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时期东北与俄苏关系述略

张作霖与俄（苏）的外交关系是建立在相互利用基础之上的，二者不可能冲突大大；但张作霖与俄（苏）关系又存在着相斗争的一面，二者不可能真正诚意合作。俄（苏）一直对中东路问题抓住不放，对张作霖在东北的统治权益构成了严重危害，加之，张作霖对俄（苏）共产主义的仇视，使其在利用俄（苏）的同时，又采取抗俄（苏）反赤的政策。总体说来，张作霖在对俄（苏）外交上是“无所屈挠”的，也是比较成功的。     

论清末大众传媒视野下的反教思想变迁

近代大众传媒的出现,特别是甲午战后国人自办报刊的大量涌现与清末社会思潮的变迁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报刊传媒所透露的信息可以看到,在世纪之交各种思想起伏激荡之时,国人对西方传教的认识已较过往大为理性和深入.这一现象有助于揭示义和团运动后教案数量呈下降趋势的思想根源.以大众传媒的视角考察可以发现,报刊传媒的广泛兴起不仅为有识之士对教案的理性认识搭建了表达的平台,而且它所发挥的"能动性的倍增器"的作用,更使盲目反教所导致的危机和对国家自强的阻碍被更多的社会民众所了解.其传播效应,对清末国民的仇洋反教心理变化,乃至社会思想文化的变迁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鲁迅白俄叙事考论

1922年,鲁迅通过由尼采哲学参与形塑的思想视域,在飘泊到北京的白俄歌剧团演员身上发现了反抗“寂寞”的“强力意志”。而上海时期的鲁迅,已然身处白俄都市文化的包围之中,但却冷峻审视着这一颇具国际性的“摩登”,并深刻批判了国人隐藏在“摩登”深处的自恋与自欺。鲁迅猛烈抨击了那些狐假虎威、包藏“沙俄”遗毒的白俄巡捕,但对于包括《死魂灵》图画集藏书者在内的诸多俄国流亡知识分子,他却并未追随左翼风潮,将其视为颇具贬损意味的“白俄”,而是在中性的“侨民”意义上思考这些知识精英的政治与文化选择。而在1932年与“白俄系报”关于萧伯纳的论战中,鲁迅不仅将萧伯纳置于中国具体的革命时空中理解和接受,而且将萧伯纳所激赏的苏联亦视作伟大但仍需“拿来”的异邦。作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个独特的“他者”,白俄构成了有关西方、现代、历史与革命的多重镜像,而鲁迅正是在那些深刻关涉个人的思想转向,以及现代中国之社会变革、文化状况乃至革命走向的重要议题上,敏锐地发现了白俄对于自身以及国人独特的“唤醒”与“质疑”功能。     

俄苏音乐文化在战时首都重庆的传播（1937-1945）——以报刊为中心

俄苏音乐文化的传播，对中国革命歌曲的创作以及中国抗战音乐的发展产生过直接的影响。本文聚焦抗战时期重庆主要刊物，搜集、甄别、整理战时首都重庆俄苏音乐文化传播的相关文献资料，探查俄苏音乐文化传播在战时首都的关注重点和主要特点，探讨俄苏音乐文化传播对战时首都重庆抗战音乐发展的影响及历史意义，从而确立俄苏音乐文化在以战时首都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传播状况的总体认识。     

党外进步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探析（1919—1927）

五四运动爆发后至大革命失败之间的近10年（1919—1927）,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高峰期之一,而党外进步报刊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唯物论和辩证法、剩余价值学说、社会主义思想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体系的学理性阐释,对工人运动、革命、阶级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中共政策相结合的宣传,对苏俄革命建设道路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趋势的介绍等。进步报刊以较为客观中立的立场研究、翻译、引介马克思主义,并与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积极论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舆论场和覆盖面。     

民国初年政治报刊的共和想象及其纷争——以《民立报》为例

近代中国政治报刊以"主义"的宣传为己任,强化"喉舌"的身份意识。民国以降,以《民立报》为代表的政治报刊却呈现出"去政党化"的潮流,寻求独立的身份认同,以共和原理而不是政党意志介入政治纷争。同盟会(国民党)内部的激进党人则抵制《民立报》的共和范式,并就政治报刊与政党的理论关系展开激烈论战。随着"二次革命"的发生和"中华革命党"的建立,革命党内逐步确立不能容忍异己的政治文化,党报宣传强调绝对服从党义、纪律和领袖权威,报刊的党性原则得以再次确立。由于革命意识形态和袁世凯专制主义的双重挤压,以《民立报》《甲寅》为代表的政论报刊,或重返革命,或迅速停刊,揭示出逻辑说理的报刊范式在民初的挫折。由于政治上的挫折与幻灭,中国政治报刊很快集体拥抱激进,从"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文化意识上的"革命")来寻求社会问题的解决。     

川陕苏区报刊宣传事业探析

川陕苏区在艰苦斗争的环境中,坚持出版了数十种红色报刊,用以宣传党的思想和主张、鼓舞教育人民大众、团结革命进步力量。苏区的红色报刊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和完善的组织机构管理特点。针对根据地实际情况,苏区报刊做到了因地制宜与通俗易懂相结合,同时所刊文章内容丰富、目的明确。在充分发挥红色报刊的宣传革命思想主阵地作用下,苏区宣传工作取得了明显效果,革命思想广泛传播,红军规模急剧扩大,民众积极参加革命。最终推动了苏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项工作的开展,体现了文化宣传工作在革命斗争中的巨大作用。     

论吉长铁路的修建与维护路权的斗争(1902-1912)

20世纪初,为了进一步侵略东北,俄、日两国无视中国主权,先后觊觎吉(林)长(春)铁路利权.为维护路权,巩固边防,清中央政府、吉林地方当局以及吉林民众与俄、日展开了一系列的交涉和斗争.因出发点各异,他们在这一进程中表现出了不同的护权姿态.由于当局不能有效地团结民众力量,路权斗争的结果只是勉强维持了"中日合办"的格局.     

五四时期湖南进步报刊与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

五四时期湖南先进知识分子积极兴办报刊,将其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途径,爱国和革命成为当时湖南报刊宣传的主题。湖南进步报刊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主要大众媒介,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进步报刊主要有《湘江评论》《新湖南》和《湖南通俗报》。湖南进步报刊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积极传播新思想,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和进步书社联结成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使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为后期革命运动和湖南早期党团组织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理论与实践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从理论到实践的成熟期。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提出"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增强报刊宣传的党性"、"党性也是人民性"等一系列宣传工作的重要思想,在实践中坚持开放性宣传理念,注重宣传策略,使党的宣传工作成为革命总战线中一条重要的战线、一个重要的方面军。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分权制衡思想的发展与实践

实行宪政是现代国家的根本标志,宪政事实上是一种平衡机制。成熟的宪政不仅是各种对立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发展结果,而且本身就是使各种对立要素达成某种程度均衡的制度机制。宪政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平衡。而要实现这种平衡,分权制衡便是一种有效的手段。文章对分权和制衡这一制度的历史沿革作简要介绍,并剖析其对近代世界各国宪政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