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女性文学身份探寻的文化阐释——以美国华裔女性为例

美国华裔女性作家从自身经历出发,在她们的文本中,通过描写各类疾病,折射出创作主体对历史、文化以及人类生存状态等多方面的反思.揭示了处在男权社会与主流文化双重压迫下他者地位的女性所受到的身心摧残与伤害;这不仅体现了华裔女性对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双重反抗意识,更体现了后学语境下女性对自我身份超越性别、超越阶级、超越种族的执着探寻.     

多元系统论与操纵论对翻译文学形象变迁的阐释力

翻译文学在异质文学系统中的接受和传播是文本内容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形象变迁和经典建构受社会文化语境影响颇深。多元系统论主张系统内各子系统或元素间的关联、影响和位移;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翻译文学与本域文学遵循同样的关系。翻译研究发生文化转向后,操纵论用以研究影响翻译文学动态变化的意识形态、诗学观以及赞助人等外在政治、文化、社会因子。多元系统论和操纵论对翻译文学形象变迁研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在多元系统论的理论指导下,以操纵论为视角研究翻译文学,可以扩大翻译文学研究的视野,并能勘察影响翻译文学形象变迁的隐性元素,洞悉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关系,促进二者共融共生。     

论全球化时代民族形象的文化建构

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形象塑造是各民族国家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民族复兴与文化创新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当代民族形象的文化建构既要尊重民族文化之根,也要重视在国民教育和大众文化中培育新的民族精神。民族形象的文化建构既是一个国家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民族国家应付全球化时代外来文化挑战的一项有关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工程。     

论中国古代典籍文化的现代阐释

本文认为，对中国古代典籍文化的现代阐释，构成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阐释对象的古代典籍文化产品和作为阐释主体的现代读者，进行着双向逆反交流，这就构成古代典籍文化的现代阐释活动。中国古代典籍文化的现代阐释的结果，不是简单地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更不是简单地继承或宏扬传统文化，而是现代读者能动地选择和改造传统文化，从而积极地参与文化传统的进展，并且不断地重新构建文化传统     

女性形象的文化阐释

女性形象决非女性本身,它是男性的一种文化构想物,一种人为的话语实践,是男权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语言符号".然而,由于"语言和思想的物化",人们往往以为女性形象就是女性本身,相信对女性的语言描述就是女性现实.所以,女性形象一旦诞生,便会逐渐成为一种刻板形象或定型观念,表达了全社会对女性的性别角色期待.本文拟从形象学的角度,分析父权文化中女性形象产生的深层心理基础和社会文化根源,揭示其中的权力话语关系及其运作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面向未来的生态女性建设和两性伦理乌托邦构想.     

论文学的多种阐释模式

文学的阐释模式纷繁多样,有社会学派的阐释模式、心理学派的阐释模式、文化学派的阐释模式、生命学派的阐释模式、结构主义的阐释模式.文学阐释模式的多样性产生于阐释者与文本对话的方式和目标的多样性,在本质上,是由文本的复杂性和世界的丰富性所决定的.这种状况显示出人性的多极性以及人类精神出路的种种可能性.     

全球化语境下汉语疆界的模糊与文学史的重写

霍米·巴巴 (HomiBhabha)在《民族和叙述》(NationandNarration)一书中指出 :“民族就如同叙述一样 ,在神话的时代往往失去自己的源头 ,只有在心灵的目光中才能全然意识到自己的视野。”这种情形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民族身份的模糊也导致了语言的歧异性。尽管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学习英语 ,但实际上 ,传统的“国王的英语”(King’sEnglish)或“女王的英语”(Queen’sEnglish)之纯洁性和权威地位已经被消解 ,在当今世界的英语区或非英语区出现了多元走向的“英语”(englishes)。这一事实现在也对汉语 (华语 )的纯洁性产生了有力的冲击。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提高 ,学习汉语的热潮也将逐步在一些非汉语国家和地区兴起。汉语的疆界是否也会变得日益模糊 ?华人的身份是否要进行重新建构 ?“中国文学”或“汉语文学”的历史将如何书写 ?如此等等问题 ,都将在本文中得到理论探讨。面对华语疆界的模糊以及华人身份的不确定之大趋势 ,作者持一种乐观的态度并将提出相应的对策     

跨文化阐释与世界文学的重构

本文主要讨论的问题是民族的如何成为世界的,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国文学如何成为世界文学的问题。世界文学是那些能够超越民族的特殊性而上升为共同性,为他者文化的读者所阅读并理解的民族文学。要解决民族文学如何成为世界文学这一问题,可以至少采用两种途径:翻译与跨文化阐释。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而且也是文化的选择与变异。因此翻译也是跨文化阐释的特殊形式。在现代汉语语境下,跨文化阐释往往采用以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文本的形式。这种形式不应该受到过多的指责,它恰好可以方便西方人的理解,并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服务。在跨文化阐释中,出现文化变异是非常正常的。但这种变异不是单向的,而是一种双向变异。跨文化阐释就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一种有效的策略。如果我们能够在以往视为世界中心、带有普遍性的西方文学中发现差异性和特殊性,而在以往视为差异性、特殊性的中国文学及非西方文学中发现普遍性和同一性,那么,我们就可能重新构建世界文学的新格局。     

从阐释到反对阐释--兼论超文本文学的阅读模式

阐释学在西方发展极为成熟,传统阐释学对意义的存在深信不疑,他们都没有跳出传统的形而上学的秩序,阐释就是对意义的发掘和理解。而以德里达为首的解构则彻底颠覆了这种秩序,对阐释的意义进行了极力的摧毁,把反对阐释推向了时代的风口浪尖。桑塔格、艾柯虽姿态不尽相同,但同样持有反对阐释的论调。反对阐释之后的阐释更多的走向了一种“文本体验”的阅读模式,这种模式在面对超文本文学作品时得到了最现实、最恰当的印证。。     

论古代白话小说中的九天玄女形象

九天玄女在《大宋宣和遗事》、《水浒传》、《后水浒传》、《说唐后传》等数部白话小说中频繁出现,成为众多英雄的保护神。她常常向英雄传授技艺、赠送法宝,并在危急时刻搭救英雄的性命。九天玄女形象的形成,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她武艺高强、精通战法,曾经帮助黄帝战胜蚩尤;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英雄对精神之母的渴望,同时在小说中她也带有了一些始祖母神的色彩。另外,玄女还经常预言小说中人物的命运。     

论汉语新文学的文化归宿感

汉语新文学概念突破国族地域限制,将全球汉语新文学的发展纳入整体考察之中,避免了离散文学家的归宿地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在世界汉语新文学中的主体和核心地位不仅没有消解,反而更加强化了.汉语新文学的归宿感建立在文化归宿感而不是政治或宗教归宿感方面,它不是以人格化的对象为聚焦点,不是以神化运作为指归,而是聚焦于与新文学传统密切相关的文化事件,以及这种种事件构成的文化情结,这是现代汉语文化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汉语新文学必然归心于祖国大陆的根本原因.     

《文化批判》与新文学的话语革命

《文化批判》是后期创造社创办的一个重要刊物,也是倡导革命文学的重要阵地。它以“批判”的理论姿态展开对社会现实和意识形态的重新阐释,试图掀起另一场思想启蒙运动,重建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的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新文学意义的转变,促使新文学秩序发生了分化,实现了新文学的话语革命,尤其是对中国左翼文化和文学的生产产生了重要影响。     

英汉社交称谓用语的差异与文化背景分析

本文对英汉社交称谓用语的差异与文化背景的相关问题加以浅析。     

新国学·文化的华文文学·汉语新文学

朱寿桐先生将"汉语"这种语言形态视为"汉语新文学"的主要构成性要素,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当他以此作为否定"国族意识"在学科分类中的作用,并对现行学科分类的意义做了近似笼统的否定,甚至将"五四"文学革命也仅仅归结为白话文变革的时候,就令人难以苟同了.这里有一个"汉语"与"新文学"的关系问题,也有一个"国族意识"与"文化共同体意识"的关系问题."汉语新文学"的主词是"文学",而不是"汉语","汉语新文学"的理论基础应放在文学观上,而不应放在语言观上.同样,"国族意识"构不成文学创作的主导意识,"汉语新文学"可以超越"国族意识",却不能超越"文化共同体意识"."文化的华文文学"概念将海外华文文学视为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可以弥补"汉语新文学"论证过程中的某些不足. "汉语新文学"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找回中华文学的统一性的努力,但这种努力是不可能通过对原来的分类方式的否定来实现的.我们必须在"汉语新文学"这个整体性学术概念的基础上加强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合作与交流,避免将中国大陆文学研究者单方面建构起的"汉语新文学"就视为这个学术概念的真实无误的内涵,以使"汉语新文学"不但在形式上,也在文化内涵上成为一个动态的、协调发展的文学的乃至文化的共同体.     

英语教学中适度引入本土文化知识的必要性

英语是世界较通用的语言.在大时代背景下,强调本国内部文化知识的重要性是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在新时代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必经途径,因此也必然是英语教育应该考虑的一块阵地.本文分析了我国语言文化教育的现状,并从跨文化交际、教师与学生三个不同的角度论述了适度的本土文化知识对于英语教学的必要性.     

英汉交际语差异的文化探源

交际语是语言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英汉交际语的表达方式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不仅会妨碍正常的交往,而且会产生某种文化冲突。以称谓语、见面语、客套语为例,英汉交际语差异产生的文化根源在于英汉民族文化价值上的差异。     

幼儿英语教育与国家语言文化安全

幼儿英语教育会从语言之根、文化之根上加深当前国家语言文化安全危机.在幼儿教育阶段,语言文化教育的主要任务应是加强幼儿对民族语言文化的认知和理解,初步建构其民族文化身份,铸造其文化主体意识,并形成初步的文化认同.从国家语言文化安全的角度着眼,在幼儿教育阶段不宜推广和施行英语教育.     

论后期延安文学中的“语言”

延安作家对民间语言尤其是农民语言的学习和运用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延安文艺整风前,作家们对根据地农民的刻画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到具体语言的运用确实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丑化和欧化现象,显示出与根据地农民和农民化的士兵间的隔膜。延安文艺整风后,农民语言和民间语言在新的意识形态要求下开始大量进入延安作家的话语实践,并因之进一步改写了延安作家的语言观。在阶级论和党的文学观念指导下的对于方言的运用问题,乃是为了形成阶级—民族主义规约下的现代阶级性民族或政党性民族认同。事实上,只有当农民语言和民间语言在更大范围内被纳入新的意识形态话语场中,它们才能成为后期延安文学主导性意义构成的一部分。     

英语歧义谈

借用转换生成语法理论和语义成分分析理论定义歧义,进而分析了语言交际中产生歧义的各种因素,并就如何消除歧义提出了作者的观点.     

从文本的角度看文化批评与文学研究--兼谈文学理论边界问题

文章从"文本"概念内涵的嬗变过程来考察文学理论的几次转型,认为文本是一个不断开放和丰富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文化批评与文学研究的关系,进而提出当前文学理论应接受文化批评冲击的事实,对文本概念和学科自身作重新界定,从而走向一种新的文化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