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桓灵时期的外戚及其政治

东汉桓灵时期外戚与宦官互相争斗,构成了独特的外戚与宦官政治。外戚梁冀专权弄私,杀戮李固、杜乔,颠覆了当时的社会价值,也充分展现了梁冀极权独裁者的暴虐性格。外戚窦武,请愿桓帝,声援并跻身于党人队伍,又因诛杀宦官未果,蒙受杀身之祸,彰显了周至汉代儒家所培育的士人与忠臣形象,其失败表明儒家治国理念已经不能指导当时社会历史所出现的新问题了。外戚何进的出身是卑微的,其与宦官的结怨,是汉灵帝故意制造的,也是历史趋势,但是他却依赖包藏祸心,乘时构乱的袁绍兄弟,不利用手中权力翦除宦官,却调集董卓等将领胁迫皇太后,导致兄妹意见分歧、政治的极端紊乱,王夫之言其心胆失据,的确是有道理的。     

论桓灵时期的隐士

桓灵时期出现了大批的隐士,其类型,可以从生活轨迹分为全隐士、半隐士,从知识结构分为儒隐、道隐;其特征在于耕读于家、自得其乐,践礼履义、自觉自愿,识微察著、顺势自保;其形成在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个人的求志修德与保身全家以及汉代察举制所造成的恶性竞争。隐士是桓灵时期非常重要的一支社会力量,他们承载着儒家的人生理想与政治愿景,徘徊于保身全家与舍生取义之间,秉持并践行着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与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处世理念。隐士本着反对宦官、外戚的态度,成为政治进步力量的推进者与捍卫者;本着践行礼制的初衷,虽在陋巷,依然秉持修德行礼的品格,潜移默化着敦厚的世风民俗,成为现实社会道德秩序的践行者、督察者;归根结底,仍然是士人,依然是传统学术的承传者、创新发展者。     

略论东汉“党人”集团

东汉桓灵之际“党人”集团的形成及此呼彼应的斗争触动了当权者的利益，由于皇权、宦官的相互勾结和自身所存在的缺陷，“党人”最终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从而使汉晋士风为之一变，但其拼死抗争中所表现出的崇尚名节、轻生赴义的精神风范却一直后人推崇和效仿。     

傍着“活事件”讨论——“五四”时期湖南报刊“经世致用”精神解读之一

"经世致用"是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是湖湘士人治学和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五四"时期湖湘文化继续得到传承,但在整个中国文化"凤凰涅槃"的新时代,湖湘文化也在传承中得到锻炼,获得新生,实现了与现代文化的对接。在这一历史文化蜕变的过程中,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精神特质赋予了这一蜕变以动力、以方式、以特色。从新闻报刊的运作来看,"傍着活事件讨论"是"五四"时期湖南报刊"经世致用"精神十分突出的表现,围绕着"赵五贞事件"和"湖南自治运动"所展开的讨论即充分地表现了这一点。     

论范晔对东汉“党人”的编纂及评价

范晔在《后汉书》中增设《党锢列传》并以之为核心对东汉的“党人”群体进行了记载。对于“党人”的编纂,范晔在《党锢列传》传首用长序、采谣谚来交代“党锢”的起因与经过,并以之提携全传,又择“三君、八俊”等核心“党人”为传主,以此展现“党锢之祸”的全貌,对于其他“党人”,则以类(德性)相从进行合传。范晔对东汉“党人”的这种编纂方式使其在《后汉书》中形成了以《党锢》为核心的“党人传”记载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党事”始末之主次线索清晰,“党锢”人物之行事编排严密,东汉后期之历史发展面貌丰富。同时,在相关传记中范晔又以大量史论表达了他对东汉“党锢之祸”影响东汉历史走向,以及东汉“党人”出处进退及其精神的看法。范晔对东汉党锢事件及人物的记载,最能体现他的历史编纂水平。     

论东汉灵帝时期的宦官

东汉中后期宦官干政的现象愈演愈烈,至灵帝在位时期,宦官的权势达到顶峰。灵帝时期的宦官集团在与朝臣的斗争中兴起,亦在与朝臣的斗争中覆亡。灵帝在位初期,宦官与灵帝之间有着权力转移的过程。宦官集团在灵帝的支持下全面干政。在灵帝的有意扶持下,形成皇帝、宦官与朝臣间的特殊三角关系。灵帝时期的宦官集团对东汉后期政治有一定影响。     

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中的“事件”和“事件性”阐释

“事件”是巴赫金对话理论中的术语,他认为复调小说的价值和意义存在于所谓“事件”的展现中。事件不仅发生在人物与人物的对话关系中,主人公与作者、主人公与读者之间、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对话关系也构成一种“事件性”。     

“十三五”时期中国共产党实现“互联网+党建”的新探索——基于议程设置理论视角的分析

从议程设置理论视角出发,结合当代中国政治语境,分析"十三五"时期执政党掌握议程设置规律的价值功能与实现"互联网+党建"的新路径:媒介议程上,执政党应科学设置议题,内强政治文明,外塑政党形象,完善主流网站;公众议程上,网络利益表达主体提升媒介话语权,培育网络政治文化,借力"意见领袖"合理引导价值观;政策议程上,采用民意搜集系统,提高政策疏导能力,实现"输入—输出"的平衡适配。     

群体性事件的成因要素分析——“黑天鹅”与“灰犀牛”之变

群体性事件作为社会冲突最为剧烈的表现形式,其成因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针对群体性事件的研究曾是学界长期关注的热点,但近年来国内研究对此领域的关注度有所降低。为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应结合现代风险社会特点,从微观角度探赜其发生的成因要素,这包括事件参与者的形成、共同理念与行动目标的确立、普遍情绪的产生、共同行为方式的选择、诱发因素、社会治理效果等。运用系统论的研究方法对各成因要素之间的演化过程和相互关系进行分析,群体性事件是一个社会矛盾积累并经由冲突各方不断采取不同策略组合进行博弈导致最后事件爆发的动态过程,“黑天鹅”与“灰犀牛”作为两种不同类型的风险比喻,虽然其发生概率大小不同,但我们均应谨慎待之。应围绕“事件参与者的形成”这一核心要素,从提高“社会治理效果”的向度继续深化相关研究,为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实践提供学理支撑。     

西汉昭帝朝以降的列将军考

在西汉昭帝朝以降的政治史中,列将军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秩级上看,列将军是与御史大夫级别相当的官员,地位崇高。从权力上看,列将军可谓允文允武。一方面,他们通常手握屯兵,故能在皇帝诏令的支持下进一步统领卫尉和光禄勋等其他武官的军队;另一方面,他们又有一定的议政权,更可凭借领尚书事等加官成为中朝官,从而进入中朝,预闻政事。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列将军的权力对皇权有极强的依赖,因为军队、议政权和加官都不受制度保证,而是源自皇帝的赋予。也正由于列将军缺乏制度化的实权,故其任职条件不像同为高级官员的丞相、御史那般严格。在这一背景下,外戚、近臣往往能够通过出任列将军并取得军权和加官的方式快速掌握朝政,但若失去了皇权的支持,他们的权势将大打折扣。     

汉武帝与《汉武大帝》

从内政外交和选拔人才方面,简述汉武帝的历史功绩。又根据班固的评论,指出他的主要缺点。同时对电视剧《汉武大帝》做出评价,基本肯定;略有不足之处,也做出简单分析。     

论汉明帝

汉明帝在政治上的统治是成功的,汉明帝的永平之政与光武帝的建武之政相比毫不逊色。汉明帝在经济上采取了适当的政策,社会经济发展很迅速。化事业的繁荣,也是汉明帝统治时期的重要特点。     

宋神宗时期货币制度研究

宋神宗曾对货币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其主要举措有 :禁用私钱 ,推行折二钱 ;扩大交子流通区域 ;大量发行度牒、官告、公据等有价证券 ;增强白银的货币职能 ;解除铜禁和开放铜钱出口。这些改革虽然并不彻底 ,但它防止了通货膨胀 ,相对稳定了货币流通秩序 ,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成绩还是十分显著的     

明嘉靖《全唐诗选》的诗学理念

明嘉靖年间,李默、邹守愚所编《全唐诗选》以儒家传统诗教为宗旨,强调诗歌的教化功用,倡导温柔敦厚、雍睦和平之风,重视诗歌对人性情的归正与涵养作用.其选诗以高棅《唐诗正声》为主要底本而参之以高棅《唐诗品汇》和杨士弘《唐音》,具体选诗体现出以李白五古为正宗,重视李商隐、张籍、王建等中晚唐诗人的鲜明特色.此选给予盛唐以下诗人,特别是晚唐诗人以高度关注,在明中期的诗歌复古思潮中弹出异响,客观上为中晚唐诗的传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光绪年间黄河三角洲的河患与移民

光绪年间 ,黄河三角洲河患次数多 ,规模大 ,持续时间长 ,造成的灾祸重。河患下的灾民迁移贯穿光绪年间的始终 ;移民安置区域集中于沿河两岸地势高处及利津东部、广饶东北部黄河新淤滩地 ;移民形式为政府安置与自发迁徙间杂 ;移民种类属以生存为目的的生存型移民     

论《管子》中黄老学说在西汉文景时期的实践

汉初无为而治的黄老政策在文景时期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黄帝四经》的出土不仅证实了当时黄老思想流行，且统治者实施黄老政策的文本依据很可能就是以《黄帝四经》为代表的一批黄老学著作。本文以《管子》为个案，依次从曹参治理齐地与《管子》黄老，《黄帝四经》与《管子》黄老，曹参、陈平为政实践与《管子》黄老等三个方面，论述汉初文景时期对《管子》中黄老思想的实践问题。     

东汉时期匈奴族的人口

根据有关记载推算,东汉和帝永元年间,南北匈奴的人口总数约有140万,这是我们所能推知的东汉时期匈奴人口的最高数。东汉前期北匈奴居住在漠北,南匈奴主要分布在并州、凉州、幽州的缘边诸郡。东汉中后期,匈奴人口逐渐内徙到今天的山西中部一带。东汉末年,一部分匈奴人被迁居到魏的邺城。     

试评宋孝宗的统治

宋孝宗是南宋比较有作为的一个皇帝。在其统治前期和中期 ,面对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 ,他大刀阔斧地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 ,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开创了南宋历史上的鼎盛局面。但同时也应看到 ,孝宗的统治业绩又是很有限的 ,不仅在革除弊政、选才用人等方面存在着诸多不足 ,而且宋室南渡以来国弱民贫的状况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尤其是到了统治后期 ,孝宗明显趋于保守和消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