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酬管制与国企高管行为 ——基于"不作为"和"乱作为"视角

如何合理设计国企高管的薪酬契约,形成对国企高管的有效监督和激励,一直是深化国企改革的重要命题,尤其是薪酬管制政策的实施是否会滋生新的机会主义行为值得进一步研究.基于2011—2018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2015年以来的薪酬管制政策对国企高管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政策实施后,管制前薪酬水平较高的国企,其经营业绩、投资规模和超额在职消费均显著降低.说明薪酬管制政策会提高国企高管"不作为"的倾向,但也会抑制国企高管的"乱作为".进一步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干预程度越高的地区,这种效应越显著.因此,政府在薪酬改革过程中应关注薪酬管制政策对管理层激励的影响,建议将国企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挂钩,避免管理层的"不作为".     

近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党内巡视制度研究述评

党内巡视制度作为推进反腐倡廉和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制度，已日趋完善，并发挥重要作用。近十年来，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党内巡视制度的研究成果较多，主要关注党内巡视制度的渊源、理论基础、实践运行及视角创新等方面。未来可进一步加强中共主要领导人党内巡视制度或党内监督的思想与实践研究，拓展民主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研究范畴、研究视角，加强巡视制度的长效机制等方面研究。     

任弼时党内巡视实践及其当代启示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任弼时在党的建设、青年运动、军队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等方面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任弼时不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倡导者，更是践行者，尤其作为中央巡视员，以及在党的六大前后留守国内参与党的全面领导工作和中央苏区工作期间，对如何建立党内巡视制度和怎样发挥其重要作用，进行了深入思考和阐释，并通过巡视解决了诸多问题，积累了丰富经验。研究任弼时的党内巡视实践，对于加强和改进新时期党的巡视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巡视制度建设

巡视制度是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巡视制度的确立、发展和完善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背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现实需要,也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必然选择。民主革命时期巡视制度作为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伟大实践,为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总结研究这一制度的历史贡献和经验教训,对新时期开展党内巡视工作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全面从严治党视阈下的党内巡视:困顿与探索

党内巡视作为自我监督“利器”,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发挥着重要的职能与保障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巡视在反腐倡廉、严明党纪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存在巡视制度不健全、缺乏“第三方”主体参与、巡视主体自我监督不够和巡视成果的运用率不高等问题。究其根源,可归因于理论研究滞后于巡视实践、巡视组成员来源单一、巡视对象特定化以及巡视双方信息不对称等。加强和完善党内巡视,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亟需从推进理论研究、健全巡视制度体系、探索“第三方”参与、加强巡视队伍建设以及提高巡视成果转化率等方面采取相应举措。     

薪酬外部公平性与高管过度在职消费行为后果分析——基于内部薪酬差距的调节作用

基于行为经济学视角分析了高管过度在职消费成因,并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2-2017年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薪酬外部公平性对高管过度在职消费行为后果的影响以及内部薪酬差距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薪酬外部劣势不公平会诱发高管过度在职消费,并削弱在职消费"效率观"表现,而内部薪酬差距可以抑制上述影响.在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状态下,优势不公平程度对高管过度在职消费和在职消费经济效应无显著影响,内部薪酬差距反会诱发高管过度在职消费,削弱在职消费"效率观"表现.     

基于公平偏好理论的国企高管薪酬管制研究

高管薪酬管制是伴随我国国企改革进程产生的制度设计,激励理论引入公平偏好理论又为薪酬管制提供了进一步的学理支撑。基于公平偏好的政府薪酬管制在我国国企高管薪酬确定过程中实际存在,这有利于政府部门提升社会公众公平认知、降低自身代理成本。与此同时,外生的薪酬管制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企业绩型报酬方案的实施空间和激励效率,可能导致更多在职消费,增加企业代理成本。国企高管薪酬管制可作为提升政府部门公平感知的一项措施,但归根结底,深化国企改革,加强国企监管,从制度层面上为合理的国企高管薪酬提供保障才是根本之举、治本之策。     

民主革命时期陈云巡视工作的内容与意义

作为中共早期革命领导人,陈云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党内巡视制度进行过积极探索和有益实践,对于发展党的基层组织力量、加强民主集中制度、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陈云在巡视工作实践中摸索出的巡视规律、形成的经验总结对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巡视制度做出了贡献,对我党现行的巡视制度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要切实重视巡视工作,不断完善巡视工作制度,巡视工作必须走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     

早期巡视制度对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历史贡献——以安徽省为个案研究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帮助指导下,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建立并不断完善党的巡视制度。这一制度在推进安徽早期党的组织建设,加强党内民主和廉政作风建设,有效地实施党内监督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百年演进及其动力机制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百年演进可分为四个时期，分别为创建探索期、调整动荡期、修复发展期、战略性安排期。1928年《巡视条例》的颁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正式创建。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没有被“中止”，也没有被“无形废除”，而是进入到探索调整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多种政治运动接连展开，运动式巡视应运而生。“文化大革命”时期党的巡视工作虽然受到严重影响，但并没有中断。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巡视制度进行了修复与发展，党内监督成为该时期巡视制度的主要功能。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已跃升为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总体来看，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在百年演进中实现了双重转向，即巡视模式由秘密式巡视转向运动式巡视，再转向制度式巡视。巡视功能由革命动员转向组织领导，再转向党内监督。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百年演进是外部压力、内部推力、主观助力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主观性与强调表达的本质、特征及关系

语言不仅是传递客观命题的工具,更是言者用来传递主观性的工具。首先,言者对命题的认识、对事件的态度、对语篇的立场构成了主观性陈述;当言者的主观性赋予话语某一部分在态度、情感、立场上的主体地位,使它们超越其他语义内容、获得凸显感知时,就形成话语中的强调形式。其次,主观性的核心参项可以表述为不具真值语义、体现言者立场的话语形式;同理,话语强调表达的核心特征可参照真值语义、句法辖域、语用意义三个维度。最后,强调表达与主观性表达是蕴涵共性关系,强调表达是主观性表达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观性是语言中更为优势、自由的概念,不一定总是表现为强调表达。      

从城乡一体到城乡分离——先秦至唐宋城乡关系述论

历史上的城乡关系经历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生分离与对立,又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相互依存联系密切,并将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共同协调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唐宋时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唐宋以前,城乡之间城乡一体的发展态势较为明显;唐宋以降,城乡关系逐渐分离并形成了"交相生养"的新型关系。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建国六十载“党政关系”的发展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党政关系发生了十分复杂的变迁,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的发展经历了从"党指挥政"到"以党代政"再到"以党领政"的发展历程.党政关系的发展最终使中国行政权力从党权中分离出来并呈现出逐渐扩张的趋势.     

现阶段的贫富分化及其对策研究

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 ,我国现阶段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贫富分化趋势。贫富分化既抑制效率 ,又损害公平 ,是阻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大隐患。只要我们始终把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加强宏观调控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就能够不断缩小贫富差距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党的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论抗战时期我党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党在干部教育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摸索出一条成功之路,为促进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其历史经验：一是党的高度重视;二是系统化的教育管理和行政机构;三是灵活、适时、科学的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四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精神和勇气。     

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消费者农产品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以可追溯鸡蛋为例

为了探究消费者的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购买农产品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390份辽宁省消费者购买可追溯鸡蛋行为的调研数据,通过二元Probit模型和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其影响因素,并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法,验证消费信心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信息追溯标签有较高信任度,其对可追溯鸡蛋的消费信心也相应提高,进而更...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略论明代的律、令、诰、例

明代法律多样,律始终占据法源主导地位,令、诰、例在明代不同的时期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与律相辅相成,弥补律之缺位,强化律之功能。明代并不具备产生判例法的充分条件,明例的修定与判例法也毫无相似之处,而是成文法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