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辽代石刻看辽代社会中的贤妇观

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对已婚女性有着诸多的要求和规范，达到这种要求和规范的，即成为“贤妇”。这种对已婚女性的要求和规范，反映古代社会中的“贤妇观”。时代不同，人们的贤妇观也不尽相同。本文主要从辽代石刻出发，尤其是以墓志铭为中心，来具体探究辽代社会中的贤妇观。通过这些石刻资料，我们可以认识到，辽朝时期的贤妇观主要体现在女性的侍养舅姑尽妇道、辅助其夫尽妻道、生育子嗣尽人道以及治理内务尽才干等方面。     

辽代教育史研究的新篇章——《教育与辽代社会》评介

高福顺教授新著《教育与辽代社会》一书,以“教育”“辽代社会”两个关键词为主线,在系统探讨辽代教育的基础上,进而讨论教育与辽代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全书除“导论”外,共有七章,外加三篇附录。该书视角新颖、引用广博、完整周密,无论是选题还是内容撰述,堪称近年来辽史研究最前沿的研究论著。     

教育与辽代社会:从新角度审视辽代中国北部边疆社会治理——《教育与辽代社会》评述

《教育与辽代社会》全书由正文8章,以及附录3篇组成。本书阐述了辽代的文教政策及其发展演变、官学教育、私学教育、儒学教育、宗教教育、科技教育、辽代教育的历史地位与历史局限性,以及辽代皇族教育、女性教育、尚武骑射教育等。作者博览群书,视野开阔,穷尽史料,精耕细作。本书以实证为基础,历史与地理相结合,通过教育与辽代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从新角度审视辽代中国北部边疆社会治理,全面、全方位地阐释中原思想文化教育在中国北部边疆各民族社会生活实践中的实施过程,及其推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大融合局面的形成过程,对中国边疆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辽代马盂山考

辽代马盂山得名于辽代习见的生活器皿马盂;又有永安山、明安山、马云山等别名。马盂山是分散的个体的,喀喇沁旗、宁城县、平泉县都有自己的马盂山。马盂山又是一个整体,是今日的大兴安岭南麓之七老图山脉。马盂山是土河、三肤河、阴凉河的发源地。喀喇沁旗、宁城县、平泉县同属马盂山覆盖范围的一部分;马盂山(永安山、明安山)在契丹民族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首先是契丹民族的发源地,又是契丹社会上层人物的归宿地,更重要的曾经是契丹时辽朝四时捺钵的重要场所。     

辽代刑法制度对辽王朝的影响及其历史贡献

<辽史*刑法志>反映出我国辽代刑法制度的类别、社会作用和特点.辽代刑法制度对辽代的不同历史时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进而为我国北方尤其是西拉木伦河流域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影响深刻,其刑法制度为维护辽王朝的稳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黎族白沙起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黎族人民举行了一次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大规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是黎族人民革命斗争的一个壮举，在黎族历史和中国少数民族革命斗争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对后来琼崖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从辽代墓志中的女性典范看辽代社会的女性观

女性典范即指在道德、行为等某方面被认为是应受到世人敬仰和效仿的女性。在古代,这些女性典范往往会出现在墓志铭中。在墓志铭中出现的女性典范,并非单单只是对这些女性的颂扬,而是由此出发,表达对墓中女性某一方面品德的赞颂。通过墓志铭中对女性典范的描述,可以反映出一个时代社会上理想化的女性形象,辽代也是如此。通过辽代墓志铭中女性典范的研究,可以为探讨辽代社会的女性观提供一定的依据。     

宏阔视域下的教育史研究——《教育与辽代社会》读后

辽代教育的发展提高了北疆游牧地区的文化水平,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然而辽代教育研究却相对薄弱。高福顺教授《教育与辽代社会》一书突破史料不足征之桎梏,从宏阔视域审视辽代教育发展演变的全貌,对辽代教育与社会的互动性予以深入研究。此书是辽代教育史研究的一部力作,其出版推动辽史研究进一步向前发展。     

辽代古北口的功能

辽代古北口作为天然要塞,其战略位置一直颇受重视:作为军事要塞,许多战争发生在此;作为交通要道,其位于中京到南京必经之路:作为榷场,其发挥着沟通长城内外的功能。契丹族、汉族、奚族等民众也杂居于此。在有辽一代的二百多年中,古北口见证过战争的残酷,见证了外交的盛世,也见证了民族的融合。     

辽代奚族的地理分布

奚族一直是中国北方一个重要的民族,与契丹异种同类。为解决辽代奚族地理分布的问题,采用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着重从奚王府管辖的各部和辽国直接控制的七部奚族两方面来论述辽代奚族的地理分布,进而动态地阐述奚族演变、迁徙、融合的过程。该成果对东北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社会转型汉代国家的历史地位

周革殷命,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实现了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的第一次转型。而秦汉之际的历史巨变,以中央集权制度取代旧的封建制度,从而完成了中国历史的第二次转型。在转型过程中,汉王朝使中央集权制度完善并确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贵族土地所有制到"使黔首自实田"的土地私有化的完成;二是权力体制上的封建贵族政治到中央集权制的新型官僚体制的建立;三是在思想传统上,汉代在先秦以来"礼乐"思想的孕育中,实行"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奠定了以儒学及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华传统思想。从而确立了汉代国家的历史地位。     

汉代属国兵的特点和历史作用

两汉时期,政府采用属国制度管理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组建性质特殊的属国军队并形成建制,戍守边防。属国兵建制的发展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数量由少增多。它与中原军相比较具有领导制度不尽一致、兵役制度不同、兵种有别等特点。自汉武帝后,属国兵成为汉朝边防线上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不仅巩固了汉代边疆,奠定了中国疆域的基础,有利于当时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同时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交融,也是汉王朝边防思想和政策在边地的实际运用与体现,给以后历代王朝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借鉴和启迪。     

辽朝汉族文人心态透视

辽朝的汉族文人是辽境内高水平文化的负载者,其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对本朝文学的影响十分显著。对他们的社会心理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辽朝汉族文人的政治态度在前期呈离心趋势,至中期则表现为向心趋势,辽亡前后则以灵活性、变通性为主要特征。民族关系的变动是影响汉族文人心态的最基本的因素。     

西汉辽西郡的防务与交通

辽西郡承担"北边"重要防卫区段。其守备条件和军事地位的特殊性,与同时联系沿海地方的交通形势有关。在战国环渤海地区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因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西汉辽西交通获得了更好的发展条件。秦二世巡行辽东与秦二世时代"治直道、驰道"的关系,不宜忽视。辽西地方实现"北边道"和"并海道"的交接,在军事地理和交通地理位置上均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并海交通道路的规划和建设,利用了辽西走廊"地势平衍"的自然地理条件。     

论秦汉时期齐鲁文化的历史地位

春秋战国时期 ,齐鲁之地就是公认的文化中心 ,进入秦汉大一统之世 ,齐鲁仍长期保持着礼仪之乡、文化之都的特殊地位。齐鲁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和维系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齐鲁经济实力的强大和政治地理形势的重要 ,使其一直受到历代帝王的重视 ;汉代的经学也是由齐鲁之学发展而成的。齐鲁文化不依赖政治权威 ,而凭借学术积淀和人才等文化因素形成并维系了自己的优势地位 ,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文化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宝贵资源     

《论语》在汉代之地位考

《论语》在汉代处于比五经略低的地位,但其虽没有享受到经的待遇,却也高过其他儒家及诸子,是汉代皇室及士人的必读之书,并且到后汉其地位已渐有升格之势。     

两汉前期世风之比较

西汉前期和东汉前期的世风表现出很多相似之处,也存在一些差异。对二者进行比较,有助于加深对汉朝社会的认识。从分析两汉的社会背景入手,分四个方面对比了两汉前期的社会风尚,即出身观念、奢侈、守礼、区域性特征,由此得出两汉世风差异的原因在于统治社会的思想不尽相同以及作用差异的结论。     

汉代田庄依附人口社会地位辨析

汉代田庄主以雇佣劳动或收取地租为手段控制的宗族、宾客、徒附、部曲、奴婢等众多依附人口,除奴婢外,他们不仅在法律上是国家的编户齐民,而且在社会现实中,其绝大多数也处在国家掌控之中,承担国家的义务.即使是在东汉末年群雄并起的非正常社会状态下,田庄中的依附人口即便不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也在地方割据政权的控制之下.否则,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权都将无法正常运转.     

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的过渡:汉末社会批判思潮

两汉经学思潮的兴盛引发了汉末一系列流弊,在汉末社会批判思想家们探讨本末颠倒和名实相乖等流弊的过程中,本末观的思想方法凸显并逐渐清晰,最终成为魏晋玄学本体论建立的基石.老子思想在汉末的被激活和被吸收,是联接两汉经学转为魏晋玄学的又一关键环节,而这一环节,我们亦可从汉末社会批判思潮中找到清晰的痕迹.