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遗言:汉晋之际士人死亡观演变的一个思想史解读

人的临终遗言或许能提供比其生前更真实的思想资料,透露出比正史所载更为真切的历史信息.汉晋之际士人临终遗言中体现出来的死亡观,经历了一个从"嘉生恶死"到忧生顺死、从追求厚葬奢葬到践行薄葬俭葬的演化过程.通过对汉晋之际士人的临终遗言及其背景的解读,可考察汉晋时期士人死亡观演变的轨迹,进而从一个侧面解读这一特殊时代的思想史.     

论秦汉魏晋时期的厚葬与薄葬

秦汉魏晋时期厚葬的成因有经济、认识、道德伦理、统治者提倡等等,归根结底还在于统治阶级选择丧葬制度的着眼点在于能不能维护其政权的稳定性,厚葬、薄葬都在其次。该时期的厚葬特点一是长丧久葬,二是事死如事生,后者具体表现是大、多、广。汉文帝“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的诏令确实实行过,但并未全面提出“禁厚葬”的措施,薄葬的局限性很大,尤其是开创了“凿山为穴”的新葬制。魏晋的薄葬特点是短丧、不封不树、明器减少。局限性是薄葬区域性强、阶段性突出、新葬制的出现。因此,厚葬始终是汉晋时期丧葬活动的主线     

从出土墓志看唐代经济地理的几个问题

出土唐人墓志保留着唐代珍贵的经济地理信息。由于唐人仕宦空间跨越性大、调任频繁,其墓志中往往会记述生前多个任职地的地方社会信息,经济地理信息就是其中之一。就唐代南方社会而言,出土唐人墓志留下了较多的南方地区的经济资源、经济开发的记录,同时,也披露了经济领域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唐人墓志也在一定程度上记载了唐代北方地区的山地经济、都会城市的商品经济特点,此外,墓志还折射出了唐代北方社会经济下降、衰退的某些迹象。     

唐代招魂葬习俗及其原因解析

招魂葬作为中国古老葬俗的一种形式,在唐代极为流行。不仅民间为战死、溺死或死后尸骨无着者举行招魂葬,宫廷里也为在政治斗争中的死难者实施招魂葬。甚至进入中原的胡族也为死后尸骨无着者进行招魂葬。当时的招魂葬有三种形式:一为以死者衣物或与死者有亲密关系者的衣物来招魂而葬,二为束茅或剪纸为死者形象来招魂安葬,三为在水边为死难者以衣履招魂而归葬。唐代招魂葬的流行与社会的动荡不安、唐人的灵魂观念以及夫妻合葬的习俗息息相关。     

在生存与再生之间──论灵魂信仰与丧葬文化

本文通过“丧葬源于灵魂与灵魂不死”、“灵魂观念伴存丧葬习俗”、“厚葬是人类对来生看好的表现”和“薄葬：智者的选择”等四个方面．有机地论述了原始信仰中的灵魂与灵魂不死观念在丧葬习俗起源和发展过程中的表现,使我们从根本上认识厚葬久丧只是原始人信仰中的期待世界．在现实生活中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目的是给人们走出重丧而伤生的误区．自觉实行厚养薄葬短丧,重视现世生活质量而不是将大量的金钱化费在无意义的厚葬上,提供理论思维依据。     

再论唐代墓志书写中的权葬与迁葬

唐代墓志书写中与权葬概念相近的权殡、权厝等词,并非都指临时安葬,迁葬也并非都是二次安葬,这涉及古代丧礼在唐代的延续和变迁。唐代墓志书写中古礼的殡(停柩待葬)和变礼的殡(安葬)同时并存,故权殡、权厝于私宅的墓志书写有些实则是对丧礼中殡期的描述,但现实研究中却常会被误解为临时安葬。唐人将停殡期书写为权殡、权厝、权窀,或省略殡期书写,将正式安葬称为迁葬、迁祔,这类墓志用语现象当与丧礼中停殡、启殡的仪式有关,因为殡期要在正寝掘地下棺或在丛聚于棺材外面的木材上涂泥,正式安葬时再将棺柩从殡地移出,迁祔墓地。     

唐代的家族、地域与国家认同——唐代“归葬”现象考察

出土的唐代墓志中出现了较多的归葬现象:从唐帝国的边缘地区归葬于国家的中心长安、洛阳。唐代国家观念中的天下观与家国观,蕴含着地域观念和家族观念:地域上是对天下中心的王朝核心区的归属与认同,家族上以忠孝方式表达对家国的忠诚。这为分析唐代的国家认同提供了理路。迁葬或归葬这种耗资巨大的行为仪式即唐代士大夫阶层朴素的国家认同的表达方式。分析唐人的国家认同与唐代社会的互动,有助于吸取历史养分,理解影响国家认同的因素,促进现代的国家认同。     

浅谈汉魏薄葬思想——读前四史札记

关心遗体并进行安葬,是人类特有的行为.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随着物质生产的进步和社会财富的积累与分化,人们在丧葬上也就产生了等级与厚薄之分.厚葬表现了统治者要永远延续统治和享乐的企求,以及对财富的占有欲.厚葬不仅导致一代又一代的统治者进行无休止的奢侈竞争,而且它作为一定的经济关系的观念的反映,给社会和民众带来严重的影响和危害.因此,反对厚葬,倡导薄葬,就是许多进步的或开明的思想家、政治家以及志士仁人不容忽视的任务.本文的主要依据是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并参考有关文献,着重讨论汉魏时期的薄葬思想.     

魏晋时期薄葬思想探析

魏晋时期薄葬思想的出现,既有来自社会环境的原因,也有来自社会思想变化的原因.从社会环境看,东汉末年以来战乱不断,社会动荡不安,人们生活困窘,物质极度匮乏,盗墓现象严重;从社会思想看,儒家传统名教思想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冲击和挑战,厚葬思想也受到怀疑和冲击.人们冲破儒家礼法的束缚,反对厚葬,以薄葬来展示反传统观念,薄葬思想理论也因之形成.     

从现实生活到小说意象:民俗如何在唐人小说中呈现——熊明新著《唐人小说与民俗意象研究》评介

从整体上、本质上看,唐人小说属于士人文学,明显有别于通俗小说。唐代士人深受传统史学的影响,通常视小说为"史官末事",着意搜罗"史官残事"。正如我常说的,唐代小说家具有历史家意识,唐人小说具有史学品格。不仅许多小说家自觉担负起"拾遗补阙"的史家任务——这从诸如《逸史》《阙史》《史遗》《国史补》之类的书名上就看得出来,即便是在想象和虚构中,也常出于史学修养的本能,追求历史背景、社会环境甚至史实的真实性,就是说,把虚幻的、传闻的事件     

唐代关中士人的分布与构成

士人是指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并见之于史乘的各种人士,士大夫是士人中分化出的一个特殊阶层,是官吏队伍中的知识分子。其融知识、身份、道义于一身,视人格完成、文化创造与社会责任为一体,官僚不过是士大夫的"二重角色之一"。唐代关中士人分布的空间结构及其成分结构有其鲜明的特征,精神风貌呈现多样化。唐代关中知识分子士的作为和精神面貌反映并影响着唐朝全国知识群体的众多方面,乃至反映和影响唐朝社会生活、精神、文化多方面的情态。     

东汉儒学名士薄葬之风和吊祭活动的文化蕴涵

本文首先叙述了东汉时期世俗的厚葬之风及其流弊 ,进而指出儒学名士在此背景下的文化态度。从显层意义上看 ,名士们坚持薄葬是由于传统理论的力量和害怕盗墓 ,而其深层的文化意蕴则是清流阶层对浊流阶层的反动 ,一种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这与他们在吊祭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倾向是一致的     

唐代葬法与杜审言夫妻合葬问题——据杜甫《卢氏墓志》考察

据敦煌卜葬书及《地理新书》等考察,杜甫《卢氏墓志》所记杜氏大茔葬法是采用唐代流行的六甲八卦冢葬法。根据杜甫文中提供的数据推算,杜审言所葬系八卦冢中的乾冢壬穴。杜审言之妻卢氏后葬取甲穴,则是采用"卧马"葬法。杜氏葬取壬穴,合于唐代五姓葬法中杜姓属商之说。卢氏祔葬而不与夫合葬,合于唐代士族的通行做法。杜甫文中称其出于卢氏"遗意",是尽力为卢氏美言。     

唐代忠孝问题探讨——以官僚士大夫阶层为中心

唐代对于官僚士大夫阶层在孝的方面有着完备的伦理要求、制度约束和行为规范 ,这一阶层在孝的实践上大多能做到“善事父母”。同时 ,唐人也重视为国建功立业 ,官员们力图做到忠孝两全。一旦忠孝不可兼得 ,他们可以依照不同的情况有所选择。忠先于孝 ,“死事一君”的忠节观念在唐代尚非主流认识。     

士人的文化心态与朝隐思想的流衍

朝隐是晋宋后士人普遍奉行的一种处世哲学和隐逸方式,是专制体制下君权政统与士阶层道统矛盾斗争滋生的产物。作为朝隐的雏形,西汉东方朔提出的"避世金马门"是一种明哲保身的变通隐逸方式,它为集权政治下的士人在政治附庸和心灵超越间找到了一条立身之道。魏晋以来黑暗的社会现实与士人价值理想的龃龉使士人对政统日渐离心,郭象玄学思想的播散使士人普遍认同"出处同归"的朝隐意识,朝隐因此沦为六朝士族依隐玩世、抛舍个人社会责任的托词。开明的社会政治、园林的普及使初盛唐朝隐在六朝基础上发展出肯定积极事功的时代新义,朝隐不废经世之心,唐人身居魏阙而又优游林泉,在山庄别业中兼仕隐、齐出处,实现其遗世之想与山林之思,成为盛世气象下朝臣即闲得逸的心态的标榜。     

墨子之礼学

墨子精通礼学,强调礼的等级性,反对礼的宗法性;在尊天明鬼思想指导下,肯定和论证祭祀之礼的社会功能与道德作用;批评三代丧礼和儒家丧礼的厚葬久丧特征,主张薄葬短葬;承认乐的审美价值,又否定乐的政治作用,证明乐的社会危害性.这样,墨子礼学呈现明显的批判性和创造性.     

试析宋代士人阶层妇女的生存状况

士人阶层一直都是古代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的士人也不例外。作为他们家眷的士人阶层妇女,也是古代社会重要的一份子,不能忽视她们的存在。从士人阶层妇女的生存状况角度对她们当时的生活情况进行探讨。     

竹林七贤在唐代的传播与接受——从唐人所撰史书、类书及蒙书的角度

从唐人所撰史书、类书、蒙书三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竹林七贤留给了唐人丰厚的记忆。《晋书》所揭示的是初唐史家对竹林七贤的钦慕、同情与理解。以《艺文类聚》与《初学记》为代表的唐代类书,则汇集了大量与竹林七贤相关的文献资料,同时也体现了唐人的价值观、审美观,而《蒙求》一书则可见唐代士人在启蒙时期便对竹林七贤事迹耳熟能详。     

唐代关中士人的分布与构成简

士人是指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并见之于史乘的各种人士,士大夫是士人中分化出的一个特殊阶层,是官吏队伍中的知识分子。其融知识、身份、道义于一身,视人格完成、文化创造与社会责任为一体,官僚不过是士大夫的“二重角色之一”。唐代关中士人分布的空间结构及其成分结构有其鲜明的特征,精神风貌呈现多样化。唐代关中知识分子士的作为和精神面貌反映并影响着唐朝全国知识群体的众多方面,乃至反映和影响唐朝社会生活、精神、文化多方面的情态。     

辽代汉文墓志题署研究

题署指在宫室楹联或其他器物上题书署名。墓志中题署撰制人信息的现象在唐代趋于普遍。辽代汉文墓志题署书写,基本仿效唐代墓志的书写习惯和范式。题署的人员主要是墓志的撰者,书人和刻工极少在题署中出现。题署的书写形式相对于唐代要少一些。辽代与唐代墓志题署书写内容相似,由亲属关系、姓名、郡望或籍贯、身份标识等四个要素组成。相比于唐代,辽代撰书墓志题署名讳已然成了一种书写习惯,直接影响契丹文墓志的写作习惯。辽代墓志题署礼仪性和等级性,“前尊后卑”的观念表现得较为突出。匠人和刻工在这一时期社会地位不高,在墓志中署有名讳的现象极少,且墓志盖的制作者不在墓志中署有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