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谏官制度

<正>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凡有所作为,励精图治的皇帝,都比较能够接受臣僚的规谏。早在西汉时,封建统治阶级为适应封建专制的需要,就设有散骑、谏大夫、专司谏争,东汉时称谏大夫为谏议大夫,这是隶属光禄勋的谏官。到了唐代谏官制度进一步发展,并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和完善的制度,使谏官在唐代维护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     

“庆历新政”时期的谏言

“庆历新政”前的谏官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进谏纳谏的记载可谓史不绝书。不过,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封建政权机构中并无谏官之设,《汉书·百官公卿表》里虽有“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谏议大夫”的记载,然而     

中国古代谏官制度研究

谏官制度是中国专制君主政体的构成部分之一 ,是值得研究的重要政治历史现象。自周代设“保氏”以降 ,各朝皆有谏议大夫等谏官的设置。谏官言事一是“廷诤” ,二是“上封事”。谏官的“特权”是言者无罪 ,谏官的职业道德是“宁鸣而死 ,不默而生”。谏官制度是专职监察皇帝的制度。其所以能绵延几千年 ,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基本属性所使然 ,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由帝王独断所可能造成的对王朝根本利益的损害 ,同时也迫使统治者采取一些有利于人民的进步措施。谏官制度的思想基础一是氏族民主制的古代圣贤思想 ,二是“以多物 ,务和同”的和谐理论观念。谏官制度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 ,谏官大多是“披腹心而效愚忠” ;谏诤是以帝王之“舟”免遭覆没为目的 ,以“忠君”为准则的 ;谏官大多没有好下场     

宋代台谏合一考述

“台”是御史台,“谏”是谏官。在前代,台谏职事不同,御史主纠弹百官,谏官主谏正皇帝,分职很严。而到宋代,御史得兼言事、谏正,谏官也任纠察、弹劾,开台谏合一之端,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一大发展。对此,前人也曾有论及,但皆未深入细究,多语焉不详。有不少问题如“言事御史”的问题,台谏职权混同的问题,“不相     

秦汉时期的秘书

三、汉代秘书工作内容 (一)文书工作 决策和谋议 刘邦在起义过程中和建立汉王朝之初,都比较重视谋臣的作用,制定大政方针注意采纳各种有益的意见。如听取郦食其计取陈留的建议,娄敬提出入都关中与“和亲”的意见等。 汉代对政事的谋议主要是大夫的责任,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等,武帝元狩五年初又置谏大夫,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为光禄大夫。大夫、议郎皆属光禄勋,大夫的级别比博士要高。主莽时增置中散大夫,与谏议大夫,议郎同级。“凡大夫、议郎皆掌顾问应对”(《百官志二》)。光禄大夫地位最高,仅略     

南宋词人刘德秀小传辑补

南宋词人刘德秀,《宋史》无传,清陆心源《宋史翼》亦未之补。《全宋词》刘氏小传因属草创,故较简略,兹辑补其未备者若干事：德秀自号退轩。曾任桂阳军学教授。孝宗淳熙十年,已知长沙县。十二年,已知湘潭县。约十五年至光宗绍熙元年,四川制置安抚使司参议官。三年八月,已知重庆府。此后,曾任大理寺主簿。五年七八月间,已任大理寺司直。五年八月至宁宗庆元元年四月,监察御史。元年四月至二年正月,行右正言。七月起,兼侍讲。至迟此年十月,阶官已至朝奉大夫。二年正月,除右谏议大夫。至迟此年十二月前,仍兼侍讲。三年二月,犹在右谏议大夫任。至迟此年七月,已官兵部尚书,仍兼侍讲。至迟此年八月,已官殿中少监、兵部尚书。四年四月,兵部尚书、兼实录院修撰。九月,吏部尚书,仍兼实录院修撰。五年七月,出知婺州,贴职已至宝文阁学士。六年,犹在婺州任。此后至嘉泰二年十一月前,龙图阁学士、四川安抚制置使、知成都府。此后至开禧元年四月,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抚使。四月至九月,太中大夫、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进爵郡公。以病乞去,九月,除资政殿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     

《淮南子》论“谏”及其思想内蕴

"谏议"是专制君主政治的重要内涵之一,秦汉时期的《淮南子》对此有着深刻的反思和认识。《淮南子》认为谏议对统治者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政治上能矫正君失,和辑君臣,促进王朝稳定发展。《淮南子》反对刚愎自用,拒谏妄为,主张统治者应理性求谏、善于听谏和积极纳谏,对自身政治行为有所约束和调控,构建良性的君臣关系,实现"圣王"之治。《淮南子》论"谏",在政治哲学上,受到黄老道家的决定性影响,而在政治权术上,道、法思想则有所相通;与道、法相比,儒家的思想影响略显逊色。《淮南子》论"谏"不仅在秦汉道家中最为深入,而且也成为西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谏议思想之一。     

北宋前三朝台谏制度述论

宋代台谏制度是我国中古时期颇具特色的政治制度。所谓“台谏”，乃御史（御史台官）与谏官（两省谏官、谏院谏官）的合称。自秦、汉以来，御史为监察制度的主要执行者，而御史台是一个纠弹百官、肃正朝仪、鞫治诏狱的事务丛脞的职能机构；谏官职在规谏人君、议论朝政得失...     

北宋仁宗朝谏议文学管窥——以奏议文体为例

仁宗朝是整个北宋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顶峰时期,也是社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非常严峻时期,谏议制度在此达到完善阶段。在内外忧患的时代背景下,文人的谏诤意识空前加强,谏议文学随之大为兴盛,使文学的政治功能得到空前加强。由此,本文试图以奏议文体为例,从谏君主治国、用人、冗兵三个议事范围,对仁宗朝的文人谏官基于社会现实所折射出的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怀进行论述,由此对北宋仁宗朝谏议文学做初步探究。     

述论清代甘孜藏区的设治特点及演变状况

清代,中央政府视甘孜藏区为"内属区域",采取内地民族地区的管理方式,"流"(官)主"土"(司)从而实施统治。雍正初年,清政府划分川、滇、藏三地界线后,设立雅州府打箭炉厅,驻扎军队,派遣官员及将领,封土司委土目,施以管理。稍后,清政府设立三处粮台,粮务委员监控地方,加强统治。清末,清政府改土归流,废土司建官府,改造基层,拟建西康省,彻底"内地化"。清政府在甘孜藏区的设治特点及演变状况说明所谓"大藏区"是不存在的,中央政府依据藏区实际、沿袭传统,因俗而治,分区管理。     

西汉中垒校尉职掌考辨

<汉书>记裁中垒校尉"掌北军垒门内外掌西域",颜师古解释为:"掌北军垒门内,又外掌西域",而王念孙则认为中垒校尉"掌北军垒门内外,掌四城".近年,随着西汉文献资料的整理以及考古资料的出土,颜师古的论断得到了证实.     

典范初成:西汉儒学文献的发展与演变

西汉是儒学文献体系初具的时期。一方面因惠帝"除挟书之律"、武帝"置写书之官"、成帝遣使"求遗书于天下",前代经典文献大量复出,为后世形成"七经"、"九经"甚至"十三经"打下了文献基础,也为汉世"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准备了条件。另一方面,由于重儒和五经博士设立,儒家经典传授形成固定模式,大量解经文献涌现,在先秦旧有"传记"之外,西汉产生了许多反映经学"家法"的"章句"文献;也由于儒学及其经典得到重视,西汉还产生了神化儒学的"谶纬"文献。章句和谶纬在西汉曾经盛行一时,但终因太过曲学阿世和唯利是趋,而缺学术价值和传世价值,最终都退出历史舞台,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论宋哲宗至高宗时期之台谏制度

宋代台谏制度发展到仁宗时期,形成了建员少、事权重、选择精的三大特点。本文仍从这三个方面,就哲宗至高宗时期的制度变化及实施状态进行考察。其结论是,此期台谏建员少、事权重的特点并无根本性变化,但选择精的传统却未能坚持,台谏官入选的资格要求被彻底放弃,皇帝亲除之制也演变为宰执拟除。台谏选任之制的变化,为宰辅控制台谏并进而操纵时局开了方便之门。至秦桧独相,本为加强皇权而设的台谏已完全成了他的工具,天子的“耳目之官”成了他的爪牙,台谏制度权力过高的隐患至此暴露无遗。     

中国古代御史、谏官制度的特点及作用

中国古代御史、谏官制度的特点及作用宿志丕中国古代监察官的设置源于先秦时期。周官有小宰“掌建邦之宫刑，以理王官之政令，凡宫之纠禁又其任也”［１］，宰夫“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掌其禁令”［２］。伴随西周君主权力和等级制度的确立，...     

关于《史记》与《春秋》关系问题的几点思考

传统观点认为:<史记>继承了<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之精神,司马迁是以孔子第二自居的,故<史记>是第二部<春秋>.这种现点的偏差在于:既没有考虑到春秋与西汉两个时代社会政治形势的巨大差异.也没有顾及到司马迁与孔子千差万别的个人经历.孔子对春秋"乱世"无能为力而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通过"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来达到"祖速尧舜,宪章文武"之目的,其着眼点在来世;而司马谈发凡起例的<史记>之创作目的一为"宣汉",二为整合学术,为西汉统治者"献治安策",以适应西汉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其着眼点在当世.     

唐宋中央监察制度变迁初探

唐朝创立御史台三院制、御史六察制,宋朝御史台三院出现合并趋势、六察制发展;唐朝谏官隶属于中书省和门下省,宋朝谏官逐渐脱离中书省和门下省;唐朝御史、谏官职掌分明,宋朝出现了台谏合一;唐朝门下省主封驳,宋朝给事中地位提高,逐渐脱离门下省。唐宋中央监察制度的这些变迁对元明清各朝产生了重要影响,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央监察制度前后两期的分界线。     

宋仁宗朝士人谏官情结的文学再现

宋仁宗朝谏职成为士人获得升迁、出任宰执的绝佳渠道.谏官可与宰执相提并论,已是具有较高地位、广泛参与国事的要职.任谏职成为仁宗朝士人心中的一段光荣经历,甚至上升为一种谏官心理情结.曾任谏官的士人通过文学作品对其谏官生涯进行追忆,是他们谏官情结的文学再现,带有自信、自豪之情.     

秦汉帝王顾问官制度

秦汉建立了君主专制体制下的顾问官制度,帝王依法在自己的周围设置了太中大夫、中大夫、谏议大夫、光禄大夫、侍中、中常侍、散骑常侍、议郎、给事中、博士等一批顾问官,皆为皇帝钦定,临时差遣,大多为兼职,无办公衙署,在宫廷内或宫廷附近"待诏"或值班,位卑权重,出入禁中,侍从帝王,随时听候帝王的咨询。帝王通过"召对"、"论议"、"集议"等形式,广泛咨询顾问官的意见,充分发挥顾问官的"论思献纳"、"拾遗补阙"的职能。秦汉帝王顾问官还奉诏出使,赈济灾民,班宣风化,举实臧否,了解民情社意,为帝王提供决策信息;又精研儒家经典,撰写历史著作,整理图书文献,探讨历史发展规律,为帝王决策提供政治智慧。秦汉帝王顾问官制度加强了行政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保证帝王既"兼听"大臣意见,又能"独断"大政,使君主专制政体下的权力运作正常有序进行,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帝王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而且极大地影响了秦汉以后君主专制体制的完善和发展。     

明代内官第一署变动考——以郑和下西洋为视角

明初内官监为内官第一署,后其地位为司礼监所替代。对于宦官制度的这一重要变动,学界一般认为是司礼监地位的提升。然而,却显然没有考虑到内官监沉降与司礼监上升的互动关系。永乐初年作为内官监太监的郑和,具有内官第一署长官的显赫地位,其在下西洋决策中的作用应该重新审视;解析内官监职掌,说明下西洋与迁都北京有着直接关联,而持续28年出使海外,为宫廷取宝是下西洋主要目的,内官监的采办职能由此凸显;而后郑和守备南京,内官监的营建职能凸显,形成了由近侍主管到职掌营造的转变,乃至后来内府工部的定位。下西洋导致了内官监疏离内廷中枢,成为其内官第一署地位丧失的关节点。     

论西汉前中期的“过秦”思潮

西汉前中期,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次历时较久的全民性的历史大反思,学术界称其为"过秦"思潮。这种思潮主要经历了从"论秦之过"到"倡汉之功",从"攻守之势"到"君民关系",从"法术治国"到"崇尚黄老"的三次转变,深刻地影响着西汉初年的政治格局、思想文化,其意义深远,对于当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不乏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