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公共文化的面孔、式微与再造——基于湖北农村老年人协会建设实践的分析

乡村公共文化具有知识性、规范性和价值性,三者共同形塑出乡村公共文化的面孔。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面临伦理与治理双重危机,不可逆地蔓延开来的消费主义,形塑出异化的社会性竞争形态,并导致乡村公共文化的式微与乡村公共文化危机。老年人社会处境的退化,是乡村公共文化危机在乡村社会中的直接表现。通过外部资源输入与内部组织运作的结合,农村老年人协会的建设与运作实现村庄内部社会文化资源的适度整合和村庄公共文化供给自主化,展现出乡村公共文化供给的"低消费、高福利"模式。乡村公共文化再造的社区主义,不仅为农村老年人供给文化公共品,而且有望实现农村文化公共品的集体化制造与乡村公共文化的可持续生产。     

资本下乡与农地流转秩序的再造

阐释了资本下乡从事农地规模经营的实践过程.资本下乡前:乡村形成自发的农地流转秩序,具有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两方面的特征;初始阶段:对乡村自发的农地流转秩序形成冲击,开始重构农地流转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中期阶段:下乡资本通过与地方政府、乡村精英等多元利益主体结盟,构建复杂的庇护关系网络,掌握制度变迁的方向,从而在农地经营收益和政策补贴收益分配中占据优势地位,成为形塑新地权秩序的主要变量;分化阶段:资本下乡沿着新地权秩序瓦解、地权秩序再调整和新地权秩序确立三个基本方向演化发展.研究探索和完善下乡资本与农民家庭分工合作的农地经营模式,以期引导小农户进入现代农业的发展轨道,推动农业现代化水平的稳步持续提升,利于留守村庄农民获得一份务农收益,减少城镇化与工业化带来的阵痛,并为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提供无限可能.     

乡村振兴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化调适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政策实践，指向了社会学持续关注的国家与农民关系问题。公共资源下乡中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互动不仅在器物和组织两个层面展开，还集中体现在价值层面。在乡村振兴的积极案例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新形态表现为器物层面上国家资源与社会需求的有效对接，组织层面上社会动员能力的提升，价值层面上农民国家认同感的强化。国家输入的公共资源只有以高度社会化的方式与农民互动时，农民才可能按照特定的行动逻辑将“国家”内化于心，国家权力才算实现了社会合法性的确认和再生产。为了实现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化调适，社会治理公共性的建设不应停留于权力运作的策略层面。国家应充分发掘、激活蕴藏于乡村社会中的本土资源，将自上而下输入的公共资源转化为推动乡村社会开展自主建设的内生要素。如此，公共资源的下乡才能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促成国家濡化能力在基层的再造，实现现代国家在社会中的扎根和成长。     

传统文化与现代乡村旅游发展

传统文化是建构于现代社会中的一种连续性的生活方式,是乡村旅游存在和发展的动力源.嵌入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传统文化,经过时间和空间层面的形塑,被赋予体验和愉悦的功能,成为乡村旅游存在和发展申一种有效的配置性资源.在实践中,参与性、知识性、娱乐性较强的传统文化通过时间和空间的错位,得到了有效地形塑,受到了乡村旅游者的欢迎,乡村旅游也因此迅速发展.     

村落公共空间的变化与乡村文化建设——以山东省莱州市碑坡村为例

村落公共空间是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场所。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的变化以及农民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的公共生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研究农村公共空间的变化,有助于了解农村的变化,推动乡村文化建设,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RV减速器间隙及关节摩擦对医用机械臂动力学的耦合影响

乡村文化的研究包括了乡村文化载体与乡村文化价值两个层面。乡村文化载体呈现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不断“嵌入”而乡土文化不断“退场”的过程,乡村文化价值呈现了传统文化价值的“衰退”与现代文化价值的“新生”。两个层面的嬗变表征了乡村文化的历史转型过程。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文化振兴战略,应对乡村公共文化载体治理与乡村文化价值功能做出反思,不仅要寻求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与乡土文化的“接点治理”,而且应推动传统乡村文化价值与现代乡村文化价值的“双向涵化”。为了保证这一路径的实施,应着力提升基层治理和“社区营造”能力,并真正确立起农民和农村的文化主体性。     

“项目下乡”发生与发展的政治社会学阐释———一个功能主义的分析路径简

文章将“项目下乡”的发生与发展置于特定的历史进程、宏观政治生态与社会基础中加以考察,研究认为：服务型国家建设、城乡差距和治道变革是客观理解“项目下乡”的宏观背景。“项目下乡”发生的基本逻辑是农村公共产品陷入自我供给困境,国家通过外源性输入,借助行政吸纳服务机制,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建构国家与农民有机联系的一种制度安排和现实选择。从现代国家的理想体制来看,“项目下乡”的发展不仅仅是简单的财政转移支付,改善农村公共产品的问题,更要着眼于变革传统乡村,促进村庄公共精神成长,增强内生性供给能力,实现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农民的合作共治。     

乡村治理逻辑下的民俗文化传播——以“春官说春”为例

“春官说春”是我国陇东乡村一种极具特色的民俗文化,也是农民在地化的文化实践。本文采用田野调查法,试图回答以“春官说春”为代表的民俗活动蕴藏着的乡村文化治理逻辑。本文认为,“春官说春”是农民基于自身生产生活与文化娱乐的实际需要所进行的文化表达。当下,它不断将传统与现代相融合,一方面推动了乡村集体娱乐的复归;另一方面,依托这一民俗文化,政府、村社、农民、社会团体等多重主体共同参与乡村文化实践,不仅传达了国家话语,也有效地连接了国家与农民,进而使乡村文化治理发挥出最大效能。     

资源下乡与村民动员路径创新——基于乡村自主性视角

自农业税费取消后,资源下乡成为国家形塑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国家通过资源下乡实现村庄有效治理的主旨在于能够动员村民参与基层公共事务、激活村庄自治活力。实证研究发现,资源下乡实现村民动员的关键在于,通过平衡规则输入与行政赋权充分发挥乡村自主性进行机制创新。乡村两级通过转化国家资源配置规则、协商民主融入村民自治组织、将政治领导与社会动员结合等方式实现精英吸纳和资源有效输入,激活了乡村自主性。资源下乡实现村民动员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将下乡资源转化为村庄公共事务重塑乡村社会的利益关联以激活村民自治,在此过程中对关键性节点进行弹性化督查以激活基层干部的主体性,明确动员的对象和内容,用村民组织化动员替代科层制内部的政治动员,真正实现将下乡资源转化为动员农民组织和参与的物质基础和事务抓手,为乡村振兴具体实践机制提供启示和参考。     

轮岗教师乡土情感的缺失表征、根源及文化形塑

基于文化唯物主义理论视域，轮岗教师的乡土情感具有深刻意蕴，具体体现于：轮岗教师是认同乡村生活方式的“局内人”、是推动乡村学校发展的“同行者”、是担负乡村社会责任的“新乡贤”。目前，在轮岗交流实践中，存在着部分轮岗教师对乡村学校发展持“事不关己”态度、对乡村生活方式难以或不愿认同、乡村社会责任担当意识薄弱等问题。其原因在于：轮岗教师的教学岗位变动较频繁，乡村公共文化生活吸引力不足，轮岗教师对自身的角色认知不到位。对此，需要通过以下举措形塑轮岗教师的乡土情感：健全乡村学校组织文化，增强轮岗教师的“主人翁”意识；重构乡村公共文化生活，提升轮岗教师的乡土认同感；明确乡村社会文化身份，引导轮岗教师的责任行为。     

资本回乡背景下农民合作的内在结构与组织实践——基于鄂中林村美丽乡村建设的案例分析

如何促成农民的联结与合作,是乡村发展与治理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将农民的自组织合作视为一种集体行动,并基于集体行动理论,通过考察鄂中林村美丽乡村建设的案例实践,论述农民开展自组织合作的实践过程,并对促成合作的发生机制和行为逻辑展开具体分析。研究发现,关键群体的成本分担、信任网络的组织建立与村社内部的行动伦理,共同形塑了农户的合作意愿与合作能力,并最终促成了合作的达成。其中,经济精英返乡解决了启动合作的资源提供和制度供给难题,为合作提供了前提基础;资本回乡与能人治理培育了维持合作的信任结构与制度力量,为合作提供了约束保障;村社成员的行动伦理与情感道义塑造了独特的成本 收益分配方式,为合作的达成提供了重要支撑。据此提出,美丽乡村建设应该同样重视村庄内部自组织力量的建设,以保障乡村发展与振兴的持久动力来源。     

乡村现代性叙事与乡村女性的形塑——以20世纪40-50年代赵树理、李准文本为例

李准《李双双小传》以及赵树理《小二黑结婚》、《锻炼锻炼》、《传家宝》,这几部20世纪40-5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乡村现代性叙事文本,实际上清晰呈现了这一历史时期的乡村现代性叙事与乡村女性形塑之间的深刻关联性.如果说《李双双小传》表现了在乡村现代化变迁过程中,乡村女性如何挪用民族国家渗入乡村的权威资源来建构自己主体性的过程,那么,赵树理小说大量出现的乡村中老年女性“中间人物”形象,则隐喻了现代性变迁中乡村的另一副面孔:自在的乡村世界中那些很难被现代性秩序整合、命名的浑沌、暖昧的“无名地带”,隐喻了乡土社会真实的文化身份.     

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议事协商制度的变迁与建构

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任务是乡村治理制度、执行机制的建设和完善。乡村议事协商制度是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以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作为历史范畴观察,我国乡村议事协商经历了制度更替、渐进转型和适应再生三个重要的制度变迁阶段;伴随着乡村议事协商主体关系的变化出现了传统精英主导型协商、民主动员型协商、公社集权型协商、村民自治型协商和多方共治型协商不同制度类型。虽然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带动了国内相关话语转变,但我国乡村议事协商制度有其内在的变迁主线。国家与农民共同构成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形式与结果变迁的行动主体,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则影响着我国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变迁的秩序基础,制度摩擦出现与制度自身模糊性凸显是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变迁的结构动因。进而,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背景,可从加强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建设的体系性、提高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实践的适配性、明确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功能的边界性、坚持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创新的灵活性等方面,进一步思考新时代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建构。     

“新乡土中国”社会团结的秩序基础——兼论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社会秩序建构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社会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土中国”,呈现出“新乡土中国”的发展样貌。基于对中国西部地区高柏镇乡村社会70年发展变革现实社会形态的呈现,借助对制度变迁理论中关于社会秩序议题的认知,把变革之中乡村社会秩序的构筑与形塑放在一个具有一定社会结构和网络关系的特定乡间聚落社会空间中,以考察村民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乡村组织）,群体（乡村组织）与群体（乡村组织）之间,基于特定社会处境或利益诉求,展开不同互动形态和关系连接,去理解和分析当乡村社会传统的村落团结维系“遭遇”外来的行政性力量“嵌入”时,乡村社会原有的秩序形态如何适应并整合新的外来力量,进而内外两种力量相互之间进行着怎样的一系列互构和博弈,并最终形塑了乡村的社会团结和秩序维系及其变迁。研究得出:当外来的行政嵌入型秩序之力量(国家政权的制度法规建设与政策施政倡导、乡镇政权的行政命令与施政干预、驻村乡镇干部的村治行为等),进入到乡村社会的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并与村庄内生型秩序之恒定准则和样态(家庭及其家族、人际关系与人情往来、村落规范与村庄权威、村民小组与村级组织等),在村庄这一现实场景中遭遇,并转而进行着一系列的互构和博弈时,乡村社会里既存的两种场域形态——村头公共舆论场（非正式组织化的）和村庄红白喜事场（正式组织化的）,构成了乡村社会中外来的行政嵌入型秩序与村庄内生型秩序之力量互动整合的主要场域,也成为调试外嵌性秩序与内生型传统这两股不同的地方性社会秩序维系的主要力量源,并最终构筑起了乡村社会日常的秩序维系与团结基础。     

国家与农民:新农保推行的“过程互动模型”

以孙立平的“过程-事件分析”为学术起点,基于国家与农民的视角提出新农保推行的“过程互动模型”,明确其层面、阶段和研究单位,尝试构建一个新农保研究的分析框架,用以观察和分析当下中国乡村正在推行的新农保及其背后蕴藏的国家一农民关系的新变化。研究发现,在新农保的政策制定中,农民的部分权益牺牲在中央-地方的博弈之中。农民的行为受到多方面因素制约,缺少独立性,但理性化趋势明显。新农保推行过程中国家-农民间的互动彼此形塑,一方面是政府向服务型转型,另一方面是农民自身权益意识的觉醒。     

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卷化困境及其破解之道

进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根本目标,关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和人民文化福祉。但当前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却陷入内卷化困境：供给侧供给低水平重复、消费侧公众低度参与、服务效能低绩效运转。内卷化的存在源于体制壁垒引致的行业封闭运行与资源内循环,高技术环境下传统文化行业技术迭新滞后,以及社会文化变迁进程中的供需错位。为突破内卷化制约,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应完善政府购买机制以形塑资源获取的竞争性环境,借助数字信息技术的平台功能突破公共文化服务渠道、内容和管理方式的内卷,实现传统供给侧保障方式向消费侧牵引的双侧协同改革模式转变,同时建立文化资本积累长效机制,塑造公众公共文化参与主体性。     

“内卷化”外的建构叙事:资源下乡与文化网络重构北大核心CSSCI

国家资源输入村庄建构了村庄的整合秩序,但是当下乡村治理“内卷化”困境的机制解释路径,无法合理解释这一建构性的实践经验。本文建构“资源-文化网络”的概念框架,通过个案追踪研究后发现资源下乡重构了文化网络,成为一股建构性的力量来整合村庄秩序。这一过程内含四种作用机制:(1)互动机制,资源下乡带动村民成立自发组织,并进行组织网络互动,提高政治参与积极性,促进政治机构完善;(2)激励机制,物质激励赋予传统村规民约以新内涵,激发居民参与自治,非物质激励带动非体制精英发挥乡贤作用,回馈乡里;(3)动员机制,资源输入形塑村庄强社会关联,提升内聚力,集体动员抵御外部破坏性力量;(4)责任机制,村庄共同体的公共权威人物,在平等与公平的价值规范约束下,进行普惠与照顾的目标权衡。这一研究在理论上弥补了“权力的文化网络”在国家输入资源变量、村庄与村民自下而上反应以及未来取向维度缺失的不足。在政策上为“建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提供了充分依据。     

乡土社会秩序的巨变 ——文化转型背景下乡村社会生活秩序的再调适

文化转型背景下,中国乡土社会的秩序正在发生变迁,并遵循着从“差序格局”、到“文野之别”、再到国家权力下行的路径。在宏观层面上,中国乡土社会秩序在政治制度和权威关系、个体意识等方面均发生改变。民国以后,在国家权力不断渗透到基层乡村的一系列制度（保甲制度、人民公社制度、村民自治制度）中,呈现出村庄内生秩序和国家建构秩序的共存和调适的情形。本文从社会秩序的概念入手,围绕三个问题进行阐述：社会秩序在历史中的嬗变;社会转型期两种社会秩序（礼治秩序和法治秩序）过渡与并置的局面;以及试图描述文化转型进程中乡土新秩序的变迁和文化调适的图景。最后提出人类学家应对乡村社会秩序变迁应该具有的态度,即理解乡村社会秩序的变迁需要重视文化的“粘合剂”作用以及我国传统礼俗社会的人情因素。理解乡村社会问题应具有更加包容的心态。     

乡村振兴中实现农民精神富裕：价值、挑战与进路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乡村发展的国家战略,农民实现共同富裕是其应有之义。具体来说,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价值旨归,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要求,更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标识。从共同富裕的结构层级来看,既包括物质生活的不断满足,又包括精神生活的丰富多彩。尤其是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与农民物质生活水平的跃升,精神富裕成了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也成了乡村社会达成共同富裕目标的关键面向。因此,需要明确农民实现精神富裕对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的重要价值,廓清农民实现精神富裕在物质基础、价值方向、公共服务等方面所遭遇的一系列挑战,聚焦物质生活的现实基础、主流精神的价值引领、优秀传统的文化底色、公共文化的供给水平,探索农民实现精神富裕的具体实践进路,从而助力于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文化治理路径研究

当前城乡二元格局之下,我国乡村文化建设成绩斐然,但在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乡村文化建设仍面临政府主导下的同质化倾向,城乡文化碰撞引发乡村文化认同危机,乡村空心化导致文化主体大量流失,农民自身的主体培育不足等问题,在浙江桐乡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经验和模式之下,三治融合的制度形式和措施安排,能够为乡村文化治理寻求新的发展出路,换发乡村文化建设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