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话语的媒介生产与国家形象建构

当下,建立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上的传播行为,是一场话语生产与权力争夺的较量,是中国在综合国力渐增后试图获取更多国际话语权、建构良好大国形象的新尝试。本研究以《人民日报》"一带一路"报道为样本,从文本视角和语境视角对其进行话语分析。研究发现,"一带一路"话语历经媒体"家国同构"与"天下大同"的模式化生产,已成为中国形象的重要话语标识,媒体以"一带一路"话语为载体,企图建构身份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助力于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     

《资本论》价值概念的“术语革命”——经济范畴的存在论意涵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是以对商品的价值概念的分析作为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起点的。其价值概念与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原为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关的纯粹定量的经济范畴的价值概念具有不同的内涵。首先,马克思在对李嘉图的“价值唯实论”和贝利的“价值唯名论”的双重批判中,对价值的性质和内涵进行了重新考察,实现了价值概念的“术语革命”。其次,马克思将价值概念理解为一种“历史性”的范畴,通过揭示现代商品社会劳动取得社会形式的特殊方式,从而揭示和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本质。第三,马克思将价值概念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对价值生产过程中的人受资本统治的异化状态进行了揭示和批判,由此构成了《资本论》价值概念深刻的存在论意涵。     

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挑战、机遇及实践路径——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体布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科学把握世界大势的前提下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为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奠定了总体布局。不过,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对外传播过程中也面临着现实的外交话语挑战,即话语权不足、传播能力较弱、国际认知错位、西方国家依旧主导着国际话语体系等困境。但是,中国国力的不断提升、国际局势的多元化发展,也为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机遇。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体布局下,通过坚持中国模式的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来不断完善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     

马克思的“类”概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类”概念是马克思早期分析人类社会的重要范畴之一，这一概念科学地描述了人的类本质与类生活、人与自然以及他人的类关系等重要内容，这些重要内容与当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有诸多契合之处。面对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以及世界形势变化带来的各种挑战，从“类”概念的角度深入思考社会现实中可能呈现出的各种异化状态对于反思与扬弃这些异化，达成人的自由与解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人类社会的进步与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一带一路”话语体系构建

作为应对全球治理困境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蕴涵着人类社会价值重塑和实践重构的双重使命。"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构建"一带一路"话语体系是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诉求的话语实践,始终围绕着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旨义、建设"五个世界"实践目标和构建立体化的传播路径而展开。"一带一路"话语体系构建是推动全球治理话语体系变革的中国探索,对有效促进中国在全球治理变革中的国际话语权提升和"一带一路"实践进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儒家“革命”话语与20世纪中国的激进主义

在封建社会 ,因为没有对统治者弄权行为予以制约的机制 ,因而儒学思想家们提倡的“仁政德治”只能是空想而已 ,面对当时的政治现实———昏君恶政 ,儒学思想家们又提出了“造反有理”的“革命”话语 ,以致使社会陷入非理性的盲动的“革命”实践 ,正是这种文化思潮导致了本世纪初期中国激进主义的思想情结。     

西北民歌“花儿”助推民族共同体现代性话语建构

民族共同体现代性话语经过长期历史积淀形成并普遍存在于中华民族文艺发展过程中,集中体现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民族文艺中的不断生成发展,亦证明了民族文艺发展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意义。西北民歌“花儿”充分印证了中华民族具有的共荣观,表达了中华民族间“多与一”的辩证关系。这种通过共享互鉴到共荣进而催化民族文艺整体性中呈现丰富性的态势,成为当代民族文艺助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生动见证。     

“新启蒙”及其限度——“八十年代”话语的来源、建构及革命重述

"八十年代"存在一种"拨乱反正"的冲动。重启被一度"中断"的启蒙成为知识分子的核心诉求,而重识"五四"并获得一种新的理解和叙述近现代中国史尤其是知识分子思想史的方式,为现代化提供可能的思想文化路径,就构成了所谓"新启蒙"运动的共识。李泽厚发表于1986年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之所以获得广泛认可并占据某种"元叙事"地位,很大程度上就因其内在于这一新启蒙共识。这一点也为其后的知识产权论争所证明。李泽厚对"五四"的重识,对"启蒙"的重释,对"救亡"的重构,大抵以"文革"后党内重要决议为前提和限度而进行思想史重述,只不过更借重西方启蒙思想的资源,但其将"救亡"与"传统"或"封建"等负面价值相勾连,却"再生产"了一种新的理解和叙述"革命"的方式。     

论中国学术话语的当代建构——基于历史进程的视角

"学术话语"(Academy discourse)一般是指构成一种知识体系的语言文字形式的概念、术语、范畴和文段(text)。学术话语的建构历程反映了人类走向理性的过程。中国学术话语的建构经历了四个阶段,每一阶段都体现了其时思想体系的变化与发展。从中可以看出,一种学术话语的形成、丰富和发展,离不开与其他学术话语的对话、交流;学术话语权力不一定以经济的强势为标志,文化软实力在一定程度上更能体现学术话语的权力。建构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需要从概念、术语、范畴、思维方式、理论思辨、思想文化等方面入手,通过涵化和濡化的方式,形成既适用于全球化的学术交际,又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     

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启示

"真正的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在深刻揭示人的本质与批判虚假的共同体的基础上,提出的关于未来社会组织形式的理论学说。现实的人是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逻辑出发点,自由人的联合体是其本质,以公有制为前提的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是其物质保障,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是其价值旨趣。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创造性继承与发扬。真正的共同体思想对当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主要表现为共同富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奋斗目标,公平正义是其价值追求,和谐世界是其本质要求。     

“十七年”儿童文学中的革命话语叙事

“十七年”儿童文学充满了革命话语叙事。“从落后到转变”成为最常见的成长模式。针对儿童在学校、家庭和少先队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个人行为，如个人与集体的冲突和儿童自身的缺点，从正面直接对儿童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育。     

“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传播困境及突围策略

人类命运共同体,由话语到行动,由倡议到共识,由呼吁到引领,基于话语出场、话语丰富、话语深化三阶段,层层递进深化,逐步生成“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丰富意涵。从话语意涵看,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诠释了中国对“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美好设想和伟大构想,体现为对话性和协商性、共建观和共享观、合作观和共赢观、交流性和互鉴性、绿色观和低碳观共5个方面的有机统一。从话语传播实践看,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主要面临文化思维差异与偏执、西方话语预设与框定、西方话语污化与扩散、话语权与话语体系薄弱等传播困境,须通过深化中国话语的学术研究,强化话语传播的顶层设计,扩展话语传播的平台渠道,构建话语传播的协同机制,做好话语传播的叙事融通,夯实话语传播的实力基础等举措来彰显中国话语深厚意蕴,增强中国话语国际声音,提升中国话语国际认同,推动中国话语落地进程。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原创性及其世界性意义 ——"公共性时代"的哲学自觉及话语建构

现代人生存和生活于其中的时代,是一个"公共性的时代".以全球公平正义和美丽新世界为导向的公共价值的普遍自觉、基于宇宙大化之道与人伦生命之理的自觉领悟与践行所形成的世界公民风范,以及面向全人类公共利益和共同福祉为核心关切与指向的集体行动等,都是对这个时代特质的确当性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是对21世纪"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难题的理性觉识和理智回应.在理念型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新的实践公共性生存信念的现实化,所承诺的是一种文明转型新时代多元主体并生共在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一种不同的民族国家都应该平等享有的生存、发展与交往的普遍权益,一种全球范围内针对财富占有和利益分配上的公正性诉求……其涵义所及,囊括了生态的、经济的、政治的、思想文化的,以及社会共同体等在内多方面的丰富内容,彰显了"后全球化时代"化解生存风险和非确定性难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卓越性、超前性及引领性.     

“十七年”儿童文学中的革命话语叙事

"十七年"儿童文学充满了革命话语叙事。"从落后到转变"成为最常见的成长模式。针对儿童在学校、家庭和少先队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个人行为,如个人与集体的冲突和儿童自身的缺点,从正面直接对儿童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育。     

软实力视角考量下的“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可以分为本体论层次的“中国模式”和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本体论层次的“中国模式”表征了中国崛起是一种硬实力的崛起,而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则意味着中国崛起是一种软实力的兴起.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是读懂中国、破除“大国崛起困境”的一把钥匙.文化是文明社会的精髓,欲对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有真正的见解,文化的视角不可或缺.基于国家软实力的视角考量“中国模式”及其未来,中国将以“和平啒起的大国”、“文明复兴的大国”、“掌握话语权的大国”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     

人民、国家与世界:中国视角下的外交伦理观——建构中国国家软实力的另一维度

当前,西方国家已将外交伦理视作提升本国国际影响力和国家软实力的有效工具。本文拟从"软实力"的视角出发,通过理论梳理和案例分析,总结中国外交实践对于人民、国家与世界的伦理阐释,认为中国与西方在制定外交政策时的伦理依据存在着显著差异,且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中更具代表性。本文提出,重视总结中国视角下的外交伦理观,能够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争取话语权提供镜鉴,也是中国建构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维度。     

多维度视角下的新时代中国对外援助

进入新时代,中国在继承对外援助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探索和创新,形成囊括多层面、多维度,具有中国特色与世界先进性的援助观。在开展对外援助的过程中,中国始终坚守援助的本质,坚持"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和"正确义利观",追求主权与利益的谐和;努力实现援助的目标,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建"命运共同体";适当调整援助的力度,坚持中国国情与发展中国家实际需要的紧密结合;积极发挥援助的功能,提供区域和全球公共产品;本着"真实亲诚"的理念推进对外援助事业,做出国际贡献。中国积极开展对外援助不仅体现了中国的国际责任感和道义感,更展现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大国风范和大国担当。     

国内“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综述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高度重视。虽然国内学者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内涵、特征、面临的挑战、构建路径、价值定位等多方面展开研究,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需要国内学者加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国际领域的研究,突破以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研究方法,深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研究。     

习近平对中华“和合”思想的运用与发展——基于外交工作的考察视角

"尚和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追求的理想境界。习近平总书记对此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中多次阐述,特别是将其创造性地运用于外交活动方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和合"外交思想:一是用中国传统的重"和"思想丰富和平发展思想与"和而不同"思想;二是把中国传统"合"的思想发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合作共赢思想。这可以说是对中国传统"和""合"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民族国家话语焦虑与“新民”视野下的“英雄”想象——以报刊史料为中心的讨论

创建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作为晚清"现代性"的中心内容其重心落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主体即"新国民"上。对于这样一个未知的"主体"的寻找"、想象"与构造,折射出近代以来尤其是晚清知识分子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由于本土话语资源的缺失造成的焦虑。"侠"与"英雄"的想象,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被重新启用,而"启用"并不意味着简单的"复活"与"复制",而是意味着在新的"时势"下加以"重构",淬厉"其"旧",采补"他"新",后者构成了"英雄"想象的"现代性"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