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天津商会改选纠纷与地方政府应对之策

1934发生的天津商会改选纠纷,缘于天津同业公会对商会的多年严重不满,主动向商会发起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可视为同业公会力量壮大之后制衡商会规范运行的一次重要行动.面对同业公会的公开责难,天津商会严词反驳,并将改选不断拖延的原因归结为同业公会不配合,致使纷争愈演愈烈.天津党政当局在此情形下不得不出面调解这场纠纷,但纠纷仍延续长达半年之久,对工商业发展不无影响,一部分同业公会也改变态度盼望尽早结束纠纷.直至1935年1月底才在党政当局主持下,依照国民党中央新颁发的人民团体整理办法对天津商会进行整理和选举.透过此一案例,对主动或被动卷入纠纷的商会、同业公会、地方党政当局之复杂历史面相均可获得重新认识.     

江苏省安徽商会在宁成立

5月29日,江苏省安徽商会成立庆祝大会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全国徽商精英汇聚金陵共谋发展。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连松、政协副主席王鹤龄,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祥国、政协副主席罗一民等参加庆祝大会。江苏省安徽商会的成立,旨在团结在苏投资兴业的皖籍企业家,弘扬徽商精神,凝聚徽商力量,合力共谋徽商新发展。商会的第一届一次会员大会,选举了知名"徽商"苏宁环球董事长张桂平任创会会长,雨润董事长祝义材、苏宁电器副董事长     

清末商会商事纠纷调处的规范化

调处商事纠纷是中国近代商会的主要职能之一。与以往的民间调解不同,清末商会调处商事纠纷的职责明确,有固定的常设机构,并制订了专门的理案规则,理案程序规范。清末商会调处商事纠纷的规范化发展,使商会理案成为优质的民间司法资源,并在民国时期改组为商事公断处,纳入了国家司法改革的法制化轨道。     

抗战胜利前后李先良与青岛市商会关系的演变

为适应抗战形势的不断变化，国民政府重建了青岛市政府，并任命李先良为代理市长。为了解决经费问题，李先良通过武力威胁迫使部分商会成员对其进行暗中援助。抗战胜利前夕，商会会员为自己前途计，选举出以李先良指定的人员为主的新一届商会委员会。抗战胜利后，按照国民政府的接收计划，青岛市商会被纳入以市长李先良为首的青岛市政府的管理体系之中。为了达到“把握商会，控制商人”的目的，李先良采取各种手段试图将商会控制在自己手中，为其长期盘踞青岛积蓄力量。但是面对国民政府的政治压力，以及商会因内部矛盾陷入瓦解的窘况，李先良不得不委派专人组成整理委员会，对商会进行整理。抗战胜利前后李先良与青岛市商会关系的演变，反映出这段时期四股势力之间的明争暗斗，更体现了李先良对商会的强大作用。     

成都商会组织的缘起与发展

商会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出现的联络商众、传达商情、发展商业的社会经济组织。我国商会的出现不是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 ,而是由政府倡导设立的。 190 4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 ,要求在商务发达的地区设立商会 ,从此开始 ,商会在全国各地兴起。本文即探讨成都市商会组织的由来、初步发展及其作用。     

民国时期商会自身的现代化(1927-1937)--以苏州商会为例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商会在组织和观念两方面加速了现代化的进程。首先,在全国范围内重整了商联会,以应对国家对商会的控制;其次,各地方商会相应进行了改组,由议董制改为委员制;最后,在思想观念方面亦重视更新。但由于商会自身背负的封建包袱及强势国家的控制又阻碍了它们发挥作用,商会成为中国现代化失败的承担者。     

常州商会的现状和发展策略研究

随着常州市民营经济的发展,商会不断增加。但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法律法规欠缺,法人机构不健全,政府与商会职能不清,商会的代表性、自律性、服务性和协调性都存在不足,商会的内部运作机制不完善等诸多问题。文章在分析常州商会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常州商会的发展应致力于推动相关制度的完善,健全法人机构,加强商会自身建设,完善内部运作机制,推进商会秘书长职业化,对异地商会与行业商会应进行差异化管理等。     

国家与社会视野下的清末民初商会仲裁制度

近代以来,传统中国的帝国秩序逐渐走向崩溃,国家与社会力量不断调整。清末民初政府有意识地培育了商会及其裁决职能,以应对司法体系在解决商事纠纷方面的不足。对于商会裁决,政府采取鼓励与限制并行的方针,在推动商会实现其商事裁决职能的同时,又力图避免其权力扩张对国家权力的侵夺。在实践中,商会与官府密切合作,但由于国家权力的主导性,商会裁决始终处于依附和辅助性地位。商会裁决更多地体现了近现代仲裁性质。清末民初仲裁制度的兴起过程,显示了政府与社会团体之间的彼此博弈、相互依存与合作,同时也体现了当时弱势国家、专制政府的选择和仲裁制度发展的规律。这一历史进程对当代仲裁制度的发展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保定商会问题研究述评

商会史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随着《保定商会档案》的整理出版,学界对保定商会的研究逐渐兴起。有关论著既有对不同时期的保定商会进行阶段性的研究,也有对保定商会具体问题的研究。本文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和梳理。     

济南商会的历史演进及其启示

历史上济南商会的产生有顺应当时时势的大背景,而济南自开商埠极大地促进了商会的发展。在商会存续近50年的时间里,恰逢中国社会变迁的非常时期,济南商会与中国其他地方的商会一样,也发挥了不容抹煞的积极作用。面对我国当前的社会变迁,回顾这段历史,至少有以下启示:一要依法确立商会的地位,二要加强商会自身的组织建设,三要正确处理商会与政府的关系。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译者的风格意识

在翻译的过程中,作家的风格是可译的, 为了得到最佳的译文效果,译者必须具有强烈的风格意识.文章分析了在翻译实践中,特别是在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中,译者的翻译观点、目的以及采用的翻译手段对其译文效果所产生的影响,并且指出虽然受到原文的限制,译者也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选择符合自己口味的文本,并以原文风格为基础,追求与之相适应的译文.     

略论行政人格评价机制创新

作者认为行政人格的不如人意,确实正在严重地蚀解着政府在群众中的信誉。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公务员人格评价机制实现创新。创新的要件是形成多向性的、公众可参与性的全面的评价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