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鄂城汉镜铭文“宜西北万里”

湖北鄂城出土汉镜铭文"宜西北万里"透露出汉代社会意识对于西北方向的特别关注。所谓"宜西北万里",也显现出对远程行旅可能经历艰险的乐观态度。长江流域出土这样的镜铭文字,反映丝绸之路交通对于当时社会文化之英雄主义与进取精神的积极影响。镜铭文字"宜西北万里富昌长乐"所见"宜西北万里"与"富昌长乐"的前景预想,或许体现了向西北方向的远行与经济生活的联系。关注后世边塞文学遗存的人们,其实应当注意雄健有为的文化精神出现于汉镜文字的历史先声。     

《汉书·文帝纪》“养老令”新考

《汉书.文帝纪》所载"养老令",是研究汉代养老制度最重要的史料之一,但是传世文本的记述中存在着一些令人生疑并且经不起推敲的地方,比如80岁以上老人与90岁以上老人一样,成为"受鬻法"的福利对象;又如皇帝对高年的赐物不是一次性的行为,而是每月重复的常设制度。而其中赐物价值即"赐格"之高,尤其令人难以置信。参照武帝元狩元年四月诏、顺帝阳嘉三年五月诏的相关内容,推测"养老令"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赐帛人二匹,絮三斤"中的"月"字为衍字。正是"月"字之衍导致文献信息失真,歧义纷生。"养老令"关于赐物发放流程的规定,是后世遵行的常设制度,赐格的部分内容在东汉时期仍然以先帝"故事"的方式产生着影响。由此判断,"养老令"在文帝之后似乎并没有被完全废止。     

《淮南子》农学思想钩沉

《淮南子》是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论著,对先秦诸子百家均有所涉及,因字里行间并不直接论及"农道",所以至今仍无人解读过其中的农学思想。透过其文字的表面,对其内涵稍加哲理性思辨,就不难发现其中颇为浓厚的农学思想。其农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浓厚的重农意识;"时宜、地宜、物宜"的三宜思想;农业灾害观与荒政思想;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农业观;农产品的加工和消费思想。     

关于“丕子”两种释义的辨析

"丕子"一词,最早出现在《尚书·金滕》中。"丕子"的释义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大子""太子""长子""元子",一种是"疾""病""疾病"。两种说法的持有者都有一定的权威性。通过文献征引、古音对比、关键词检索、文本还原等角度对"丕子"的释义进行正反论证,我们可以实现对这两种释义的辨析,并最终得出"丕子"应释作"疾病"而非"大子"的结论。     

王安石人性论新探

王安石对儒家人性论的思考,经历了性善论、性有善有恶论、性无善无恶论三个阶段,虽几经变化,但终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王安石对人性的研究只是承袭先秦告子、荀子和汉代以来的"顺气而言性"的道路,他的人性只是"才性""气性""气质之性",而非"天命之性""义理之性"。这既体现了王安石人性研究强调后天"习"养"作用、重视人为力量的特点,也反映了其人性研究的不彻底性。王安石主张自然的天道观,把天道与人道区分为二,从而没有构建起儒家的道德形而上学,这一任务只有在二程等理学家那里才得以完成。     

谈齐陶文中的“陈贺”

山东新泰市出土的齐国陶文中有"陈贺立事","贺"字从"贝",上部从"口","戈"声,可看作"加"字异体,见于齐文字。"陈贺"应读为"田和",也就是陈齐太公和。新泰陶文中的"陈不"应读为"陈无宇";"陈宴"应读为"田婴"。燕文字中的"贺"字与齐文字在形体上存在一些差异,可能是由于地域特点所致。     

从汉画中的乐舞百戏看曲艺发生

我国曲艺的具体生成源头及其情形"可证之史短",而从图像文物看,汉代乐舞百戏中的俳优诙谐表演、表情、动作、伴奏乐器及唱和形式等都与后世的曲艺表演形式相似,因此,曲艺的说、唱、表演等喜剧表演形式导源于汉代的乐舞百戏.     

没有“宜业”,何来“宜居”?——成都建设宜居生活城市探析

一个"宜居"的城市应该先"宜业",一个"宜业"的城市,一定是一个繁荣、充满活力的城市,是一个能够让更多人生活得更好的城市,这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宜居城市"。论文基于"宜居"、"宜业"的关系,从"业"字入手,以"产业""就业""创业"为切入点,分析成都市"宜业"水平现状和未来关注点,并针对性地提出提升成都"宜业"水平的对策建议。     

先秦时期的“赏”、“赐”之别

商代晚期金文始借"商"为"赏",西周早期始多用"赏";殷墟甲骨文已借"易"为"赐",周金文沿用,东周金文始偶见"赐"字.殷商晚期和西周早期"赏"的出现频率较高,西周中期以后则多用"赐"少见"赏".句法形式上,殷周金文中"赏"、"赐"二词均以带宾语为主(双宾语尤多),但"赏"所带宾语多为单项,且集中于"贝";"赐"的宾语早期多为单项,后期多为多项,早期多为"贝",后期多为物饰类.先秦传世文献<诗经><今文尚书><论语><孟子><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国语><战国策><左传>中共有"赏"566例,"赐"250例.诸子书中"赏"远高于"赐",史传书中<国语>、<战国策>中"赏"、"赐"持平,<左传>中"赐"远多于"赏".句法形式上,"赏"以不带宾语为主,"赐"以带宾语为主;带宾语时,"赏"多带由指人名词充当的单宾语,"赐"带双宾语和单宾语的比例相差不多,其宾语则以指物名词居多.具体词义上."赏"较"赐"抽象.形式上,"赏"有明显特点,主要表现为反义对用形式的多见和"赏罚"的运用;但"赏赐"连用和对用还很少见.     

《周南·螽斯》诗教义发微

<毛诗序>对<周南·螽斯>诗教义所作的阐说,在经学时代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后世经师有反序派、尊序派,对<诗序>的理解并不一致,讨论主要围绕"后妃不妒"和"子孙众多"两个关键词展开,汉郑玄、唐孔颖达等笺疏<诗序>,认为<螽斯>讲"后妃不妒,若螽斯不妒";宋代"反序派"欧阳修、朱熹等认为<螽斯>讲"后妃不妒,非螽斯不妒";南朱"尊序派"范处义、张纲等认为<螽斯>讲"由螽斯不妒,而后妃不妒";又有经师认为<螽斯>讲"非螽斯不妒,非后妃不妒";今文<韩诗>则认为<螽斯>表现的不仅在于子孙之"多",更在于其"贤",所谓"母教圣善,不止不妒而子多".以上诸家,都未从根本上颠覆<毛诗序>之说."借问中宫谁作范,千秋宜把后妃师",<螽斯>后世诗教之用多与宫闱相关,且关乎皇室安宁、子孙昌大之"国家大事",背后蕴藏着深刻的政治意义."现代诗学"反对<毛诗序>,提倡在"就诗论诗"原则指导下解诗,固然凸显了其文学价值,然实未得<诗>之本相,与"古典诗学"相去甚远.     

汉代“诣阙讼冤”研究

"诣阙讼冤"源远流长。原始时代,有"明台""衢室""欲谏之鼓""诽谤之木"等讼冤方式,周朝有路鼓、肺石制度,用于贫苦而告状无门之人讼冤于周王,春秋战国时期,有"啧室之议""下令求谏""不毁乡校"等形式表达冤情、申诉冤案。演变到汉代,"诣阙讼冤"成为汉代冤情、冤案表达及平反的一种机制。"诣阙讼冤",即讼冤人奔赴君王所在的宫阙,直接将冤情讼之于最高统治者。由于汉代法律制度、专制制度的问题和政治上的黑暗,导致大量冤情、冤案在地方上无法处理,"诣阙讼冤"者络绎不绝,受冤者本人、亲属、朋友、学生、治民甚至是与受冤人毫无关联之人,皆可"诣阙讼冤"。"诣阙讼冤"的对象为最高统治者,包括皇帝及称制之太后。"诣阙讼冤"的处理机构是公车司马和尚书台,处理方式有"覆""录囚""省章或面见"。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和社会稳定,最高统治者对于少部分冤情、冤案会平反,对于少数造成冤情、冤案的百官吏民会加以处置。但"诣阙讼冤"有其局限性:一是"诣阙讼冤"的高额费用让贫苦百姓望而却步;二是官吏的推诿、腐败、敷衍,使得"诣阙讼冤"效果很差;三是"诣阙讼冤"多见属吏、学生讼师长之冤,很少有百姓讼冤,这是由封建专制的本质决定的。     

说汉代“孺子”称谓

"孺子"称谓的早期使用见于先秦典籍。钱大昕以为"孺子"为"贵者之称","天子以下,嫡长为后者,乃得称‘孺子’"。然而实际情形是比较复杂的。考察汉代社会称谓使用的具体实例,可以看到"孺子"多用以指代一般未成年幼童。在有的情况下,"孺子"指称成年人,则有鄙视之义。由此理解汉代社会未成年人的地位,也是有益的。后来民众对官员的崇敬爱戴被称作"孺慕",则是下层社会以"贱子"自卑的奴性心理的表现。     

《诗经》文本所用“从女”字来源文献考

研究《诗经》文本所用文字的来源和异同,对于理解今古文《诗》学之争的诱因及过程都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从现有文献来看,39个《毛诗》文本所用"从女"字中的21个最早见于商代文献,8个最早见于周秦文献,10个很可能是汉代以后才出现的文字。"三家诗"异文所用18个"从女"字中的3个最早见于商代文献,2个最早见于周秦文献,13个很可能是汉代以后才出现的文字。"三家诗"异文多用"今字",《毛诗》多用"古字",亦间用"今字"。     

两汉甲胄服饰的交融、演进与发展——基于文物信息的甲胄数字可视档案建构路径

汉代甲胄体现着汉代高超的社会生产技术。在已被发掘的汉代甲胄文物中,西汉时期的铁质甲胄文物极具典型性。目前,西汉甲胄文物面临残损严重、难以保存等现状,而对该文物进行信息可视化数字档案建设则是记录、保存、研究汉代甲胄文物合理有效的路径之一。本文从地理信息可视化及文物的时空演进关系角度出发,通过对甲胄文物信息解构与著录、档案信息可视化编目设计、数字档案运营及维护架构三方面探寻西汉甲胄数字档案的建构路径,并为汉代甲胄文物的时空演进关系、甲胄文物的数字信息保存与转化、提供更加科学多元的建构路径与研究方法。     

长安都市圈与汉文化的世界影响

<正>美国学者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亚洲史》一书中指出:中国人在汉朝统治期间取得的领土和确立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一直维持到20世纪。中国人至今仍然称自己为"汉人",他们因自己是汉代首次确立的典型中国文化和帝国伟大传统的继承者而深感骄傲[1](P141)。今天人们说的"汉人""汉族""汉语""汉字",都以"汉"为指代符号。外国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学问,也称作"汉学"。可见汉     

根本、言数及其综通

根本立足于字符的构造性,言数内在于义理的形象性,综通企慕于文献的全息性。微观上心细如针,宏观上仰望星空,根本综通的优长在此。为了发掘其精微,《文本语根综通研究》对200个单音形符进行了探讨,《根本的综通:解构遭遇昆仑》对109个双音义符进行了研究。在言数根本的文字、文史与理论视野下,论文解剖了"面""二""三""五"等字符的综通意义。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制高点上感悟"解构遭遇昆仑",在本源和学科互为犄角上把握"以面命之",在综通和遥相呼应意义上阐释"兼三才而两之",在追溯文本为何的意义上呼唤《说文解字》和《九章算术》的比较研究,在中国元素的立场上深入于智慧、无名之和而不同,在"究天人之际"于文本、"通古今之变"于语根意味上呼唤学术的进步。     

从赐田制度的变化看秦汉间土地制度的演变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一直存在着赐田制度。君主以手中掌握的大量土地不时赏赐给功臣、名士以及幸臣、贵威等,赏赐数量多少不一,受赐人数、等级也无具体规定,往往只是由君主随意而定。赐田作为君主拉拢控制臣下的正面手段,一直为历代统治者所乐行不疲。至于赐田本身是公田还是私田性质,赏赐之后田地是公有还是私有等问题,似乎史学界历来无大争议,一般都认为赐田就是由公田转为私田,成为私人所有。我认为,秦代与汉代的赐田制     

"和":《淮南子》"法"思想的总体特征

"和",是在世界观和认识论基础上形成的以和谐为核心的综合性概念,作为一种状态理解,是不同要素间和谐、平衡、圆融、相遂相生的最佳关系状态.以《淮南子》"法"思想为论域,"道""法"之"和",以"道"入"法",缓解"法"的刻薄寡恩;"儒""道"之"和",以仁义入"法",化解严刑重罚的残暴之失.《淮南子》以旨近《老子》融和诸子,为调和矛盾、化解危机提供天下"和合"的为治方案.     

吐鲁番出土文献所见人名贱称与佳称考

人名是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文化学的重要研究资料。古代文献人名中的贱称和佳称,学界至今重视不够。本文以吐鲁番出土文献为例,拈出三例以作尝试,文章考证"■(■)"即"■",亦即"粪",常常用于人名中,属于贱称;"■(■、■、■)"即"零",通"令"或"灵",意思是"美好","■子"即"令子",用在人名中,字面意思是"好孩子",是与贱称相对的一种佳称;"奴"与"子""儿"同义,用在人名末尾,来源于中古时期汉语或民族语言(比如粟特语)的贱称。文章同时对吐鲁番出土文献中与贱称和佳称有关疑难俗字和俗语词进行了考释。     

"区块"协同融合与《现代汉语》课程建设 ——兼谈"修辞"在"区块"协同融合中的中枢链接作用

"修辞"跟"语音""文字""词汇""语法"等四者在性质上有本质的区别."语音""词汇""语法"是语言的三要素,"文字"是语言的记录符号体系,"修辞"则是对语言诸要素的运用.它们之间并非并列的关系,逻辑上并不在一个层面.但是,现行的诸多《现代汉语》教材却将"修辞"作为一个区块与"语音""文字""词汇""语法"四个区块并列,造成了知识与知识运用之间的脱节.在《现代汉语》课程建设与教学中,应清醒地认识到"修辞"在现代汉语教学体系中的中枢链接作用,有意识地将"修辞"与"语法"等四大区块进行协同融合,即紧扣语言的三大要素及文字讲修辞,从而实现知识与知识运用之间的有效链接,使学生能够学以致用,语言能力得到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