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百年来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兼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乡村”

建设什么样的乡村、怎么建设乡村,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的一个历史性课题。 在近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不断衰败凋敝,这跟近百年来我国所选取的经济发展道路不无关系,更与人们对于“乡村冶和“乡村发展冶的认识紧密相关。 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人们简单地将“乡村冶与“农业冶、“乡村发展冶与“农业发展冶相提并论。 如果不能将乡村视为一个社会的概念,并着力乡村社会建设,即便在经济发展上用尽全力,也将事倍功半。     

完善乡村治理结构,实现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既不是重新回到乡土社会,也不是重复原有的工业和城市化发展道路。 乡村振兴要探索一条中国特有的农村发展之路。 在乡村振兴中,需要强有力的顶层设计才能推动中国探索城乡共同发展;实现乡村经济与市场充分融合;并且有农民高度参与。 因此在村庄层面的国家弱化、市场缺位和农民参与不足的问题亟待克服。 本文建议推动行政权力向村级延伸、培育多样化的市场机制和市场主体,强化村委会的村民自组织性质,从而通过国家、市场和农民在村庄层面上的协同努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女大学生村官的乡村治理能力 ——以江苏省S市为例

从治理动机、工具、治理绩效三个层面对江苏省S市男女大学生村官的乡村治理能力进行调查,研究显示,较之男性大学生村官,女大学生村官在发挥其独特的以人为本为核心的乡村治理能力优势的同时,也同样遭遇到当代女性参政所面临的结构不合理、晋升渠道狭窄、职务性别化、参与村级事务的深度和广度有限等问题.择业动机认知偏差、社会资本存量较少以及传统性别角色的限制,是导致女大学生村官无法更好地发挥作用的主要原因.只有从解决这些根本问题入手,才能切实提高女大学生村官的乡村治理能力.     

“女版褚时健”的传奇人生

一位80岁高龄的老太太,最近在微博上“红”了。只要在微博上输入她的名字,相关微博就有近2万条。人们称她为“女版诸时健”,感慨她的传奇人生。2013年12月初,在陕西西安举行的第五届救助贫困先心病患儿大型公益盛会,     

乡村社区化建设论析

2008年颁布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管理办法》使得城乡建设用地供需矛盾突出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进而催生了乡村的社区化建设。目前开展得轰轰烈烈的社区化建设,给乡村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乡村聚落形态、制度结构和文化价值结构,社区化建设打破了原有的乡村社会网络,就其本质而言,这一举措是新时期国家权力深入乡村汲取资源的典型体现。为了实现乡村社会稳定、有序发展,乡村社会的变革要尊重传统、循序渐进,做到因地制宜,减少激进的变革带来的结构性震荡。     

乡村振兴视域下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治理的逻辑理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指明了新时代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向,而社会资本则为这一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支撑.通过回顾当前学术界关于社会资本与乡村治理的研究现状,梳理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治理的历史脉络,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缩影和政治特色;同时,依据罗伯特·D·帕特南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从信任、网络和规范三重维度出发,阐明了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及实践逻辑,为助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终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数字乡村建设创新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是国家基于农业农村发展需要,以数字信息技术赋能乡村建设,助力实现高质量乡村振兴而做出的时代选择。数字信息化时代下,正确把握内蕴于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之间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有助于厘清当前数字乡村建设创新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和内在逻辑,探索数字乡村建设创新乡村治理的重要路径: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创新社会参与渠道、构建乡村治理平台与完善配套政策体系,从而更好地实现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的融合,实现乡村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的现代化。     

两汉乡村社会各阶层新论

按照两汉时代人们的观念,乡村被划为大家、中家、小家或下户,但这种划分不能简单地对应为地主、自耕在或其他劳动者,因为在不同地区、不同条件下,大家、中家与小家的区分悬殊甚大。有的大家不一定占有多少土地,而有的小家或下户却拥有着奴婢,因此,本文依据两汉乡村社会的实际存在,对这一时期乡村社会各阶层进行了斩的分析与研究。     

改革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

中国乡村社会结构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逐渐进入重大转型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工的出现、乡镇企业的发展以及农村城镇建设等新事物、新现象的出现,为乡村社会从封闭到开放、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到异质多样性社会的过渡和转变带来了动力和契机,乡村社会结构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以科学范式理解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战略在方向明确、层级目标确定、政策体系成型之后,迫切需要社会科学给以学理性解释和储备性策略研究。 乡村社会学一个重点任务就是,以学科范式成体系地理解乡村振兴战略。 工具理性的构效关系范式与价值理性的宗旨-技术范式对于理解和有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重要启示和参考价值。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乡村治理转型与乡村振兴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也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景下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传统乡村管理模式显现出基层政权“悬浮化”、乡村管理“单一化”、自治组织“行政化”、村支“两委”“不在场”与农民态度“冷漠化”,使得城乡二元制的结构性矛盾难以消解,也导致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局面。因此,应通过乡村治理转型来推动乡村振兴：基层政府下沉衔接乡村治理事务;构建“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增强自治组织的乡村治理主体责任意识;提升“第一书记”的乡村治理水平;积极培育“新乡贤”来激活内生型乡村治理力量,由此形成政府治理、社会参与和群众自治的合作共治格局。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乡村司法之转变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迁。 从宏观社会背景看,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乡土社会的“地方性冶特征正趋于消解,传统以地缘和血缘为纽带形成的非正式社会规范日渐式微,乡村社会呈现出利益分化与规范多元的格局。 从微观社会结构看,虽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但进入诉讼渠道的案件类型中陌生人/ 半陌生人纠纷以及经济类纠纷总体占比较高且有持续增长的趋势。 与此同时,乡村人民法庭在硬件设施、人员结构以及司法的规范化层面亦获得充分的发展。 这一系列深层次的转变,构成了当代中国乡村法治建设和乡村司法全新的社会背景。 为顺应变迁后的乡村社会及其法治需求,亟需转变现行理论和政策层面对乡村司法的工具主义定位。     

乡村教育发展的内生机制研究

乡村教育发展是一项系统性、基础性工程。具体言之，乡村教育发展由乡村教育认同、居民深度参与、乡土资源开发、乡村基层组织建设四大核心要素构成，各要素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依托，促成乡村教育的内生型运作。然而，目前乡村教育发展面临乡村教育游离于乡村社会发展之外、乡村文化与校园文化冲突、乡村教育主体积极性低下、乡村基层组织教育功能缺失等困境。实现乡村教育发展由外在性发展向内生性发展的时代转型有赖于提升教育主体对乡村教育的认同、乡土文化向乡村学校的深度渗透、乡村教育的基层组织完善等。     

孙本文乡村社会建设思想略述

孙本文先生是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巨擘,在推动中国社会学学科本土化和实用性方面功勋卓著。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所提倡的乡村社会建设思想虽然无法与盛极一时的乡村建设学派代表人物梁漱溟、晏阳初相媲美,但是在当下重新审视孙本文的乡村社会建设思想则有着极其重要的启示作用。孙本文对农村社会问题的洞察可谓入木三分,对农村社会建设思路的理顺可谓高瞻远瞩。至今,孙本文的乡村社会建设思想对于我国新时期农村社会建设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古楳乡村教育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作为乡村教育运动的后起新秀,古楳深入农村,提出了兼顾社会和乡民的乡村教育思想。他认为,乡村教育与农业生产要实现良性的互动,共同发展;乡村教育要培育乡民的民族意识,发扬乡村文化的价值,重塑人们的精神家园。他提出乡村教育应当坚持以儿童为中心原则和经济节约原则。他对乡村教育中的审美教育也有独到见解。古楳的乡村教育思想不仅丰富了我国近代的乡村教育思想体系,也为我国当代农村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乡村数字经济发展中“乡村网红”的传播实践研究

在乡村社会,乡村网红是网络广场中的“乡村信息源”、自者视角下乡村社会的形象建构者和网红效应下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推动者,他们进一步弥合了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助力着数字乡村建设。乡村网红以“原生态”的草根人设传播、富有“地方感”的共情传播、集体参与下的人际传播助力媒介化乡村社会的构建,优化了乡村社会的传播格局。乡村网红的传播实践加速了乡村社会传播的“在地化”转向：传播资源从“汇聚城市”转向“返流乡村”,传播话语从集中把关的宣传话语转向共享式的民间话语,传播方式从单向的信息传递转向在地性的参与式对话。我们尚需引导乡村网红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使其为当下乡村社会传播力的提升贡献更多力量。     

礼仪文化与乡村社会和谐

礼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总名。它将自身独特的魅力烙印在乡村社会,深刻影响着乡村众民的生活实践。在与乡村风俗习惯有机结合后,成为乡村的文化基因及秩序基石。然而,伴随着近现代化进程的冲击,乡村礼仪文化一度衰落,致使乡村民众面临着诸多困惑,而乡村失序问题亦渐次产生。解决这一问题,还乡村一个和谐有序的发展局面,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重构乡村礼仪文化成为理性选择之一。     

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乡村教育

中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乡村型"大国,传统文化大多产生于乡村社会。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与变迁直接影响着乡村教育的发展与变化。古代时期,"生存型"社会决定了生活化的乡村教育、官学无力导致私学的兴起、乡里的士绅对乡村教育做出积极贡献,追求功名激起了乡村社会的自学浪潮;近代时期,城市化发展决定了城乡学堂不均衡布局、新式教育的实施造就了一大批乡村教育家;现代时期,人民公社制推动了生产劳动式的乡村教育、文化大革命导致乡村教育的断层、乡村文化的滞后要求全面实施乡村素质教育、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了多样化创新人才的培养。     

乡村文化的再发现

乡村产业振兴必须顺应和满足新时代的社会需要。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增长和转型,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社会需要的重点将从物质性需要转向文化性需要。乡村产业振兴要把握社会需要重点的这一转向,针对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性消费需求,再发现乡村文化的多重价值,重视对乡村特色文化和历史传统的保护与重建,发挥乡村文化的资源作用,推动乡村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乡村产业朝着融合方向发展,为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开创一条文化富民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