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公共行政:一个批评性考察

当前,公共行政学界存在着这样一种研究思维路径:以西方公共行政的个性来代替中国公共行政的个性,进而以西方公共行政的个性来代替不同国家公共行政的共性。对后现代公共行政的盲目推崇就是基于如此的逻辑。后现代公共行政实际上是基于质疑、批判的立场对现代公共行政的一种反思和警醒,这绝不意味着后现代公共行政可以与现代公共行政分庭抗礼、并驾齐驱,更不是以否定和取代现代公共行政为目的。从本质上讲,后现代公共行政仍然没有脱离理性认知和官僚科层制的框架。在研究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时,应切入现实的中国经验。     

后现代性是一种现代性

通过对西方历史和文化的分析 ,可以探讨现代性问题中的一个难题 ,即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从本质上说 ,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一种继续 ,它承继了文化现代性中反抗秩序、统一和理性至上的片面倾向 ,进而使文化的现代性主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解构与重构:后现代公共行政的价值考量

波林·罗斯诺曾说过“后现代主义像幽灵一样时常缠绕着当今的社会科学。”当今主流学科与思想几乎均成为后现代主义批判的对象,公共行政领域亦不例外。当然,这固然有后现代主义先天的质疑和否定本性之故,不过现代公共行政的种种危机更是其受到冲击与挑战的内在原因。面临着价值将亡,公共行政进行后现代价值重构成为其获得新的合法性的唯一方略选择。本文试从一般后现代理论开始,经过对现代公共行政的价值危机的论述,然后过渡到后现代公共行政的价值重构,最后落脚到后现代公共行政之于中国的价值意义,希冀能通过解构与重构两条逻辑主线来将后现代公共行政的价值作一番全面考量。     

公共行政学的逻辑困境及其化解

对公共行政的研究,离不开对其所赖以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的探讨.以技术理性为特质的现代性构成了西方公共行政的宏大叙事背景,并界定了其理论思维与实践走向.百余年来的公共行政学一直沿着技术理性的道路发展,民主被技术化为一个隐性的角色.唯有跳出现代性所预设的思维模式,走向民主行政,才有可能化解公共行政的逻辑困境.     

公共行政学的逻辑困境及其化解

对公共行政的研究，离不开对其所赖以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的探讨。以技术理性为特质的现代性构成了西方公共行政的宏大叙事背景，并界定了其理论思维与实践走向。百余年来的公共行政学一直沿着技术理性的道路发展，民主被技术化为一个隐性的角色。唯有跳出现代性所预设的思维模式，走向民主行政，才有可能化解公共行政的逻辑困境。     

法国后现代主流女性主义研究评述

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国家出现了以对现代性解构和否定为基本特征的后现代主义,法国女性主义在西方女性主义的后现代理论转向过程中做出了突出贡献。法国主流女性主义后现代理论转向的思想渊源主要有拉康的精神分析学,以福柯、利奥塔和德里达为代表的法国后现代主义社会思潮,法国后现代女性主义代表人物主要有希克苏斯、伊里格芮和克里丝蒂娃。对法国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的研究将对中国女性主义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     

当代西方现代性批判及其对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启示

［摘要］后现代主义和二次现代性是西方对现代性批判的两个维度,其实质都是重构、重写现代性。这双重维度启示我们,现代性并没有终结,而是不断超越的,必须坚定中国建构后发现代性的决心;必须正确理解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冲突、代价;必须既借鉴西方,又立足中国实际,不能照搬照抄西方模式;必须正确认识中国后发现代性的任务决不是重复启蒙运动兴起时的现代性,也不是照搬工业社会的现代性,而是建构后现代性观照下的新现代性。十六大以来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在总结西方现代性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对当代中国现代性重新追问的结果,它既是对我们以前的现代性发展模式的超越,也是对西方经典现代性、后现代性和二次现代性的反思和超越,是一种独特的新现代性发展观。     

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哲学之维

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是公共行政领域中一种具有批判和建构意义的先锋派理论。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哲学、哈贝马斯的日常语言和交往行为理论为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奠定了语言哲学基础;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学家借鉴当代西方哲学成果,吸收了胡塞尔和梅洛-庞蒂现象学的思想内容,为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找到了本体论和认识论合一的哲学基础,从而完成了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哲学基础的建构,实现了对传统西方行政理论的全面解构和超越。     

后现代是现代的一部分吗?

后现代是现代的一部分是汉语学术界近来渐占上风的一种观点,本文作者认为这种说法是对历史和文化的误读,其根源在于未能领受到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不同本质,因而或者把文学艺术意义上的现代性等同于作为历史逻辑/世道的现代性,或者对后现代性中尚未充分展开的全新生存逻辑和世界结构视而不见。真正的后现代不是现代的一部分,而是彻底超越了以主体—客体二分法为基本逻辑的现代性的全新时代,从现代到后现代是人类生存方式的根本转折。     

论维尔默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关系的理论重建及其启示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是理论界一个新的“老问题”,“老”在于自后现代性出场之日起二者的纷争就从未间断,“新”在于现代性虽饱受质疑却不断被激活,内涵也愈加丰富。法兰克福学派三代批判理论家对现代性持总体性内在批判立场,但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关系的理解和处理方式有所不同。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理论家极端的现代性批判立场导致批判理论的后现代性亲缘表征,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第二代理论家以现代性拒斥后现代性,从总体上将两者对立起来,造成二者关系紧张。作为二、三代之间重要过渡人物,维尔默传承批判理论传统,将哈贝马斯开启的语言学转向引向深入,在后形而上学视域中重构辩证法,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关系进行了饱有和解意味的理论重建,开启了政治伦理学新视域,为重塑更加开放包容的现代性提供方案。考察维尔默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关系的理论重建,为当代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现代和后现代性的关系提供理论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