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的逻辑与大学战略规划的有效性

战略规划本质上是"行动过程",它不仅指战略规划的文本,更是指战略规划的制定和实施的完整过程。大学战略规划过程其实就是行动者(规划相关人)参与规划行动的过程,集体行动成为大学战略规划的内在要求。大学战略规划的有效性是获得行动者(规划相关人)的认知和遵守而实现了其预期效果的状态,是行动者(规划相关人)对规划普遍性地认同和遵守的程度。从集体行动的逻辑出发可以发现,大学战略规划存在"集体行动的困境",这种集体行动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大学战略规划的自由行动者缺席和大学战略规划的政治市场失灵,而正是集体行动的困境导致了大学战略规划的有效性问题。对此,需要从制度层面、组织层面、认知层面三个层面相互联系和共同作用消解大学战略规划集体行动困境。     

结构化理论:吉登斯超越二元对立的探索

面对传统的二元对立研究方法,吉登斯在继承与批判的基础上建构了结构化理论。他以行动者为逻辑起点,在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相结合的基础上,强调社会互动,超越了传统的"二元对立"。吉登斯看到了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同时也重视结构对于行动的约束性,他提出的结构化理论为解决整体论和个体论之间的分歧奠定了科学的基础。他在把结构看做行动媒介与行动结果的基础上,引入时空概念,为研究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提供了依据,为分析人类实践活动提供了新视角。     

微信社会情境下老年个体身份行动研究

微信社交软件的兴起,无疑创生出微信社会情境。通过微信言语的多重互构行为,老年个体身份得以建构,进而以自我呈现、自我构念行动实现了老年个体的自我身份认同感的提升。在微信社会空间中,“虚拟在场,现实缺席”的社会情境让老年个体的在场感和家庭群体感得到增强;“微信群”得以建构成员平等对话的空间,消解了传统代际权威;家庭成员“红包游戏”的互动体验进一步消解了传统代际间的仪式感。老年个体以图像符号的表情包语言重塑其话语表达逻辑,同时以转发链接来建构新的对话关系。在此基础之上,依托于其内在服务性功能,老年个体的社会参与行为得以提升,其微信社会身份亦被重塑。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生成机制及对策研究

网络群体性事件行动之网的构成要素有网民、"三公"部门及其公职人员、网络服务商及其从业人员等人类行动者与网络空间、网络监管制度、网络议题、网民意识、网络社会思潮等非人类行动者,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借助转译机制建构了认同联盟,推动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形成与发展。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生成机制通过转译过程分五个环节,即问题呈现、认同共享、征召、动员、异议。为此,从政府态度上,应把坚持公信力作为基本准则,从治理方法上应把情理法兼顾作为基本要求,从应对策略上则应以双层博弈作为实施路径。     

网络集体行动的意义建构——基于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的分析

网络集体行动的产生依赖于行动者对于“事件”的意义建构。运用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分析网络集体行动的意义构建具有一定的解释力。网络环境下,信息发起者、行动参与者与媒体相互影响,对事件进行着动态性的编码和解码,不断地赋予事件以意义。网络集体行动的意义构建中很难截然分开编码者和解码者,事件的编码经过多主体的共同努力,而解码方式呈现多元化。网络行动者在彼此的互动中不断地构建并完善事件的意义,推动着集体行动的发展。     

认同与抗争:社会冲突性事件的媒介建构——以媒介关于“唐慧案”的报道为例

我们将"唐慧案"置于"新社会运动"的背景下,研究媒介与社会冲突性事件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以党报为代表追求的主流媒体所形塑的"公平正义"框架和以市场化媒体为代表追求的"法制化"框架是媒介在国家-社会框架下发展的结果;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媒体对"唐慧案"的报道,反映了在针对中国底层抗争政治报道中新闻媒体及从业者对于专业主义理念的践行与客观实际之间的矛盾。以往的研究认为媒介在社会动员和建构集体认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关于"唐慧案"的底层抗争中,媒介的动员作用是极为有限的,媒介建构的集体认同更多的是媒介之间的自我认同。由于大众媒介的报道和介入,使得"唐慧案"具有的底层抗争政治的性质更加明显,大众媒介不仅仅是这场抗争运动的报道者,同时也参与建构并消解了这场底层抗争运动。     

乡村社会整合视域下网络公共空间的运行机制研究——以皖南A村村务微信群为例

网络公共空间与乡村社会治理建设的联结已成为当今社会的研究趋势之一。聚焦于皖南A村微信群,采用线上参与观察与线下个案访谈法,以微信群嵌入乡村社会为分析视角,通过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来考察A村微信群在乡村社会中的实践表征与运行机制。从社会联结、共同体意识、基层治理等多层面出发,深入挖掘微信群这一新型公共空间与乡村社会整合的关联。发现网络公共空间已成为搭建村民社会联结的桥梁、建构乡村共同体意识的场域、提高基层治理效能的社会基础。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公共空间的局限性,为建构乡村社会秩序、促进地方认同以及实现地方社会整合提供可行性尝试。     

论新闻发布会的仪式叙事与建构——对新闻发布会的文化人类学解释

传播仪式观重构了传播的模式,以"仪式观"观之,新闻发布会是仪式进程的展演。在数字媒介生成的虚拟情境下,新闻发布会从现实仪式演变为媒介仪式。应重视新闻发布会的仪式建构,从角色构成、角色行为、时空要素、情境等层面强化仪式的象征意义,以建立仪式秩序、实现仪式目的。     

记忆的仪式: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传播意义与价值

河南新郑黄帝故里每年举办的拜祖大典可以看做是一种记忆的仪式传播,它在传承传统文化、强化历史记忆、建构文化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使中华民族"同根同祖同源"的观念代代相传,使"和谐和睦和平"的美好心愿广为传播。拜祖大典的"仪式重演"与符号象征不但为全球华人提供了一个"认同的空间",而且是建构民族文化认同和文化身份的重要象征资源和文化资源,在唤醒文化记忆、增强民族凝聚力、增加向心力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软力量。     

环境传播视角下新媒体对河长制议题的建构与调解

河长制作为环境议题,在新媒体环境下,牵扯到多种行动者之间的复杂联动关系.研究选取三类新媒体平台作为研究对象,以实际资料为基础,将人民网、中国生态文明网和微博大V的河长制议题报道作为样本,以实际资料为基础建立一个研究模型,探讨三类河长制议题建构过程的现状与问题,分析新媒体对河长制议题进行建构的过程.研究发现,3个新媒体行动主体的议题建构能力和方式相互补充,各有侧重.新媒体作为媒介行动者,应扮演调解感知角色和行使调解行为的功能,更好发挥自身功能,从而使得多元行动者的行动得以协调,推动河长制议题的有效建构和传播.     

国内电视节庆的类型化生存及其意义建构

"节庆"是电视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视觉资源,是社会转型期深具中国特色的电视景观。电视节庆是节庆仪式与电视仪式的双向借位,中国的电视节庆可有传统节庆、政策节庆、主题节庆这三大主要类型,分别体现着重"礼"、重"典"、重"庆"的传播表征,并指向不同的认同建构及其共同体想象。电视节庆类型化生存的意义建构、类型递嬗与效力考察,是老龄化的电视及其媒介实践中的真问题之一。     

仪式传播视域下的奥运会与国家认同建构

以仪式传播、认同理论为基础,以奥运会为研究对象,关注奥运仪式在促进国家认同形成中的建构国家话语和国家“共同体想象”功能、凝聚国家情感功能。同时指出了奥运仪式传播建构的国家认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结构二元性：公共政策与个体理性行动之分析

公共政策作为一种宏观的社会结构制约性,它对微观的个体理性行动者进行着引导、规范和约束。个体作为理性的行动者,他们也不断对现行公共政策进行反思,并通过与政府部门的沟通或者集体性抗争的实践行动不断改进和建构新的公共政策。因此,公共政策与个体理性行动者即是在宏观一微观这样一种结构二元性中互构的。论文在分析了公共政策与个体理性行动的内在要素之后,对它们的互构过程进行了剖析。     

从意义建构到共识达成——关于网络集体行动的一个解释模型

网络事件的发生与"事件"本身的特征有关,更与行动者对"事件"的选择性建构有关。因此,社会焦点问题并不必然引起网络集体行动,只有当某个"事件"被人们感知并赋予其特定意义时才会引发网络集聚,这需要通过意义建构将个体性矛盾转化为社会结构紧张。以此为基础,网民还要对"事件"被赋予的多重意义建构进行理性取舍和融通整合,这需要通过"我们化"来达成网络共识。一旦上述过程得以实现,网络集体行动就开始了。     

个体与社会的媒介化建构

媒介技术构建媒介社会,媒介信息让受众从拟态环境中获得对世界的看法,建构个体与社会的思想观念,培植行为方式,改造固有文化。媒介化社会中人们消费着"符号",消遣着媒介镜像,"真实"与"虚拟"被媒介深度模糊,个体与社会在传播与传递中被建构。     

国家纪念仪式促进政治认同的逻辑与路径——以国家公祭仪式为例

作为一种由国家主导的表达主流价值、历史传统、象征意义和政治信念的程序化纪念活动,国家纪念仪式成为党和政府建构公民政治认同的重要手段。纪念仪式促进政治认同的逻辑表现为通过时空唤醒历史记忆强化身份认同;借助符号表达象征意义激发情感认同;经由展演规训身体惯习塑造观念认同。新时代,促进以增强"四个自信"为核心的政治认同需要有效发挥纪念仪式的功能,应充分挖掘时空资源,推进纪念仪式供给规范化;精心设计象征符号,增强纪念仪式传播科学化;科学运用仪式展演场景,提升纪念仪式效能持续化,进而固化和强化公民的政治认同。     

符号、物质性与实践：媒介建构现实的三个向度

媒介可以建构现实世界已被学界一致认同。为考察媒介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文章以媒介符号、物质性及实践三个向度为切入点,厘清媒介建构现实的具体方式、内在机制和不同特点,进而探究媒介建构现实的整体性,发现三个向度对现实世界建构的方式不同,但彼此之间有着深刻的关联性和共时性。研究旨在为传播认知、媒介理论的发展提供参考,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高素质农民“多元一体化”培育体系的建构与优化路径——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域和X省的个案分析

以X省某类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为个案,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框架,探讨以政府作为发起行动者推动的高素质农民培育体系建构。研究发现：高素质农民培育行动者网络形成过程可以理解为高素质农民“多元一体化”培育体系建构过程,发起行动者主导的“转译”机制是促成体系建构的动力机制。在高素质农民“多元一体化”培育体系建构及运行过程中,多元主体存在因内部角色冲突而处于“认知不足、认同不够”的“消极内耗”状态,因行政化“征召动员”而处于“被动联结、机械协同”的“弱联盟”状态,因制度缺位而处于“关系疏离、交互异化”的再生秩序“畸变”状态等现实困境。因此,应加强行动者内部角色塑造、补齐行政化“征召动员”短板、健全培育与问责制度,以促进高素质农民“多元一体化”培育体系的优化。     

街区组织与街区事件——后单位制时期中国街区权力结构分析框架的建立

如果要进行有力度的街区权力结构研究,必须找到一个具有分析力的研究框架。从研究回顾、方法论探讨、直接理论来源3方面入手,文章分析了方法论上结构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调和,回溯了戴伯格等人对权力的研究,指出:关于权力结构研究的关键不是"权力到底属于谁"的问题,而是权力结构的形成过程。在此过程中,最重要的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权力格局中参与各方(行动者)的行动,这种行动往往只能够通过"特定的事件"才能被观察到;另一个则是行动者嵌入其中的制度背景,这种制度背景可以通过我们对行动者所属组织结构的观察加以确认。因此,要对后单位制时期中国街区的权力结构进行深入的研究,一个可行的框架是"街区组织-街区事件"。     

社会资源与行动网络：精英型意见领袖的抗争逻辑

在农民抗争中,精英型意见领袖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其作为一种核心力量存在于抗争行动的始终。他们通过运用自身的社会资源,合理建构抗争行动的意见框架,广泛动员与事件关联的共意群体,最终达成行动网络的联结。精英型意见领袖的抗争逻辑还表明,村庄善治关键在于精英型意见领袖的抗争,其抗争成败的关键又在于其所掌控的社会资源,而社会资源的意义建构取决于村庄社会认同,取决于村庄结构。所以,有什么样的村庄结构,就有什么样的精英型意见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