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梅村书写的“甲申之变”期间的社会状况及其批判

公元1644年的甲申之变,诚为天崩地裂之年代,明王朝为李自成所倾覆,崇祯殉国,不久清兵入关,中原易鼎。吴梅村在甲申之变期间所书写的关于他自身避乱、皇室悲剧,并对不忠将领以至于由清政权所造成的社会各阶层的艰难困厄做出批判。吴梅村之诗书写细腻真确,在正史之外,为我们提供了明清易鼎之际社会各阶层状况的另一幅图像。     

痛苦与超越：吴梅村的心灵痛史与以诗存史

明末清初的杰出诗人吴梅村,身历明清鼎革之痛和清初统治者的压迫之苦,在史家心态下,把悲悯情怀和愤怒心绪化为诗篇,以诗存史,见证和揭露了清军的掳掠与杀戮、清廷对百姓的盘剥压榨和对士人的威凌摧残,深刻而生动地存录了那一时代的民生苦难。其诗作抒写的苦难情结与蕴含的故国情怀,是一部心灵痛史,是那个时代广大民众和汉族士大夫心理历程和思想面貌的典型反映,曲折地表达了对清政权的不认同和对故明的怀念。     

吴梅村与卞玉京(上)

与“秦淮名妓”卞玉京的交往,是吴梅村一生中的重要经历,这一始聚终离的的个人事件,因为明朝的灭亡而具有了浓厚的悲剧意味。研究这一对才子佳人的交往,是研究吴梅村亡国后的心境,研究梅村一些重要诗歌作品的很好的视角。本文对卞玉京的生平作了介绍,对吴、卞交往的经过作了评述,特别是对吴梅村所作的有关卞氏的诗词作品作了解读,对于这些作品中所寄寓的亡国哀怨作了阐释。本文分两期刊出     

论吴梅村与岭南文化

由于吴梅村一生活动范围主要在江浙一带,故学界特别重视江南文化与他的文学创作之间关系,而对于他和岭南文化的关系则甚少提及。尽管吴梅村在世时很少涉迹岭南,但他的一些作品却牵涉到岭南文化,故探讨他和岭南文化的关系就显得相当重要。本文主要从他对岭南文化的吸收、创作、传播三方面进行了探讨,力求能从新的角度对吴梅村及其作品作出阐释。     

论吴梅村诗歌对岭南文化的书写与传播

清代著名诗人吴梅村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尤其是他诗歌的独特风格及其诗史特征更是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但对于他诗歌和岭南文化的关系,学界则鲜有论及。为了能从新的角度对吴梅村的诗歌作出新的阐释,因此,探讨他诗歌和岭南文化的关系就显得相当重要。     

论吴梅村诗歌的艺术特色

吴梅村诗歌具有三个重要特点：史诗般的宏阔场景和丰富内容,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精美绝伦的艺术形式,它们互相融合,形成了一种既激楚苍凉、沉雄悲壮而又缠绵凄婉、博丽精工的艺术风格。清人比喻为“女将征西,容娇气壮”。正是这种“容娇气壮”的独特诗风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确立了吴梅村在诗歌史上的不朽地位     

论吴梅村的早期诗歌

以往论者普遍认为吴梅村的诗风以明清易代为界出现过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易代之前，吴梅村只是一个“吐纳风流”的“艳才”，经历了鼎革之变，他的诗歌才变得激楚苍凉、风骨遒劲。实际上，吴梅村的早期诗歌在题材、诗体、艺术表现和意绪格调等各方面已然确立了相对稳定的个人风格，后来的诗歌创作不过是这种风格的进一步发展与强化。吴梅村的早期诗歌在其整个创作历程中的作用与地位是不应当被低估的     

试论南明政权抗清的性质

明清之际几个南明政权的抗清斗争,目的是为了维护部分汉族封建贵族的利益,企图复兴腐败的明朝,而且政治腐朽,对人民剥削苛重。其抗清只是阻碍了清代统一中国的完成和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与巩固,与当时人民的抗清性质意义完全不同,因此,应予否定。     

吴梅村部分七言歌行作期考

作者依据近年来搜集到的文献资料,考证了清初大诗人吴梅村部分七言歌行如《永和宫词》、《东莱行》等的作期,纠正了旧说的谬误。     

南明弘光政权速亡军事因素探讨

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随即清兵入关击退李自成,控制了北方。福王朱由崧在留都南京迅速建立弘光政权,将兵权集中于中央,加强南京防御体系,强化京师防卫。由于弘光帝兵权旁落,任将失察,导致四镇将领拥兵自重,形成军事割据势力。弘光朝实行“联清灭顺”的错误战略,武将文臣抵抗意志不强。四镇武将无意抗清,各自为政,内讧互攻自相残杀。近百万军队贪生怕死、不战而降,导致弘光政权速亡。     

《红楼梦》作者不是吴梅村——与《〈红楼梦〉作者新探》一文作者商榷

傅波、钟长山同志发表的论文《〈红楼梦〉作者新探》,提出《红楼梦》的作者是吴梅村。笔者详细考察了吴梅村生平、创作以及其所处时代,确认吴梅村不是《红楼梦》的作者。     

吴梅村是《红楼梦》原创作者吗?

从《红楼梦》的原文、抄本序文、书中批语、评语等里面,找不出否定曹雪芹是《红楼梦》原创者的依据;拿已被新红学家驳倒的旧红学家的观点,不加分析的拿来作否定曹雪芹原创权的依据,方法陈旧;卒于康熙十年的吴梅村没有看到康熙南巡,没有写《红楼梦》的背景;从吴玉峰、孔梅溪和棠村名字中推测“吴梅村”名字,牵强附会;从吴梅村的著作包括诗中寻求吴梅村“创作《红楼梦》的蛛丝马迹”是捕风捉影,等等。     

南明文人的返乡

怀古和望归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最普遍的两大主题,在中国的文化系统中,故乡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场所,是一个归宿的符号。顺治七年桂林失守后,永历朝廷中抗清失败的文人的返乡之旅,颇值得关注。方以智、钱澄之、王夫之等人的返乡诗,刻画了南明文人返乡的途径和心迹。在这批返乡诗中,南明文人展现了抵抗失败后各自潦倒、悔恨、自责、归隐、休憩、潜伏等心境。南明文人的返乡诗在对返乡复杂心境的描述上,达到了过去少有的细致和深度,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中国文学中返乡主题的认识。     

林大椿校勘明代吴讷《百家词》得失平议

林大椿《百家词》校勘本为当今吴讷《百家词》之通行排印本。林氏对《百家词》的主要贡献是他在历史上第一次对《百家词》的编者、编辑及抄录时代、体例等方面作了较为全面的考述,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其校勘本身也使错漏百出的原抄本变成一个可以披卷诵读的版本。其缺失在于林本并未遵偱传统的词籍校勘法附列校记,在《百家词》校勘中,面对不同版本的异文往往根据自己的理解改定,并且存在大量的随意变改完全没有其他版本依据的文字,这既违背林氏自己初定的《校勘标准七例》,更大大失却吴讷《百家词》原貌,如用之校勘他本词集,则殊不足据。     

论明以来叙事文学中的武举形象

文章选择小说、戏曲、宝卷、弹词、鼓书等叙事文学作品,分析其中的武举形象,发现武举多是作为背景人物静态出现,很少作为文学作品主人公,武举人物面目模糊不清,有文士化甚至女性化倾向。武举的出现使才子佳人武勇化,增加了侠义文学和武侠作品的情节,使这种类型互相借鉴、融合,丰富了文学叙事的类型。无论是纯属虚构还是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改写,文学作品还是透露出一种真实的历史、社会观念,即在文治社会下“重文轻武”的意识根深蒂固,文学描写的诸多事实或观念都可以在历史文献或现实社会中得到印证,所以它们是另一种“真实”。     

从短篇小说《灵机一动》看毛姆笔下的女性作家

20世纪早期英国女性作家在文坛上的地位已不可小觑,同时也令父权制度下的男性作家深感不安。在短篇小说《灵机一动》中,主人公福雷斯特夫人是专职作家,表面上她具有男性气质、创作多产且赞誉不断,实际上她被作者列为次等文人,她视丈夫为仆人与宠物,却最终被其抛弃。作家毛姆对此类女性形象含蓄、歪曲的刻画和嘲弄讥讽体现出他对女性、特别是当时的女性作家的反感态度,从而再次证明毛姆反女性的性别取向。     

明代前中期话本小说演变探微——从《五戒禅师私红莲记》到《明悟禅师赶五戒》

从<清平山堂话本>到"三言二拍",话本小说经历了由书会才人口耳相传到文人创作案头文学的发展过程,其体制、模式、思想、内容以及表达方式等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体现了话本小说从初创到成熟的过程.从微观的角度,以<清平山堂话本>中的<五戒禅师私红莲记>和<古今小说>中的<明悟禅师赶五戒>为例,探析话本小说的演变过程.     

陀思妥耶夫斯基:社会危机的预言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主题与现代派文学

19世纪中后期的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所表现的人与外部环境、人与自我、人与人的关系,反映出他对当时人类生存状态和命运的忧虑.这一主题和20世纪西方社会危机的衍生物--现代派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两者也有本质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