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医疗程序相关问题探析

强制医疗程序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适用条件模糊、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性质不明和庭审形式化等方面的问题。对"严重"和"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理解和认定影响着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范围。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在性质上属于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这影响到了该措施的实施程序和其在强制医疗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后的折抵刑期问题。应当通过赋予被害人相应的诉讼权利和保障有受审能力的涉案精神病人出庭等措施,实现强制医疗案件庭审的实质化。     

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研究

强制医疗是对缺乏自知能力的精神病人采取的治疗措施,涉及到公民人身自由权和社会安全及治安秩序。由于我国缺乏相关立法,从而导致强制医疗处于无法可依、实施混乱的状况．在分析强制医疗的内涵、性质的基础上,就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实施条件、程序及其法律救济进行系统阐述．     

海峡两岸行政即时强制比较研究

通过对我国行政即时强制之界定、立法模式、方法、监督与救济等方面与台湾地区行政即时强制立法作比较研究,可以从理论上将行政即时强制与一般强制区别开来,按照现代法治原理的要求对行政即时强制进行规范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     

强制医疗中的法律问题探析 ———以精神病强制医疗程序构建为视角

强制医疗是我国刑法规定的针对实施严重社会危害行为的精神病人依法适用的特殊刑事实体措施。强制医疗程序是强制医疗措施正确适用的保障。强制医疗的性质及特点决定其在提起的条件、主体、时期、方式等方面不完全等同于通常我们所使用的普通诉讼程序。依法规范强制医疗程序,从机制上保证依法正确适用强制医疗措施,是有效制止和预防精神病人的社会危害行为、维护公民合法权益所必须的。     

违法建筑行政强制拆除程序:争议与辨析

《行政强制法》第44条为违法建筑行政强制拆除设定了特别程序,但其规定存在很大的解释性空间.该法没有为所有涉及违法建筑管理的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给予普遍性授权.对于违反《城乡规划法》的违法建筑来说,有关行政机关则不能选择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理论和实践中,公告程序的操作存在多种模式.公告的对象应当是责令限期拆除决定,先公告后催告的程序最具有合理性.“复议诉讼期间不停止执行原则”的排除适用系针对责令限期拆除决定,其目的是防止对当事人造成难以恢复的损害,但是它将严重影响违法建筑行政管理的效率,其立法的理论基础值得检讨.     

精神障碍患者强制医疗的性质界定及程序解构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将强制医疗纳入了法制轨道。由刑事司法程序处理精神障碍患者的强制医疗问题既遵循了国际通行做法,又符合中国基本国情,有助于实现公正、安全、人道和效率多元价值的平衡。虽然立法机关选择了渐进式的实践探索路径,但研究者不应满足于粗线条式的程序设计,应围绕强制医疗程序司法化的主线,在启动程序、临时安置、审理程序、执行程序和检察监督等问题上作进一步细化以完善现有的条文规定。     

论我国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的完善

对具有一定危险性的精神病人进行强制医疗,是现代法治社会维护良好社会秩序的一项必要措施。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项特别程序,既体现了对精神病人人权的保障,又降低了精神病人对其他公民再伤害的可能性,对保障社会的和谐安定具有重大的法律意义。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关于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的规定仅有五条,操作性不强,完善我国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应坚持社会防卫与医疗救助并重,完善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强化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细化审理程序规则,完善执行机构。     

论行政强制对人权保障的制度性回应

从终极意义上说,人是目的而非手段,故人权保障亦因之而成为当今各国法律制度的终极价值。固然行政强制基于维护特定社会秩序需要而具有了追求行政效率的倾向,但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行政强制也不得无视人权保障的要求,相反应当积极做出制度性回应。在配置行政强制设定权时,应当原则上将其控制在中央一级且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为主;在行政强制实施过程中,行政主体应当在行政强制的启动程序和具体实施手段上尽量体现以人为本;在对行政强制的救济上,应当基于人权保障需要而赋予行政相对人概括的诉讼权利。     

中日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比较研究

2012年《刑事诉讼法》设立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填补了有关涉嫌犯罪的精神病人处遇制度的空白。但无论是法典还是司法解释对于该程序的规定过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需要进一步地补充和完善。而日本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及配套制度与设施,并积累了立法与实践经验。因此,有必要采取比较法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分析日本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立法中值得我们借鉴与吸收的价值与制度,以期完善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     

非政府组织参与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研究

作为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新增的特别程序,刑事强制医疗程序面临着社会资潭供给严重不足的困境.而非政府组织以其承担协助、援助、代表和监督等职能可以将社会资源引入刑事强制医疗程序.非政府组织参与强制医疗程序有利于实现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的精细化和专业化,有利于贯彻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精神.为确保非政府组织的参与行为在法制框架内规范运行,必须从启动、参与、救济和监督机制等方面构建我国非政府组织参与强制医疗程序机制.     

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程序研究

"两个证据"规定的出台,标志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初步建立。"两个证据"规定虽彰显公安司法机关力图追求司法公正的态度与决心,然而,如何将制度规定有效运用于司法实践中,仍需一套具体的、稳定的、有效的操作程序。而要使"两个证据"规定付诸实施,首当其冲要面临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问题。建构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程序可从主体、影响因素、可能的展望等三方面着手。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证明问题研究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据与证明问题是该程序在运作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该程序的证明问题涉及证明对象、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等.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明对象应当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或者逃匿且通缉后一年未能到案的事实、拟被没收的财物属于违法所得以及拟没收的财物不属于利害关系人的合法财产.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明标准应当分主体进行讨论,不同主体证明的要求不同;同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明标准应当分阶段讨论,不同诉讼阶段也应当坚持不同的证明标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应当确立二元制的证明责任体系,证明责任的承担应当以证明对象为基础,同时以证明标准划分不同主体的证明责任.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早出现在刑事诉讼中,近年来,随着民事诉讼法律的日臻完善,该规则在民事诉讼活动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也成为法学界关注的热点。通过对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释义、来源、发展之考察,英美法系、大陆法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践操作之比较,可以比较两大法系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法律规定、司法操作的异同。     

社区建设的意义、目的及方针步骤

社区建设不仅是当前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现代社会发展之重要一环。本文就社区建设的意义、宗旨、目标及其实施步骤等方面问题作出了初步的理论分析,指出社区建设对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阐述了以人为本的社区建设原则及其具体目标内涵,并基于中国当前社区发展现状提出分段建设、循序渐进的社区建设方针与步骤。     

地下钱庄案频发的思考

以广东“杜氏地下钱庄”案和上海“罗怀韬地下钱庄”案为例,对当前地下钱庄案频发冲击金融市场及经济秩序、助长国内非法资金清洗出境、影响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等危害性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多部门配合打击、实施“疏”的手段、健全完善相关法律规定等有关建议,以期对当前反洗钱工作有所裨益。     

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构

刑事非法证据的取舍问题由于其自身的独特价值一直是我国立法机关、学术界争论的热点。在明确非法证据内涵的基础上借鉴各国相关制度规定,论述在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实意义并提出初步构想。     

我国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实践困境及其破解

我国违法所得没收程序适用中问题比较突出,表现为案件数量少、分布不均衡、涉案人员级别低、涉案金额小等。原因主要是对诉讼目的和性质归属把握不准、程序设置没有体现特别性要求、相关办案机制缺失等,建议进一步完善程序设置。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案件适用范围研究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四项特别程序之一,对该程序的案件适用范围的界定是研究该程序的前提,也是保障该程序良好运转的基础。目前,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应当仅指我国刑法规定的贿赂犯罪,包括贪污罪、受贿罪和行贿罪等,对恐怖活动犯罪案件的范围不应当做出扩张解释,待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成熟之后再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和恐怖活动犯罪案件进行扩张解释。对重大犯罪的理解应当考虑当时的立法技术成熟条件,只有在立法技术成熟时才可以扩大重大犯罪的理解。此外,还应当对法律规定中的逃匿、死亡、违法所得、涉案财产、可以等细节规定做出正确的理解。在司法实践中,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适用并没有完全按照刑事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