作了比较,得出了当时甘肃基督教各项事业的发展远落后于中国绝大多数省份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对当时甘肃基督教发展缓慢的原因作了深入探讨,并认为它对今天甘肃基督教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     

民国时期甘宁青的羊毛市场

羊毛出口在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这些出口的羊毛大多来自西北的甘宁青地区。甘宁青地区面积广袤,牧业发达,其羊毛出口量占近代中国羊毛总出口量的一半以上。随着羊毛贸易的日渐繁荣,甘宁青地区各级羊毛市场逐渐发展和成熟起来,由于三级市场、二级市场、一级市场构成的市场结构的多层次性和功能的发挥,并在与中转市场、出口市场紧密联系下,甘宁青地区的羊毛生产和外销得以顺利地进行。     

农民行动的逻辑——来自陕西姚官村的调查

30多年的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了中国2亿多农户的生产生活,而它的载体村庄也随之发生着改变,本文通过对陕西关中姚官村的实地调查,发现在现代因素的冲击下农民的行动逻辑正在无声的变化,传统的以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正在被陌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所取代,传统的以道义生存为行动的逻辑正在被以市场趋向的逻辑所取代,村庄生活面临诸多危机,急需加快对村庄的现代治理。     

摩梭家庭的亲密度与适应性研究

采用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考察540名摩梭高中生的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状况。结果表明:摩梭家庭的亲密度显著高于常模,适应性显著低于常模;多数摩梭家庭属于中间型;云南和四川的摩梭家庭在亲密度和适应性上存在显著差异,云南摩梭家庭的亲密度及适应性显著高于四川摩梭家庭。摩梭母系制及现代文化的冲击促使摩梭家庭出现了高亲密度、低适应性的特征,同时造成了地区之间的差异。     

论老舍作品中的“哈姆雷特”倾向

老舍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塑造了一批性格具有徘徊、迟疑、苦闷色彩的“哈姆雷特式”的人物形象。在这些人物形象的思想嬗变中颇能折射出老舍对于社会、文化、民族、家庭、爱情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和探索,使我们能够深层次地认识、研究老舍在历史转型中心灵的悸动、思想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