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主张、实践与动因分析

随着网络空间重要性不断上升与网络空间博弈态势加剧,德国努力提升自身在网络空间的行动能力和治理影响力。德国坚持现有国际法普遍适用于网络空间,主张多利益攸关方的互联网治理模式,重视对公民个人数据的保护,并大力提倡数字主权。在实践中,德国注重加强自身网络能力建设,引领数字经济规则与标准制定,扩大网络空间伙伴关系,积极参与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制定。德国积极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既是其推进国内数字化进程和维护网络空间安全的需要,也是其提升国际影响力和助推欧盟实现战略自主的必然要求。尽管中国和德国在网络空间国际治理观念与主张上存有差异,但是,双方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缩小国际数字鸿沟以及加强互信平台建设等方面具备合作潜力。     

新冠疫情下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机遇与挑战

新冠疫情暴发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造成历史性打击,但也为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国际合作在应对疫情和促进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推动了新治理需求,疫情相关的问题涌现突出了网络空间治理议题的新重点。同时,人们探索和适应新兴技术的步伐也得到加快,新技术将成为重要治理手段。但疫情之下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仍面临诸多挑战。网络空间大国的激烈博弈使国际合作意愿不断受挫,网络安全、逆全球化等网络空间全球治理议题的复杂性不断加强,而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的效用却未能充分发挥,并且在新技术部署等方面,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显露出明显的滞后性。新冠疫情对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将为国际社会与我国更好推进这一议程提供可探讨的方向。     

跨国网络犯罪国际治理的中国参与

在中国传统刑法规则领域内,跨国网络犯罪国际治理面临法律机制失灵的困境,与信息社会蓬勃发展以及居高不下的网络犯罪率形成巨大落差。跨国网络犯罪国际治理的困境归因于国内法的制度掣肘与发达国家治理跨国网络犯罪狭隘的外交政策,导致中国参与跨国网络犯罪全球治理进程中内忧与外患共存。鉴此,须站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以"中国参与国际治理"为主线,以数据安全、网络安全的现实需求为牵引,构建"法律治理与技术治理"二元并重的法律归化方式,推进中国互联网法院能够拥有对跨国网络犯罪案件的审判管辖权,进而填补中国参与网络犯罪全球治理的盲区,改变"空想式"爱国主义的口号,促进中国刑法规则与国际规则的实质融合。     

构建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规则的问题与对策

风险社会的到来以及网络空间存在的诸多问题使得制定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规则的任务已经迫在眉睫,然而,网络霸权主义是构建公正、合理的治理规则的首要障碍。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规则不成体系、既有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规则难以发挥作用等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由于各国立场分化和利益冲突,难以形成有效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规则体系,《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国际法律规范以及其他国际行为准则应当成为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基本规范。当前,全球治理的任务更为艰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国际社会的强烈吁求,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积极参与构建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规则有着独特优势和现实意义。     

面向IPv6的网络空间国际治理联合研发与示范

互联网向基于IPv6的下一代互联网演进已成为全球共识.IPv6技术与5G、物联网技术共同发展,将真正实现万物互联,随之而来的数据泄露、网络攻击等安全问题也更加突出.互联网是全球共享的重要资源和关键基础设施,任何网络安全威胁和攻击都可能在全球蔓延,所有国家都需要共同面对各种网络安全威胁.清华大学网络科学与网络空间研究院王继龙教授团队联合13个其他国家的15个研究机构和中国的7个研究机构成功申报并推进"面向IPv6的网络空间国际治理联合研发与示范"项目,针对IPv6网络空间国际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创新体系结构、突破关键技术、研发原型设备和系统、开展规模应用示范,提高网络空间国际治理能力.     

网络空间治理:若干关键争议的是与非

国际社会的网络空间治理"知易行难",重要原因之一,是各方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存在剧烈争议,主要包括认知层面的"全球公域"与"网络主权"之争、机制层面的"多利益攸关方"与"多边主义"之争、规制层面的"适用旧法"与"创建新法"之争,以及"网络自由"与"信息安全"的治理目标之争。但深入考察可以发现,搁置空泛的理念争议,在具体问题上"求同存异",既有迫切必要性又有现实可能性,是推进网络空间治理的重要前提。     

全球网络治理的法律困境与出路

以虚拟性、开放性、用户传统自治为主要特征的全球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一方面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诸多便利,但同时也造成了诸多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普遍呼吁就国际网络予以治理。然而现实表明,在国际社会就网络空间的法律地位形成共识以前,全球网络合作很难向前推进。在有关网络空间法律地位的学说中,无论是网络空间自主权说、还是网络空间全球公域说都不符合网络空间的技术和社会特征。网络作为一国领土的延伸,应该属于一国主权范围。在此基础上,多边治理应该是未来网络空间治理的最佳选择。网络空间治理应尊重网络发展的现实,以全球化为网络治理机制建构的宏观背景,采取渐进式国际合作推进全球网络治理合作。     

新冠疫情危机与全球治理新态势

新冠疫情引发全球治理危机,但也为全球治理新发展带来机遇。全球治理危机本质上是传统治理模式的危机,需要新的治理理念、治理手段和治理主体的补充。新冠疫情危机强化了国际社会对人类生命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认识,并体现出危机下个体自我约束的重要意义,由此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开始成为一种规范在国际社会扩散。危机之下国际组织表现出引领全球治理的乏力,相反国家治理的基础性价值得到彰显。不同国家的不同治理经验体现了文明多样性的价值,国际社会需要加强不同文明间治理经验的交流互鉴,以此创新全球治理模式。在此基础上,危机还带来了全球治理中国际组织与主权国家关系的变化,国际组织作为"老师"向作为"学生"的主权国家单向输出知识的传统模式,将向"师生互动"的新模式转型,国际组织将从主权国家治理中汲取更多智慧。特定议题内的关键国家也将在国际组织以外开展更多双边和多边合作,与国际组织的全球治理形成多层次互补关系,共同促进全球治理迈向新阶段。     

网络空间国际规则:问题、态势与中国角色

当前,互联网用户数量的急剧增加,使得网络安全形势愈发严峻,网络空间规则构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日益明显。由于互联网的技术特性、相关政治不利因素的影响以及大国引领作用的局限性,网络空间规则构建进程缓慢。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面临的发展态势日益复杂的背景下,中国在治理理念、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影响力上升态势、互联网产业基础等方面具有推动规则构建的有利条件,但在网络治理方面与美国及其盟国仍存较大差距,影响力依然有限。中国需在理念宣示、科研规划、产业发展、人才培养、国际合作等方面,提升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话语权,推动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制定,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自己的力量。     

论网络空间治理国际合作面临的难题及其应对策略

网络空间治理的问题通常需要国际合作才能得以有效开展。然而,当前网络空间治理的国际合作却面临诸如国家间网络主权是否存在的争议、网络空间治理适用制度的差异以及不同意识形态融合等诸多难题。这些难题制约着网络空间治理国际合作框架和运行机制的建构。事实上,网络空间治理国际合作的缺失导致的结果就是：它不仅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利益,而且也纵容了跨国网络犯罪,妨碍了公民信息自由权利的实现。虽然当前的国际形势决定了网络空间治理国际合作难以在短期内达成,但是以捍卫网络主权、坚持网络合作的国际谈判与网络技术研发等为达成网络空间治理国际合作而创造条件的努力不能停止。这对于建设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以及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合作治理体系至关重要。     

网络文化安全治理的国际经验探析

网络文化安全治理是以网络文化安全作为治理的对象。西方国家网络文化安全治理战略建立在“规则取向”的国际战略文化理念基础之上,同时国家至上原则在网络空间治理中表现为积极倡导“网络主权”。我国网络文化安全治理过程应透明、民主,治理目标应致力于追求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发展,以此回应美国等西方国家提出的“互联网自由”理念,强化国家主权在网络时代的国际地位。我国要想在全球网络文化安全治理领域成为积极而有影响力的行为体,既需要借鉴国际经验,更重要的是立足于本国的实践与探索。     

中国与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

互联网技术治理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由一个不断发展的私营部门主导的、"多利益攸关方"的治理制度。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各国已经逐渐认识到互联网的意义,并开始谋求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中更重要的角色。随着中国重塑全球治理能力的增长和日益崛起的力量,中国在全球互联网治理领域的参与越来越重要,其倡导的治理模式已经对当今美国主导的、自由的全球互联网治理模式形成挑战。北京主张用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机制来取代现存的"多利益攸关方"全球互联网治理机制。本文介绍了"多利益攸关方"和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制度,描述了中国参与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中的核心组织,讨论了北京政策的动力机制及其问题。     

后疫情时代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和标准博弈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带来数字化发展的历史性变革,全球网络空间与民众社会生活的联系日益紧密,与此同时,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飞速发展,带来了数字经济的繁荣,但随之而来的网络风险也与日俱增.当前,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基本特点是建立在规则上的治理.各主体围绕规则制定、运用和修改展开的互动,成为全球网络空间制定过程中主体间博弈的主要形式.作为全球网络空间最具影响力的行为体之一,中国参与网络空间战略博弈的重要内容,就是围绕网络空间国际规则与标准展开的互动博弈.     

后危机时代的全球治理与国际经济法的发展

在后危机时代,全球治理模式已进入"深度全球治理"的更高层次。深度全球经济治理视野下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国际经济立法与国际经济组织的权力结构、治理模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调整。这种调整既反映了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实力对比所发生的变化,也反映了国际社会对资本与国家、资本与社会之间一度失衡的权利义务进行纠正的努力。如何在这一调整过程中保证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并切实提高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进入全球治理核心权力圈的新兴市场国家需要思考的重大问题。     

基于国家安全的互联网全球治理

在国家安全领域,互联网的国内治理对国家安全不可或缺,但因其无国界性、工具性、匿名性,单纯的国内治理会遭遇种种限制,故而互联网的全球治理显得尤为必要。基于国家安全的互联网全球治理模式,包括美国、加拿大等国宣扬的"多利益相关方"治理模式和中国、俄罗斯等国倡导的"多边主义"治理模式。互联网全球治理的实践表明,以民族国家为主导的"多边主义"治理模式能够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互联网全球治理机制的完善,需要进一步强化互联网合作互助机制、标准实施协调机制、风险防范与评估机制等方面的建设,并注重互联网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互动。     

全球治理的中国话语

在国际治理体系中,中国虽然已经开始积极广泛地参与国际治理规则的确立、组织的构建、行为方式的设计等进程,但是在国际社会仍然经常被误解和猜忌。全球治理中国话语的缺失,除了中国自身强大所造成的压力之外,关键在于中国仍然面临着话语表达不够充分的问题。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协调,中国有必要在公共外交能力建设、观念建设领域提升自身的意识和水平,从而以更好的形象、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到国际治理的规划、建设之中,有效维护自身利益,也更有力地推进国际社会的公正化和法治化。     

网络空间国际法治:中国的立场、主张和对策

近年来,国际法在网络空间治理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网络空间国际法治已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目标。中国作为网络空间的核心利益攸关方之一,旗帜鲜明地支持和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法治,并提出了一系列相关主张,为网络空间国际法治作出了重要贡献。网络空间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的走向与我国未来的发展空间休戚相关。中国政府应更加深入地参与到网络空间国际对话和立法进程中,积极影响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和适用,充分反映自身的利益和主张,提升我国在网络空间国际秩序构建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全球网络空间治理态势与国际规范制定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与第一个十年相比,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热度、关注度显著升高,相关国际会议频次更高,国际进程纷纷出现,研究成果和公开报告显著增多,各方参与热情高涨.各方的参与,大多着眼于全球安全、经济繁荣、社会发展、民生改善等方面.笔者认为,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主要有三件事对网络空间国际治理产生了显著影响:一是斯诺登事件;二是全球互联网普及率超过50％;三是中美科技角力叠加新冠肺炎疫情蔓延.     

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制定的新趋向——基于《塔林手册2.0版》的考察

近年来,国际法在网络空间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但国际上对于如何推动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制定还存在较大分歧。在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组成部分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中,其国际规则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意义。2017年出版的《网络行动国际法塔林手册2.0版》,在2013年《网络战国际法塔林手册》的基础上,新增了主权、管辖权、国家责任等有关和平时期网络行动的国际法规则,适用范围大大扩充,但也存在片面注重适用现行国际法等局限。"塔林2.0"规则体系体现了实然法与应然法之间的微妙区分,是一种具有事实上的"专家造法"色彩的学者学说,同时反映了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制定中西方主导与国际参与之间的艰难平衡。中国政府和学界应当密切关注"塔林2.0"及其背后折射出的网络空间国际法发展态势,积极参与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制定,加大这一领域的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力度。     

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秩序变迁与模式构建

互联网拓展了人类活动的范围,创造了人类生存发展的新空间,将世界连接成一个“地球村”,国际社会也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治理网络空间,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共同福祉,就成为世界各国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在全球网络空间中,由于信息技术发展水平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差异,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数据资源和拥有能力的差异,与此相应,形成了不同的网络空间治理战略。世界各国只有坚持对话与合作,才能构建合作共治、和谐安全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推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