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华文文学中的留学生题材小说──以於梨华、查建英、严歌苓为例

美国华文文学由生活在美国的以华裔为主要构成的作家群和他们用华文为书写载体所创作出来的作品所构成。美国华文文学中的留学生题材小说,指的是美国华文文学中的那些以留学生生活为创作题材的小说。通过对於梨华、查建英、严歌苓这三位作家在“内容”上（由展示表层的受挫经历,到深入的历史文化思考,再到普遍的人性探寻）和“形式”上（由情绪叙述,到冷静叙述再到洒脱叙述）的发展过程的考察,可以大致勾勒出美国华文文学中留学生题材小说在主题上不断深入和技巧上新质迭出的历史轨迹。     

身份建构中的历史叙事——以白先勇、严歌苓两代移民作家的历史叙事为例

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白先勇和严歌苓,是北美新老移民两代作家的代表人物,他们以历史叙事的方式来展现各自不同的故土记忆,并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形态:建构历史的使命感与解构历史的现实感、演绎历史的轨迹与边缘立场的书写。从作家的身份出发,探索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和历史叙述方式形成的不同创作风格以及由此呈现的族性书写的多样性。     

严歌苓新移民小说叙事的人称机制和叙述视角

新移民文学是世界华文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严歌苓是美国新移民作家的突出代表,其作品创作视野开阔,创作主题丰富。就小说叙事的人称机制而言,严歌苓使用较多的是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她创作的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多采用叙述者的回顾性视角与体验性视角交替登场的叙事模式。相比第一人称叙述,第三人称叙述具有更大的叙述空间。严歌苓对全知视角和固定式人物有限视角的运用娴熟自如,其作品因此而呈现出叙述视角和人称机制灵活多变的特点。     

元小说叙事结构与主题探析

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最杰出的作品《金色笔记》,不仅体现了一个时代的风格,而且表现出一种时代精神。《金色笔记》的叙述结构采用了元小说叙事策略。该小说描述了20世纪50年代女性的生存状况和所面临的困境,并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来展现主人公安娜的生活。《金色笔记》的叙述结构看似凌乱、支离破碎,实际上非常严谨,而这恰恰烘托了从分裂到整合这一主题。对该小说的形式和内容进行分析,分析作者如何通过不同的叙述方式来安排相互贯穿与映衬的故事情节。从分析主人公安娜创作的笔记入手,领略其独特的自我叙述模式,从而揭示从自我分裂到整合这一深刻主题。     

生命的移植——论严歌苓新移民小说的思想资源

严歌苓的新移民小说,无论是其身份建构、题材拓展,还是叙事策略、文化视野,都体现了她对中西方文化思想的整合、融会:以精神分析心理学为灯来探测人的隐秘心理、以移民视角为坐标来观照文化差异、吸取普伊格的同性情谊和奥涅尔的地母形象来拓展人性体验的维度,而中国传统的性善论思想则是其不变的内核,正是这种对多种文化思想资源的吸纳,才使其作品呈现出和同时代的大陆本土文学迥然不同的风貌、神韵.对严歌苓新移民小说思想资源的具体梳理,既有助于我们探寻其创作演变轨迹的内在理路,又能使大陆作家从中获得某些启发.     

新世纪欧美新移民小说中的“东北叙事”

在欧美新移民小说中,除一定规模化的"上海叙事"和"温州叙事"之外,中国东北也成为有特色的文学存在。东北的地域风情和文化特色被书写、开发和再造。创作者从土地和人两个角度,向世界展示中国东北的地缘风貌。新世纪以来的欧美新移民小说除延续将"风俗画、风景画、风情画"作为基本的艺术维度和美学构思之外,还强化东北人和东北文化的野性、自由、包容度和生命力。     

视觉文化时代的别样言说——探析严歌苓小说的影视改编热

近几年的文坛中出现了一种严歌苓热的文学现象,从普通民众到专家学者,严歌苓的小说都被予以高度关注。严歌苓的代表作品很多都被改编成了影视剧,同时她也成为了小说作品被改编为影视最多的作家之一。本文将结合她的小说文本,分析其小说的独特魅力及其所包含的影视特征,进而阐述严歌苓小说能引发影视改编热的原因及其带来的文学思考。     

三言中道教神仙故事的叙事主题模式

"三言"中的道教神仙故事,涉及思凡谪世、历劫悟道、济世成仙等方面的主题,"仙———人———仙"的生命形式转化,象征着"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的生命循环历程,这一历程也隐约反映了作者"清静律己"的治世思想。     

从“新小说”到“五四小说”——传奇叙事与中国现代小说叙事发端

中国现代小说叙事发端于中外交汇、古今争斗的背景之下,"传奇"作为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的基本模式及中外文学"异构同质"的叙事传统,直接影响着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模式的发生与发展,从"新小说"到"五四小说",形成了一个不断向传奇叙事传统进行承袭、转化的过程。     

华文微型小说的叙事自觉与阅读期待

微型小说因其制小篇微的体式,易于诱使写作者趋向“滥作”,尽管它在本质上更要求写作者的“精耕细作”。华文微型小说通过它得天独厚的现代生存条件,摆脱此种“先天”不足带给它艺术地位的弱化,而发挥出文学独特的精神功用。因而它必须具备叙事自觉既要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又要提升这种阅读期待。从整体上考察华文微型小说写作的叙事自觉与作品中叙事艺术的缺失部分的关系,可为它所应具有的诗学品质,提供一份有益的思考与经验。     

表征与隐喻：古代小说中的疾病叙事及其主题阐释

中国古代的疾病叙事由来久矣,就疾病的历史叙事而言,完成了一个从巫医传统到巫史传统的转换,前者是这一历史叙事所描写的对象,后者则是描写的形式。在经史典籍中的疾病叙事向文学作品中的疾病叙事的演变过程中,疾病这一概念的内涵也在发生改变,已突破了人类的生理疾病这一基本含义,开始作为喻体来指代各类有损国家利益的因素。疾病叙事进入古代小说领域,内容属性上有实笔与虚笔之别,前者可称为写实型,后者可称为隐喻型。两种笔法对应着不同的主题表达,一是作为日常生活的表征,一是个体与家国命运的隐喻,值得重点关注的是后者,具体包括了个体层面的道德隐喻、命运隐喻和国家层面的政治隐喻。关于疾病的道德隐喻主要表现在天理与人道两个方面,因果报应观念成为小说叙述中道德缺失导致身体疾病的动力机制。道德的丧失是身体受损的直接根源,相反,道德的疗救则可以使恶疾者病愈。就命运隐喻而言,一些明清小说名作浓墨重彩地详细描绘了精神性疾病的具体病症表现,凸显和强化了作品的悲剧主题。就政治隐喻而言,晚清小说家往往用疾病来比喻满目疮痍的中国现状,批判社会现实与传统文化之弊端,提出改良国家之方案。以上三种类型,就疾病叙事的内容而言,包含了叙事中的致病之因、祛病之法和被病之果。就作品题旨而言,则又交错着"病""医""药"的三重隐喻。最后,可以从"天人合一"和"医儒同源"观念两方面来阐释古代小说之疾病叙事极为深湛的文化意涵。"天人合一"说认为在传统观念中,人与天地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违背自然规律将是疾病产生的诱发因素。只有顺应天意,才能免除疾患。"医儒同源"观则从中国传统士文化演变的角度,揭示了医儒之道本自相通,治国与治疾原理亦可相通,解释了"妙文醒世"和"悬壶济世"之间的相得益彰和彼此成就,疾病叙事中的典范正是以"妙文"书写"悬壶济世",乃是两者合流的结果。古代小说中的疾病叙事昭示后人:千百年来,医者和儒者的共同理想不止在于医人之病,更在于医世与医国。     

从“故事”到“小说”——沈从文的叙事历程

沈从文的故事意识和小说理念从创作初期就交织纠缠在一起,并在他以后的叙事进程中呈现出悖论关系。作为一个"文体家"的定位正体现在沈从文的故事模式及其与小说理念的悖论式的内景中。20世纪30年代成熟期的沈从文往往在小说中自觉而且刻意地营造一种讲故事的语境。对故事语境的自觉,同时体现的是自觉的小说意识。沈从文的创作因此既表现出由故事形态向现代小说模式演化的渐进历程,又表现出对叙事意义的艰难探寻,最终以其对"叙事"的自觉超越了"故事"与"小说"的二分,呈现出某种本体性。审视30到40年代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可以发现一个乡下人是怎样从乡土闯到都市,逐渐在大学体制中变成一个孤独的都市现代人,最后作为一个曾经的"讲故事的人"走向"死亡"的象征性过程。     

心向往昔——论施笃姆小说回忆叙事的主题与视角

回忆性叙事是施笃姆小说创作的重要文本特色。文章考察了回忆这一主题在其小说中的存在方式,并从小说的叙事视角分析了文本的回忆叙事结构。     

“日常生活”叙事与跨世纪中国小说的自我认同

跨世纪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从1980年代小说对诗性乌托邦的营造转向了对当下日常性存在的揭示,回到了＂人＂和＂文学＂的起点。这具有重大的文学史意义。但也存在着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对文学的贬低和对日常生活的神化;无法建构起关于自身的连贯的叙述顺序,以缓解一系列＂现在＂时间的流动所带来的焦虑。     

回望母国的独特意蕴——美国华文女作家严歌苓的“中国记忆”小说研究（二）

将严歌苓融合中西文化视阈的＂中国记忆＂小说置于比较文学领域进行跨文化解读,发现作者在流散语境中以双重文化视角回望母国的态度具有多种内涵,其作品蕴含独特意蕴。流散作家的身份使严歌苓在中西两种文化的选择与运用上格外自如,她在作品中努力实现中西文化的沟通和融合,即以西方文化中的人性观念反观中国历史,以中国传统文化来建构对应于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女性想象,以中西互渗的生态意识来构筑理想的生态家园。这一跨文化选择不仅为作者提供了独特的观察视角和对象视阈,同时极大深化了作品的内涵意蕴。     

论严歌苓小说的动作叙事——以《扶桑》《人寰》《床畔》为例

严歌苓的小说注重动作描摹。论文以《扶桑》《人寰》和《床畔》为例,论析她小说中的动作叙事。严歌苓能够精准地刻画出人物一系列的连续动作,达到影视般的传神效果;善于从最细微处入笔,铺叙人物知觉感受;她同样精于赋予一个动作深刻的意蕴,将动作与人物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这些动作描写,不仅承担描画外观、表征心理、揭示性格的浅层功能,而且直接与小说的主题、与文本的结构等等更为深层的表达意图发生关系,承担了很大一部分的叙事功能。此外,综观这三部小说,也可以看出严歌苓小说在动作叙事上审美衍变的轨迹。论文最后论析了动作叙事的成因与价值。     

富有创新精神的叙事——论余华小说叙事内容的转变

当代作家余华用他的生命历程进行着创作,以冷静的思考成熟于自己写作当中,以他最具有原创性、不可替代的余华叙事给文坛带来了一片刺人眼目的风景,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余华80年代早期作品多以暴力和冷酷为显在内容,以独有的感觉方式和叙事来探索和提示人类生存中的某种真实,用不动声色的笔调展现一幅幅残酷阴郁的世界,饱含着对人性恶的愤怒和焦虑.而到了90年代以后余华却以迥异的叙事内容继续书写着他对生存命题的深层思考,表现着他与众不同的创新精神.     

废名乡土小说隐含的反现代性主题及其叙事策略

在“追求现代性”的历史趋势和潮流的影响下,现代中国出现了肯定现代性与反对现代性的两种文化思潮和文学叙事。废名的乡土抒情小说即属于后者。他的作品不写乡村及乡村所隐喻的传统中国的衰败、凋零和落后,而极写乡村礼俗社会从自然到人事的美善、和谐、淳朴与情趣,充满所谓“牧歌情调”,与20年代乡土写实小说构成明显不同。这所谓牧歌情调的乡土小说虽然没有直接抨击现代性,但实际上隐含并构成了一种反现代性文学主题和叙事,是反现代性文学主题和叙事的独特表达。     

“身体的叙事”——阎连科小说的一种读法

阎连科在有意无意之中,将叙事的秘密埋藏在了“身体”之中.通过身体,阎连科大体展现出了三种叙事追求:首先是乡村启蒙叙事;其次是作为反启蒙叙事的“乡村发现”以及对革命政治的反省;第三是讲述知识分子的精神堕落,表现出对自我与时代的双重反省.     

主题学对中国叙事文学研究方法创新的借鉴意义

源于19世纪中叶的主题学产生不久便和中国叙事文学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20世纪以来主题学应用于中国叙事文学研究取得的丰硕的成果。主题学的引入,在研究角度、研究视域等方面对中国叙事文学产生了重要的意义。主题学对中国叙事文学在文献整理和文化分析等方面都产生了方法论层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