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的三教和合与东亚社会

儒教、佛教、道教(或神道教)是东亚社会的三大基本宗教。在东亚社会的传播和演变进程中,这三大宗教既有冲突,又有融合。伴随着冲突—融合、融合—冲突的旋律,东亚三教最终走向和合。和合构成了东亚三教的基本内容和发展主流。     

儒家文化对东亚社会经济的影响

文化与经济从来都是不可分的,做为东南亚文化的主导,儒家文化对东亚社会经济的深远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借鉴日、韩等国在发展社会经济中对儒家文化的运用,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会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王国维的汉晋木简研究——兼谈与“二重证据法”形成之关系

王国维运用现代考古学的成果 ,结合《史记》、《汉书》等文献史籍资料 ,对汉代边塞和烽燧的考实 ,玉门关址、楼兰及海头城位置的确定 ,西域丝绸之路的探索以及汉代边郡都尉官僚系统的职官制度的排列等汉晋木简所涉及的一系列相关问题 ,逐一做了详尽的考释 ,博大精深 ,对后人裨益极大。由此他创立的“二重证据法” ,即“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 ,对 2 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仔细考察王国维的治学路径 ,这一方法实形成于他在日本期间 ,与罗振玉共同考释汉晋木简 ,写作《流沙坠简》之时。其后他又将此方法运用于甲骨文、金文和敦煌文书研究中 ,成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代巨擘。 2 1世纪历史学研究的趋势便是多学科交叉研究 ,尤其是将现代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相结合 ,这正是承袭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而来     

乘着书籍的翅膀

很小的时候。当我蜷在旧藤椅上．读泛黄的线装书．为书里的人物欢喜或者悲伤的时候。我就想过，这辈子，我所有的快乐。都将凝结于手中这一本本溢着香味的书里了。长大后。常常被问到一个问题：你理想中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要锦衣华裳吗？要佳肴珍馐吗？要花园豪宅吗？要宝马香车吗？……     

隋唐时期的东亚国际关系与政治制度

隋唐律令制度博大精深且积极向周边国家和地区辐射,以至影响古代朝鲜和日本政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不过,由于各国社会条件、历史背景等方面存在差异,古代朝鲜、日本等国虽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但仍保持着很多自己固有的文化特色。     

古代东亚外交圈的形成与发展

在人类文明史上,东亚地区是重要的文明区域,不仅有丰富多样的外交实践,也有极为宝贵的外交思想,形成对外交往的外交圈与文明圈。将历史上对外交流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做出系统的总结,是今天国家崛起对理论的需求,也反映理论研究服务于国家与社会重大需求的一面;坚持理论研究以社会发展作为深层次原动力的大方向,借鉴历史上成功的经验,采取继承和发展的态度,以古为今用的态度从容处之,是我们今天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在东亚国家关系面对新的形势的时候,汲取历史上有益的经验,是十分必要的。     

从演化的角度阐释东亚社会政策及其社会体系的变化

东亚社会政策分析有两种路径,一是通过对历史发展进程的描述来研究东亚福利体系,试图抽象出这些体系发展的一些普遍趋势;二是通过制度分析来揭示这些体系的特征。这两种路径都可能存在问题,因此倡导采用第三种路径即背景分析法来阐释东亚福利体系的发展。对东亚福利模式的研究应该从这些体系的政策演进的视角去理解,以期为拓展有关东亚福利的研究提供新的视野。     

从上博竹简看《论语》的编纂特点

上博竹简中有一批孔门七十子后学作品,将这些竹书与<论语>进行对照,可以看出<论语>的某些编纂特点.经过研究发现,今本<论语>中的孔子语录应该经过编纂者的节选、提炼和取舍,因此它既不能完整地反映孔子思想学说的全貌,也不能代表春秋战国之际的诸子散文水平.     

从上博竹简看《论语》的编纂特点

上博竹简中有一批孔门七十子后学作品,将这些竹书与《论语》进行对照,可以看出《论语》的某些编纂特点。经过研究发现,今本《论语》中的孔子语录应该经过编纂者的节选、提炼和取舍,因此它既不能完整地反映孔子思想学说的全貌,也不能代表春秋战国之际的诸子散文水平。     

《论语》与《旧约》的中西农牧社会德性观比较

《论语》和《旧约》均立足于中西古代以畜牧农耕为主的传统社会,其包含的契约精神与仁爱主张既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也是古代人民对和谐社会的向往与追求,对于中西当代社会的文明发展有着无可比拟的影响力,体现了中西伦理价值观形成的悠久历史与传统。在《旧约》叙事中,上帝给选民的应许之地意味着以畜牧业为主的古代以色列人终于可以结束颠沛流离的生活,也意味着原始农业的开始。于是,在这样一个生产力低下,生产关系简单的原始农业社会,上帝的言语行为无异于社会规范,并代表着自然法则,其与以色列人之间所立的契约也被等同于律书,并影响了古代近东各民族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但《旧约》在强调社会规范及其约束力的同时,却忽视了个人的内心修养和人性的塑造。与《旧约》同一时代的《论语》却恰恰相反地强调了个体修炼的重要性。孔子认为“君子谋道不谋食”,故而站在修身养性的角度提倡“克己复礼以为仁”,强调了本心修炼对礼和道的重要性。由此可见,《论语》和《旧约》蕴含的不同德性观与传统社会的农业发展和需求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的比较不但从根本上解释了中西传统道德价值观差异的历史文化根源,更是引发了当代社会对德性问题的追溯与思考。     

汉晋时期的中国“西南丝绸之路”

该文使用古代文献与考古资料结合,对汉晋时期“西南丝绸之路”的开通、路线、形成与路线特点、建设、商业活动,以及汉代成都地区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讨论。这条古道在西汉中期以前就已存在,但汉帝国直至东汉永平十二年(69年)才将这条道路全线开通。其基本路线为从成都经永昌郡(今云南西部)到达身毒(今印度)。当时在古道沿途大规模开凿道路,设置郡县治所和各种交通通讯设施,大量移民,屯军等措施来保证道路畅通与高效的通讯传递。当时古道上的商业活动可分为境内和境外两部分。境内主要在蜀地与西南夷地区之间,境外主要在蜀地与境外之间进行。     

汉晋政治中的有为无为之争

有为与无为之争,是汉晋政治哲学的重要问题.文章通过三个方面加以说明:一,王充以黄老为先导,以疾虚妄为宗旨,以天道自然无为为思想武器,对汉代谶纬之学的种种神秘附加施以总攻击,以期返回到恬淡无欲,无为无事的本来面目.二,魏晋玄学中名教与自然的斗争.郭象在贵无与崇有基础上实现了两者的调和:身在魏阙之上,心在山林之中;游外以弘内,齐一而逍遥.一切皆自然,自然的就是必然的,必然的就是当然的.无为哲学可以起到有为的作用.三,东晋时鲍敬言与葛洪关于有君无君的辩论.这场政治理论交锋,反映了当时君主骄奢淫逸,大量靡费社会财富;官吏加收赋税,百姓不堪重负的社会现实.无君论幻想至德之世,实际上是表达对当时政治的不满.葛洪对它的反击,发抒了儒家政治哲学的根本观点.     

"风痹"与"风疾"--汉晋时期医家对"诸风"的认识及相关的自然气候因素探析

"风痹"和"风疾"是两种不同的疾病,由于其病因均与风邪有关,汉晋时医家倾向于将两者归入广义的"诸风"病范畴.传统医学理论以"风"为外邪之首,强调自然气候、物候与人体疾病之间的密切关系.而受到此时期自然气候"风气"偏盛因素影响,汉晋医家对因"风气"异常引发的疾病也十分重视,其有关"诸风"病因病机的若干基本认识,成为此时期"诸风"疾病证治和用药原则的基础.     

汉晋河淮诗考述

河淮地区是汉晋时期文化最发达的区域,亦是诗歌创作最兴盛的区域之一。现可知120余位文士在此创作380余首诗。该地区又包括中原和齐鲁两个文化区,中原地区本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又是该时期大部分时段的政治文化中心所在,文士云集,故该地区是河淮地区最主要的诗歌创作地,占河淮地区诗歌总量的约九成。齐鲁地区是儒学发祥地,诗歌创作相对薄弱。河淮地区是赠答、咏史、咏物、咏怀等题材诗歌的重要发源地、兴盛地。对于汉晋河淮诗的考索分析,亦能为该时期诗歌史、文学地理等研究提供相关基础。     

先秦至汉晋时期土家族哲学的核心价值观研究

从先秦到汉晋是土家族处于民族形成的过渡时期,其哲学的核心价值观表现为在群己关系上的"质直好义",在天人关系上的"俗好鬼巫",在古今关系上的"我思古人",在族群关系上的"务在救时";在这一阶段还出现了"抱才而隐,乘机见用"的哲学家蜀才,其哲学的核心价值观表现为以社会实践需要释易,重视实效、适用,以分析卦爻象启示社会,凸显自己的政治情怀。     

两晋文人对汉魏乐府的接受

两晋时期,文人接受汉魏乐府的主要方式是在创作中进行模拟。两晋诗人共创作乐府诗230余首,表现出这样的特点：第一,依旧曲作新词;第二,接受汉乐府叙事诗体;第三,对汉乐府题目与内容相关之特点的接受;第四,对汉魏乐府内容、题材、风格等的接受。两晋诗人对汉魏乐府的接受为后代诗人拟作乐府诗提供了范式,并进一步推动了汉魏乐府的经典化进程,在乐府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汉魏六朝琴赋的音乐美学思想

目前对汉魏六朝的琴赋音乐美学思想之研究尚未充分展开。在这一时期十三篇琴赋的飞扬文采之中,包含着一些音乐美学思想,从中可以窥见汉魏六朝之际器乐审美思潮之概况,即材料选用与制作的“梧桐天性美”、演奏过程的“潇洒风度美”、赏析过程的“渐入佳境美”、艺术效果的“怡心养性美”、艺术感染力的“众物乐其美”等五大音乐美学风貌。     

佛教流行与汉魏两晋正史对佛教的记载

在汇集文献史料的基础上,分析了佛教流行对汉魏两晋正史佛教记载的影响。研究表明,东汉时期,佛教初传,影响很小且依附于中国传统的神仙方术,因此为官修纪传体正史《东观汉记》所忽略。三国时期,佛教渐趋流行,谢承《后汉书》和鱼豢《魏略》对佛教有了适当介绍,以助人们尤其是统治者对佛教的了解。由于当时人们只是将佛教理解为斋戒祭祀的一种,因此两部正史所介绍的主要是被视为神的佛陀的情况。此外,这一时期,佛教因势力有所增长而试图摆脱对道教的依附,从而引发了佛教与道教的斗争,这种情况在两书中也有反映。到了两晋,佛教迅速发展,最终引起了袁宏《后汉纪》的重视。但其对佛教的介绍和称颂有着浓郁的玄学色彩,这是两晋佛教玄学化和当时名士对佛教的理解的真实反映。     

汉晋文化思潮演进中的谯郡夏侯氏家族

汉晋时期谯郡夏侯氏的发展演进,与曹氏家族呈现出共生状态,但又与其时的文化思潮密切互动,彰显出自身独特的脉络。在曹魏建国的过程中,夏侯氏家族给予了曹操父子不遗余力的支持,同时也濡染了建安士风的通兑任达。曹魏时期,开国功臣及世代姻戚的地位使其门第渐趋贵盛,且随着学术文化蕴积的增厚,其门风也呈现出由尚武雄豪、通兑任情的将门风范向儒雅矜慎、博观艺文的世家气象的递转;正始时期夏侯玄在政坛中的众望所归以及士林领袖的风度雅量更使夏侯氏无可争议地步入了一流士族的行列。凭借在曹魏一朝的蕴积,即使经历了魏末司马氏对亲曹势力的打压,入晋以后,夏侯氏依然位列名族。夏侯骏、夏侯湛等后起之秀或在"朋党纷然"、崇虚贱实的政坛上独标一格,或在繁华竞逐的西晋文坛上以不同流俗的笔调叙写宗族亲情、抒发耿介之怀,承继了家族的磊磊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