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重农抑商政策评议

中国传统重农抑商政策有一个产生形成乃至破产消亡的历史过程,既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也有其历史的暂时性.中国传统重农抑商政策有着明确的政策目标.也有着明显的政策缺陷和必然的执行失效.这一传统政策对当今社会也不无启示.     

试论元初“重农不抑商”政策思想及其对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

“重农不抑商”是元初特有的经济政策思想,与当时的时代和社会结构直接相关,对社会经济影响深远     

抑商还是重商:中国古代商业政策再认识

近些年来,一部分学者质疑“中国古代的商业政策是重农抑商”的观点,并提出了与之完全相反的观点——中国古代的商业政策,与其说是抑商,倒不如说是重商。作者针对这种质疑,从其理论认识和史实运用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与探讨,并最终得出了中国古代的商业政策,主要还是“重农抑商”,而并非重商或既重农又恤商的结论。     

中国古代有商法吗——对“重本抑商”的历史思辩

作为私法文化的商法在中国古代已经存在,由于大陆农业文明决定着我国古代商法呈现出与欧洲海洋文明下的传统商法迥然不同的态势,在“重本抑商”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古代商法呈“之”字型发展轨迹,并导致官商现象的长期存在。因此,在探讨中国古代商法时,我们不能机械地比照欧洲商法内容,方枘圆凿;在移植西方现代商法时,我们应充分考虑中国国情,不能削足适履     

中国古代重农思想到当代重农思想之嬗变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长期形成的传统观念,但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从中国古代重农思想到近代重农思想、现代重农思想、当代重农思想,都有不同的特点。研究它们的嬗变过程,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对于全面繁荣农村经济是有益的。     

论中国古代法律教育的影响

中国古代法律教育独具特色,这种特色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司法传统、法学理论和近现代法律教育。首先,使儒家伦理道德不断向立法、司法领域渗透,加速、深化了法律的儒家化;其次,使情理成为立法、司法的主要价值取向,独立的法律思维方式未能形成;再次,造成中国古代法学家和法学理论贫乏;最后,制约了近现代法律教育目标和模式。     

传统义利观的近代衍化

承接着深厚伦理文化基础的义利观在近代的衍化,从一个侧面昭示了传统思想向近代思想的转折进程。它以传统的经世致用为先导,以中体西用为铺垫,终于在十九世纪末的维新思潮中形成高潮。     

浅谈古代中国对朝鲜的影响

中朝两国由于地缘关系以及长期以来相互交流形成的文化基础,朝鲜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理解与贯彻不亚于中国人,因而朝鲜的文化发展与农业文明在古代是比较先进的。古代中国先秦、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明清时期都对古代朝鲜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严复对中国传统义利观的重构

严复的义利观是中西思想融会的结晶.他汲取了进化论思想,又以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思想为理论武器,指出传统厚义薄利、耻于言利的义利观是造成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认为中国若不痛改讳言利之习,不力破重农抑商之故,就不可能挽救国家于危亡之中,实现富国裕民.严复根据近代中国国情,重建义利统一、两利为利的新义利观,赋予了传统义利观富有时代特色的新内涵.     

传统义利观的反思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义利观

“重义轻利”、“义利相兼”是中国传统义利观的基本内容 ,公利高于私利 ,民族、人民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是这一传统思想的优秀成分。社会主义的义利观就是在发扬传统义利观优秀成分的基础上 ,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而确立的以义利同在、义利统一、义居首位为基本要求的一种新型的义利观。它的确立对于当今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儒家传统义利观的价值意义

儒家传统义利观在中国社会中居主导地位并影响达两千年之久,它的价值功能具有两重性,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今天,我们要在继承批判的基础上,建立符合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与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现代义利观     

对中国古代宗教传统的误解

世界宗教文化现象中有一个巨大的疑团,那就是中国宗教.现代一些被人们广泛接受的人口统计显示,在世界人口总数中宗教信徒基本上稳占4/5;中国却是例外,人口统计中的宗教信徒仅占约1/10,全世界的无神论者与非宗教徒竟然绝大部分都集中在中国,这难道不是人类文化的一大奇迹吗!     

王夫之对传统义利观的继承与辩证分析

义利观问题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核心问题之一。王夫之在继承传统义利观的同时 ,提出了自己的“义道利用”的义利观 ,并从利中有义、义中有利、义不离利、利不离义等四个方面辩证地分析了义利的相互关系     

论传统经济结构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延误

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成功适应前现代生产条件的经济行为准则,使中国在世界历史中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但反倒不利于现代生产方式的发育和成长.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对早期现代化的延误作用主要有:小农生产抑制了现代生产方式的形成,重农抑商的传统束缚了现代生产方式的扩展,工商业的依附性阻碍了现代生产方式的成长,落后的金融制度制约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传统的变革

自19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开始发生不可逆转的、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逐步失去.古代法律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已经瓦解,但其包含的很多因素则分散地以各种形式延续下来,其法律意识、风俗习惯、行为方式等内容在现代社会仍具有建设性价值.     

现代行政价值观的重塑——对传统义利观的反思

在当前的行政改革中,行政价值现的重塑成了急待解决的问题.行政价值观建设本质是创新的过程.构建现代行政价值观必须发掘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对传统义利现进行批判性继承.研究传统义利观的现代价值对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有独特的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抑兼并思想的方法论分析

中国古代的抑兼并思想本质上是经济学整体主义方法论的产物,它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所起的经济社会作用有所差异,但总体上不利于市场经济自发的长期的扩展.作为其对立面,反对抑兼并的思想包含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因素,有可能孕育出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可能没有变成现实.这一案例提示我们,在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要素自由流动达一定水平的情况下,既保持这种能促进资源配置优化的效率机制,又能够实现以起点和过程公平为核心的社会正义,需要对个人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加深理解和逐步兼容,推进常态下整体主义方法论向个人主义方法论的观念转型.     

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的变革及其对教育的影响

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起源于先秦时期的选士、养士制，历经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和魏晋南北朝时的九品中正制，定型为隋唐及后期的科举制。它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及考试方法。目前，我国通过高考选拔人才制度的改革，应该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     

中国古代天学机构对传统天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天学机构作为各朝历代职掌观象、制历、报时等事务的官署,具有重要地位.几千年来,虽然机构名称、内部建制、职官品秩、职事范围等有过一些变化,但天学机构对中国传统天学及其发展始终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有关史籍文献为基础,对中国古代天学机构在中国传统天学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和负面影响进行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